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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文化艺术走向

时间:2020-05-08 08:04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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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我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作为作者,我曾经在“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这一栏目发表随笔,在5年内写下30万字左右的读书随笔,结集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译介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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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为西方读者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使其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一种猛烈的冲击,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物质文化:中国特有的器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建筑风景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中国器物和建筑风景必然和外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在小说中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和建筑风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这些器物和建筑风景的性质状态展现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Therewasalsoajadejuyi,apurelyornamentalbutimportantformalweddinggift,usuallyplacedonthetablefordisplayasasymbolofgoodluck.在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意是一种饰物,象征着吉祥如意。作者在小说里不但对如意进行了音译,同时又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器物,使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的姓名、称谓以及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文化名词,民间俗语和格言在旧中国根据人们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会给与其不同的称谓。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这些称谓进行翻译。比如奶奶、老爷、丫头,作者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些称谓,作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必要时加注。比如汉语中的“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作者分别分别把它们音译成了:Tachieh、ErhHsiaochieh和SanHsiaochiech,还在括号中加上注释,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外国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在翻译此类文化术语时,不仅表达了每个风俗习惯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例如:Shetookoutofherjacketapackageofsilverandturneditovertothebride’smotherandsaidthiswasthemenpao,orpresentsofsilverfortheservantsofthebride’sfamilywhichinthiscasemeanttheservantsoftheYaos.在旧时代的中国,赏门包给下人是一种旧习俗,它能为主人面子上增光,同时显示了主人的仁慈和大方。在小说中作者先是把门包音译给读者,然后对其实质和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正是对异化翻译策略成功运用。它不仅使读者对旧中国“赏门包儿”的民间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读者对中国习俗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民间的俗语和俚语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它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精华所在。作者在翻译此类语言时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Thiswaswhatisknownas“killingalandscape.”它要表达的是中国民间俗语“大煞风景”,在英文中是没有类似的比喻的。作者把原句中的生动、形象比喻翻译到英文中,加深了读者对原句含义的理解。

3.精神文化作者在《京华烟云》每部分开头都摘选了一部分庄子着作的内容。比如出自《庄子•大宗师》的“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作者把他们翻译成了“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r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作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使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接收英语表达习惯的同时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从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与启示

异化翻译是缓和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原语风姿、了解异国文化、丰富语言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五个方面,以下内容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异化翻译对源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异域文化的描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把原文中有别于自身的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译文中进行还原式再现,使译语读者对原文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2.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不仅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式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包括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以异化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风采;

3.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异化翻译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比如“因特网”“沙发”“啤酒”这些我们常见的生活词汇,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汉语词汇中,也属于英语的语言内容。翻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这些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

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间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异化翻译可以使读者了解有别于自身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进而吸收和借鉴异国语言;

5.由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产生了障碍。异语翻译可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异国语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缓和文化冲突。综上所述,异化翻译策略在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策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伴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也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迫切希望互相了解,并都想让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国际人口快速、频繁流动,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广大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其它电子媒介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为不同国家、民族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异语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特色,反映异国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能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还能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但是,异化翻译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它不可能完全代替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两者只有主辅之别,没有高低之分。译者应该在了解原文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文本翻译目的,然后综合考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选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以达到最理想、最完美的翻译效果。

作者:卢黎红 单位: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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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作为读者,《世界文学》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我不懂外语,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作家,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着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着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着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着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着,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着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着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着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着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作者:邹洁 游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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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正当其时,电子媒介年代今世管工学特出钻探。《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教授继1995年出版《译者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之后,于1998年出版的有关翻译研究的第二部专着。在短短的三年之内,韦努蒂教授就推出两部对后来全球翻译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译者隐身》已由张景华、蒋骁华于2009年译出中译本,而眼前的这部译着便是可视为其“姊妹篇”的《翻译之耻》的中译。

自古至今,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语言的边界拓展到哪里,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冲突与融汇,造就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新风貌。

奥门新萄京8455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正当其时,电子媒介年代今世管工学特出钻探。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纪廉所说,“只有当世界把中国与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从未忘却“走向世界”的初心,始终通过翻译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传播中国故事,讴歌中国道路,展现文化魅力,这也成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那些本来就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海外读者更加关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译介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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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涅槃”“刹那”“众生”“觉悟”“禅”“因果”……汉语中约有3000多种词汇,来自对佛经的翻译。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而“开山”的资源,正来自于他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们的翻译,来自于他对异域人生的认知与勘探。《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也正是鲁迅先生创办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

能否深刻表达一个民族复杂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人生境遇,是衡量民族文学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各国读者可能并不了解俄国的历史文化,但在读过《战争与和平》之后,就会被其中描写的俄国人民的幽深情感和独特历史所震撼。从这个角度上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跨越时空的全球传播价值。从古至今,曲折的历史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富矿”,唯有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民族故事,中国文学才能更好地打动各国读者、引起共鸣。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学译介起着重要的作用。

