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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福建升高升高的野史道路,毛泽东传

时间:2019-06-30 03:19来源:现代文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④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⑥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⑧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内容摘要:今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当代福建升高升高的野史道路,毛泽东传。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④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⑤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⑩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⑾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当代福建升高升高的野史道路,毛泽东传。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了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⑨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⑩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⑿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⒀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⒁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⒂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⒄

关键词:西藏发展;进步;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⒇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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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⑨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⑩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⑾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⒂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⒃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⒅《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⒆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⒇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页。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1月8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⑤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
  ⑨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⑩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
  ⑿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97页。
  ⒀《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24页。
  ⒁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年4月14日。
  ⒂《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页。
  ⒃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1949年4月1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⒅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1页。
  ⒆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⒇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年7月10日。
  (21)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1949年9月12日。
  (22)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年7月16日。
  (2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25)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6月26日。
  (2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1949年8月6日。
  (30)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8页。
  (31)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177、178页。
  (3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页。

  今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协议”有前言和十七条条文,因此也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协议”的主要目标有两条:一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第一条);二是“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第二条)。考虑到西藏当时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四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第十一条)。谈判完成时,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高兴地对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说,在座的各位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对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听取了参加和平谈判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汇报,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晚上,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签订,并发表讲话说,现在,西藏各方面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协议的全文,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同时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阐述了签订协议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在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5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三个视角”“两条线索”,认识当代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道路。

(摘选自中国政府白皮书《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第一个视角:西藏地方历史。西藏地方千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第一个高潮是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积极加强与唐朝的联盟,引入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反映了唐蕃时期藏汉民族的友好交往。第二个高潮是公元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后,也结束了藏族地区分裂割据、四百年混战的局面,西藏地方进入了国家施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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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在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中,既有光华四射的高潮,也有沉重暗淡的低谷。第一个低谷是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以前“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四百年。第二个低谷是16世纪中叶以后至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由于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统治,由于英国的两次入侵,西藏进入封建农奴社会“长期停滞”的四百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和平解放之前。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以和平解放为新的历史起点,西藏经历了历史无法比拟的深刻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空前宏大的实践创新,迎来了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高潮。西藏的发展进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极富特点的精彩篇章。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②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六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诞生,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开国之初,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这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的北疆和南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④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⑤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⑥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⑦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⑨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⑩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定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6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⑧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⑨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②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作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④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0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0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奥门新萄京8455,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②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③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而成为中华大地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①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⑤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氏写了一首《浣溪沙》送毛泽东。毛遂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当代福建升高升高的野史道路,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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