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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南宁起义的参谋长,共和国三13个人法学家

时间:2019-06-18 21:26来源:现代文字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1922年,他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判胡适所谓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认为“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在中国,“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他说:“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他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篆、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备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沦、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解决了建立革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建军的宗旨与任务,他指出:孙中山设军校是要建立“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关于军队和党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革命军队“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的灵魂”。“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对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他指出:革命军队必须同人民紧密团结,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成方案,详细商计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香港口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亲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认为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成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捐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织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未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枝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计划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作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人,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渍,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趋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遭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亲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放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侥,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扩大衣军队伍达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一、创建人民军队

  1927年7月上旬,为“东征讨蒋”,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部队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这个方面军辖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贺龙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在这一地区集结的共产党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约2万人左右。

八一建军节的故事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据统计,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 八一建军节的故事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它表明: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当天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坚持认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应该争取张发奎参加,否则不能举行暴动。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第二天,中共前委再次开会进行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第二天到达南昌集中。起义最终取得了成功!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兼方面军前敌代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2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歼敌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在此期间,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www.gs5000.cn 据此,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不胜,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加入到该地区的革命斗争。退出三河坝的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一节待命武汉

  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创建了共产党自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周恩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起义的大体设想已经有了,但具体行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据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沪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这里所说的“中央”,系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刘伯承向“中央”汇报后,只得到“军委会”一番空洞的“嘉奖”。耳闻目睹,英、美军舰侵入长江者已100多艘,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后,宁汉合流的趋势一天比一天明显。他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对头。汪精卫主张分共,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在武汉捕杀共产党的风声,越来越紧。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分子,都面临着一种抉择:向左还是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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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①,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天津学生界的领袖,同时与其他进步分子组织了觉悟社。1920年再度出国,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曾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组织武装起义正是聂荣臻的迫切愿望。他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当时,因形势紧张,中央不少负责人已先后转移到九江。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坚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命令。与会者最后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批准后再行动。

  为求得对于局势的透彻了解,他偕参谋长韩百诚去拜访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鉴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已陷入破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至于国民党内,虽然宋庆龄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武汉方面的右翼军人杀机渐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在这期间周恩来认识到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表于1922年《少年》第六号上的《评胡适的“努力”》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写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在当时陈独秀根本不抓军队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为周恩来回国领导军事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态势。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仅仅三个月,但是这期间他所做的一件工作却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于是,李立三等人于九江会议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①并把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

  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

  1924年11月,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主持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和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成立后,对援助广东农民运动,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援助省港罢工工人以及在东征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1925年春,周恩来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在当时,党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区委,都还没有领导军事的部门,所以周恩来实际上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

  7月16日,传来了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的消息,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1925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建立了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叶挺独立团虽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刚成立时,全团就有共产党员20人左右,建立了党支部,革除了军阀作风,废止了打骂恶习,培养了官兵一致的新风尚,成为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力量。在北伐进程中,叶挺独立团骁勇善战,从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昌,一直充当前锋,长驱直入,第四军因而博得了“铁军”的美誉。

  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的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原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杜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党的召唤。

  后来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商谈过,要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中,各建立一支像叶挺独立团一样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这一设想由于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到了武汉后,叶挺独立团又加以扩充,后来其主要部分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①李立三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氏。安全是不成问题的。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于这些来客,刘伯承虚与委蛇,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谢绝了。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健全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军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整个学校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这支新成立的黄埔校军在东征中屡挫强敌,攻城拔寨,为东征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的胜利与周恩来主持下的军校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左派将领,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把该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的机会,把左派部队带去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合流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3个军,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许多左派将领,如叶挺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第二方面军各部正由武汉、武穴向九江、南昌集中。先期到九江的谭平山做贺龙的工作,贺龙态度激烈,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这时张发奎已被汗精卫拉过去,宣布实行“分共”的政策,命令叶挺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我们应当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发奎)朱(晖日)与我们一致。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到武汉交中共中央决定。会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又具体研究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于当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出征前的誓师典礼上,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向校军作了战前动员。东征开始后,政治部就规定: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还唱道:“扎营不耍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在这样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中,校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真正的革命军的形象,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军民关系。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周恩来不仅要求政治部制定纪律,严格要求校军,还十分强调对军队进行革命观点的教育,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明确革命任务,了解革命理论。他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讲道:我们在黄埔军官学校“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力量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懂得“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是为“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进行革命战争的。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8月1日凌晨2时打响的,到凌晨6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3000人。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让官兵及群众了解党(国民党)的理论、主义、政策,要让士兵了解自身生活环境,要让官兵懂得革命的原因等等。周恩来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这些要求,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革命武装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团。

  第二节主持参谋团

  周恩来还要求政治部积极向群众展开政治宣传和进行组织工作,他不仅组织了武装的宣传队沿途进行演讲和表演,还召开各界联欢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的主张,开创了政治宣传的新方式。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联合各种力量支持东征。

  第七十三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根据这种局面,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第二十五师整个师拉走的。

  在九江的吴玉章,主持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前往南昌的中共的重要干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泊承到九江,也住在这里。对于刘伯承的到来,吴玉章是非常高兴的。他想到一年多以前他和杨闇公介绍刘伯承入党,为党延揽了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心中暗暗地感到欣慰。

  在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成绩斐然,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最有成效的尝试。这一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细致的才能受到了一致的推崇。

  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3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

  南昌,江西省的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①当时的南昌,不仅在地理上成为军事要冲,而且在政治上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形势。1927年7月底,这里群英毕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以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来到了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

  1925年10月,周恩来又参与和领导了第二次东征。他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第一师党代表。他在总结第一次东征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亲手组织了一支更加强大的宣传队伍,下设两个支队共163人。他还制定了更加充实的宣传内容,亲自拟订了宣传队的19条宣传口号,并向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4点注意事项。

  8月1日,聂荣臻率领起义队伍由九江经德安向南昌开进。行至德安一座铁路桥旁,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从后面赶来,火车停下,队伍也停下了。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聂荣臻当机立断,叫张发奎往回开车,但他不肯。

  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和其他委员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为了便于准备,决定将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

  这一次的政治工作比上次东征更加细致,更加注重了士兵的要求,越来越符合实际,作用也越来越大。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主张给予反击。在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一起讨论时,周恩来分析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但当时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却反对这一正确意见,主张接受蒋介石条件,把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向蒋介石作出了大的让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聂荣臻命令身边的一个排长:“你让他往回开车,他不开车就朝天鸣枪。”

  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两人格外高兴。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让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两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建校、建军的重要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这个排长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聂荣臻就喊了一声:“放!”一阵排枪,把张发奎吓坏了,他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聂荣臻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还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交还给张发奎。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发奎,所以不能不留有余地。

  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约3000余人。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就南昌外围乃至整个江西而言,起义军又处于明显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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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向南昌。紧急、炎热、干渴,但部队情绪很高,精力旺盛。8月2日拂晓时,聂荣臻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上的鲜艳红旗。

  根据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各将领任务区分如下: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的动态。

  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很高兴,说:“设想到把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刘们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通知了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积极协助起义军搞好通信、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

  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汇入南昌起义的队伍,编为起义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

  ①唐·王勃:《滕王阁序》。

  8月2日,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仍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他熟悉叶挺,很高兴与叶挺一起领导十一军的工作。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30日从九江赶到南昌,传达国际和中央指示。周恩来当即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和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张国焘说:“中央意见暴动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等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暴动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那一派的包围,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计划,共产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激烈辩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到31日早晨,会议接着开,又辩论数小时之久,周恩来忍无可忍,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正在这时.得到报告,说张发奎已参加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产党人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等人。这使张国焘的意见显得十分荒唐可笑。张国焘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没有休息整顿,于8月3日起,匆忙地从南昌启程南下了。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各部按照预定的部署向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第二十军一名副营长叛变告密,敌军已有严密的警戒,于是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到清晨6时,驻南昌市区的敌军3000多人停止抵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社会秩序井然。颈挂红领带的起义军战士威严地守卫着重要机关,巡逻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头围观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各群众团体组织的慰问队,抬着猪肉、西瓜,慰问起义军。

  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十师,4日到达进贤时脱离起义队伍,转向浙江,拉走占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八月的江西,暑热蒸人,山路崎岖,行军异常困难,只得丢弃重型武器装备,途中生并离队所造成的减员十分严重。对这些,聂荣臻后来认为,主要是没有在南昌整顿部队造成的。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共40余人,刘伯承和李嘉仲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会上选举了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周恩来、叶挺等25人。又推选出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谭平山。在单命委员会下面,分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主席,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起义军沿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于9月5日到达长停沿途经激烈战斗,击溃了钱大钧、黄绍竑部,虽歼灭数千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少。聂荣臻在1957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①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数百名伤病员被送迸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得到了治疗。然后,起义军出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境内。19日占领三河坝后实行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侧背;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聂荣臻后来说,三河坝分兵使主力拆开,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失策。23日,起义军进入潮安。24日晨,占领汕头。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

  这时,敌人的重兵正向潮汕附近集结。陈济棠率粤军主力3个师从广州向粤东推进,汇合王俊的警备旅,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七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部牵制着三河坝第二十五师。起义军于26日向北迎击粤军,进军揭阳。由于分兵3000人留守三河坝,又分兵1000人守潮州(第二十军三师),起义军仅能集中6000人,只及当面敌军的三分之一,而情报又发生错误,以为敌人只有1000人。28日,起义军向揭阳北部山湖地区攻击前进,首先击破王俊的警备旅。

  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①参谋团的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在汤坑周围所发生的战斗,是起义军数次战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最激烈的战场在汾水镇。此镇北面二三百米处的高地是争夺的制高点,薛岳所部新编第二师控制着制高点及制高点背后的一片高地;东面,村头外是个不足百米高的山头,贺龙、叶挺和聂荣臻就站在这个山头上指挥战斗。因为汤坑是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这次战斗为汤坑战斗。聂荣臻对这次恶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汤坑战斗时说:唉!就是正面与敌人打,不晓得侧面包围起来,双方隔着一个山的很小的角角,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不退,我也不退,就在那里对峙着,打了一天,后来,派了一个营,想侧翼迂回,没有成功,到了黄昏就撤,两边都撤了,他们撤了,我们也撤了。那一仗我们伤亡很大。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代总指挥,①《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71页。

  汤坑战斗起义军歼敌3000多人,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

  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在临川组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3个师:第二十四师师长占勋名(会昌委任的),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后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军,将队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起义军,但未获结果,后将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指挥。从此,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敢于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军队诞生了。刘伯承就以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1927年9月30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十一军殿后。中途,叶挺、聂荣臻碰到贺龙的副官,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

  第三节随军南征

  原来,就在他们从汾水后撤时,潮州背后响起了枪声。黄绍竑所部9000人进袭潮州。潮州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只有1000人,其中包括将近三分之一的伤员,此外还有第六团一个营。当日黄昏,潮州失守。

  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路线。会议由刘伯承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和苏联顾问纪功。

  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叶挺说:去海陆丰不是办法,第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如果去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不行。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

  南进的目的地是广东东江地区。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县)3州所属25县。共产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还在蓬勃发展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决定,参谋团把进军目标放到了那里。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邹进入嘉应州地区。少数军事指挥官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部队接济。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对于叶挺的意见,作为党代表的聂荣臻,煞费踌躇。去福建自然别具慧眼,情况诚如叶挺所说,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当营长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5页。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大为紧张。他指挥所部7个师,全力堵截起义军。当起义军通过广昌,分两路向壬田前进时,钱大钩部约9000人已在会昌、瑞金一带,其先头两个团——在壬田布防;黄绍竑部约9000人,正由赣州经零都向起义军逼进。

  的情形有所了解,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命令。作为军的党代表,在一种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支配下,聂荣臻说: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走,不就成了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敌委员会再说。

  8月25日,贺龙率第二十军经石城击溃钱大钧部进入壬田。叶挺第十一军取道宁都,于次日到达壬田。两军会合后,当日占领瑞金。在瑞金查获敌人文件,得知敌屯重兵于会昌。参谋团开会研究对策。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侧后。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零都溜走。参谋团一致通过了刘伯承的作战方案。

  于是,他们掉头过江,经揭阳,于10月3日中午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的二十军先到流沙,已向海陆丰前进。

  敌军在会昌的兵力部署是:以钱大钧的3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2000余人集结于白鹅圩一带,与会昌成犄角之势。

  周恩来率起义军领导机关部分成员,于10月3日从汕头退到流沙,等待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领导人,准备召开紧急会议。

  起义军于8月30日早晨向会昌发起进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由第六团和教导团组成,实力约千余人)在城东北展开。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刘伯承随周恩来到叶挺部队指挥。由于第二十五师夜间行军走错了路,耽误了到达会昌的时间,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攻击一度受挫。

  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人。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贯彻已经商定的决策,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

  叶挺不避危险,一直亲自指挥部队攻打敌军制高点寨。刘伯承紧随其旁。一连几次攻击失利。第二十五师终于赶上来了。叶挺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坚决拿下寨,他指着寨敌人的阵地对师长周士第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刘伯承接着强调一句:“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说着,抬手从寨到指挥部的方向,划了一道弧线。周士第顿时明白了拿下寨的意义,他马上率领两个团向寨发起猛烈的攻击,经反复冲杀,终于攻下了敌人的阵地。第二十四师同时展开了进攻。第二十军方面也打得很激烈。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攻入会昌城,钱大钧部被歼6000人,他带着剩下的3000人落荒而逃,狼狈得连轿子也顾不上坐了。

  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他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定了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

  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忽然见到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叛变的通电。陈浴新将南昌起义的经过尽其所知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南征的目的和进军的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廷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的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9月2日,驻防洛口的黄绍竑部2000余人突然来攻会昌,遭到第十一军还击后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人的抑留战术,目的在于引诱起义军向洛口进攻,迟延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以便在东江调集围攻兵力。起义军为打破敌人的意图,并未与敌纠缠,径直向长汀进发。

  这次会议的精神,在汕头时就大体上决定了。9月26日,起义军领导人在汕头开会,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汇合,非武装人员转往香港或上海。

  9月初,起义军翻越崇山峻岭,向长汀进发。虽逢炎夏酷暑,道路又崎岖难行,但满眼层峦叠翠,溪流蜿蜒,随处都有浓荫遮蔽。每次行军小憩,都是一件乐事。一次部队在竹林里休息,刘伯承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巡视,立即被军官们围拢起来,有人请他讲述从沪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经历,他简单地作了介绍,强调说:“从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到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公开反共;证明了周恩来同志说的一句话:‘一切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线。”许多仰慕刘伯承的青年军官请他谈谈带兵打仗的经验,刘伯承说:“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仗总是要打的。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兵。带好兵的经验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打仗的经验千条万条,但作为初级指挥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条:不惜牺牲,身先士卒。当连长、排长的,只有做到了这一条,就能把队伍带上去。”大家听了,心悦诚服。

  在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叶挺发言。他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他所谓“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聂荣臻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讲的善后办法。

  瑞金一带的人民,在会昌大捷的鼓舞下,在起义军关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积极支援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到长汀,大部分伤病员是民工用担架或竹椅抬送,许多农村妇女,也帮助抬伤员,运辎重。民工们穿插于队列之间,和起义军战士并肩而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对起义军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

  会议开到午后2时左右,镇外山头上出现敌人,会议匆匆结束。能够集中的起义军余部,按预定计划离开流沙向海陆丰转移。

  起义军的阶级路线是非常明确的。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赣东一霸。革命委员会接到许多苦主鸣冤告状的信,经调查属实,立即把他逮捕,召开群众大会,由李立三当审判官,历数他的罪行,然后处决,人心大快。

  下午4时左右,部队行至流沙西南5里的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十一师拦腰切断冲散,失去了控制。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作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估计只要击破此敌,起义军就可以在东江地区站住脚。

  天色转暗,聂荣臻和叶挺还在最后的阵地上,看着在夜色中四处流散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

第四章南宁起义的参谋长,共和国三13个人法学家。  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设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三师卫戍潮汕,又从第二十四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敌人伤亡3000余,所以,也撤出战斗,并未组织追击。

  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在担架上还喊着:“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地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安静和休息。”

  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至此,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月7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撤到一个村子,商量了一下,遣散了警卫人员,在夜色里走向陌生的旷野。

  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余部1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一路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行动起来倍感困难。就在他们茫然四顾时,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聂荣臻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你一定要掩护我们到香港。”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陆丰甲子镇,准备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不巧,台风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只好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有一支手枪自卫,为了安全,第二天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黄秀文家只有一张床,给周恩来睡,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睡在地上。一连数日风雨大作。奔波、疲劳、焦虑,使周恩来疾病进一步加重。于是聂荣臻等人护送周恩来到靠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可靠的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住的是靠海边半山坡上一间孤零零的房子,人们传说,那是个闹神闹鬼的地方,平时没人到那里去。治疗四五天,病势好转,杨石魂陪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向香港飘去。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第四节留学苏联

  南昌起义失败了。在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余部1200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于10月7日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加强了由彭湃创立和领导的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与钱大钧部激战3昼夜,由三河坝转饶平,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于次年初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贺龙、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郭沫若等人于10月陆续安全转移到各地。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

第四章南宁起义的参谋长,共和国三13个人法学家。  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混。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降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①。到了香港以后,聂荣臻于1927年11月4日曾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至今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刘伯承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钧甫兄:②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36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

  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夏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③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④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⑤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P”的发音。

  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问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同学们请教。有的同学看他学俄文实在吃力,就对他说:“我给你翻译吧。”他说:“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学。”他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有了革命武装斗争应该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晚上,同学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部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凭这种日以继夜的顽强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他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6页。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程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则学苏共党史和哲学。教官每天大约讲授5小时,其余时间自修。刘伯承攻克了俄文关,能直接听教官讲课,直接阅读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有实弹射击例外。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准,右手握枪,很难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伤残而降低要求,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射击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学校里有一条标语:“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

奥门新萄京8455,  ②中央军事部的代号。

  他对这条标语非常欣赏,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③士第,即周土第(1900—1979),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学习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总的是执行国际主义政策,但有的教官脑子里不免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一位教官讲解什么是边界线,竟然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线。”

  ④赵自选(1901—1929),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有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雕塑,一个中国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这个中国人的辫子,一只脚踩在中国人的背上。刘伯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⑤玉阶,即朱德的字。

  1928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大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刘伯承报告分为五个问题: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在这五个问题中,他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组成状况,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和各军阀集团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和争斗,造成了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他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他认为,“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要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陆海军和警察中进行政治与组织的工作”,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苏联不久,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

  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错误”。

  这四项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材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院长是爱迪曼上将。刘伯承一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对他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共6人,与刘伯承同学的有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等。当时6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践结合起来学。每学一门课,他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无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表现出比别的同学学得扎实,理解得深。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同学们喜欢看电影,或听听音乐。有一次刘伯承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色银花》,描写中国人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这个电影大大刺疼了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当场他就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他深切感到弱国之民无地位,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以后,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他都不去了,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

  同学们叫他,他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部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第四章南宁起义的参谋长,共和国三13个人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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