韦努蒂

当下,有些人用“翻译体”这一说法,表达对某种欧化语言风格的不满和不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陌生感和先锋性的拒绝和回避。西方语言所具有的个人性、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汉语中公共性、感性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隐疾,从而更加准确、客观、有力地面对这剧变中的世界。

中国文学的主动译介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仅仅是为了让西方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实际,将读者放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随后到80年代,译介在选材、翻译、出版等各个环节都开始考虑受众,但多是从传媒所有者的利益出发,“传媒本位”色彩浓重。而从90年代至今,译介较多关注译本的质量、数量和销量,其效果少人问津。可见,要解决中国文学在目标语语境中“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尴尬局面,必须树立受众本位观,研究受众的需要与期待,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学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译介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例如,虽然美国对中文的日益重视为中国文学译介提供了绝佳条件,但其翻译编辑较英国或欧洲的编辑似乎更具“侵略性”,对文本的改写幅度相对较大;而美国的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对翻译文学出版缺乏持久热情;美国的专业读者主要采用原本和译本的平行阅读;目前,美国的高中文学教育已开始引入中国文学素材……可见,中国文学译介须“因地制宜”,对中国文学在不同国家的“落地”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梳理和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现状。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着选材“水土不服”、文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等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构建完整的中国文学译介体系,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总结世界各国文学译介的历史经验,为当前的中国文学译介工作提供借鉴。具体来说,不仅要研究非欧美文学作品在文学市场上的传播,如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文学浪潮,还要研究一些突破型作家的成功案例,如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村上春树和中国的刘慈欣等。

《译者隐身》运用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末的英美翻译史。在该着作中,韦努蒂发现“通顺”译法超过了其他翻译策略,塑型由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外国文学经典。站在英美语言及文化的立场上,韦努蒂拷问在翻译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诸种本土价值观念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进而将其遮蔽。他继而拈出一种能对抗通顺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旨在倡导在异域文本中传达出原作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选取欧美的各种翻译文本作为实例,详细阐述了翻译可以被视为研究和实践差异的场所,恢复并修正已被遗忘的翻译,从而建立起另外一种“异化翻译”的传统。

作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汉语的美与力,也只能通过表达的陌生化与思想的先锋性来实现。就像异邦“陌生的”“先锋的”马铃薯、番薯、玉米、西红柿、棉花、辣椒进入中国,使长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麦而维持生存的华夏民族,在遭逢种种战乱、屠戮、瘟疫之后,能够从汉唐时期的6000万人口,增长到清末的4亿人口——大地和节气是翻译家,而翻译家也应该像大地和节气,将种子转换为食粮和人间烟火。

《翻译之耻》延续并深化了《译者隐身》对翻译的考察。韦努蒂开门见山直接提出问题:是什么使得翻译这个需要译者付出巨大劳动并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的智力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他自问自答,翻译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受尽了耻辱:翻译遭到版权法的排挤,为学术界所轻视,并被出版商、政府、宗教组织所剥削利用。接下来他追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诸种耻辱?韦努蒂站在社会文化这个宏大的立场上来审视翻译问题,分引言和八章就上述问题给出了回答。这八章分别是:“异质性”“着者身份”“版权”“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学教学”“哲学”“畅销书”以及“全球化”。这八章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相连: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以及文化领域中,翻译受尽了多种耻辱。韦努蒂操用不同的后结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全球化理论,分别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关于这些耻辱的成因,韦努蒂总结为两点:第一,是翻译界内部认识的不一致造成了被边缘化;第二,是翻译界以外各学科和社会力量的排斥与打压,造成了译者的无名地位。

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就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异域先贤借翻译家之口,像表演双簧一样,传达了来自陌生世界的新认知、新惊喜。向那些异域、异样、异常的表达献上敬意,这并非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汉语在开放中只会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而不会夭亡。正如奥登所说:“翻译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译也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深度。从五四到当代,包括翻译家在内的写作者们,汲取异域文学的营养,赓续汉语的伟大传统。比如,郭宏安翻译加缪时,为了呈现其言语中“高妙的贫瘠性”(萨特),就时常翻阅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简约节制的言说风格中获得呼应和启发,继而为加缪进入汉语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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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建设进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些话让我感动,它体现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翻译家的劳作就是争取“外援”,使作家们的“挖掘”、历史的“内应”,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汉语文学传统这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巴别塔》

我想以此来表达对翻译家、对《世界文学》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域先贤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里尔克或者说冯至,济慈、雪莱或者说穆旦,罗曼·罗兰或者说傅雷,杜拉斯或者说王道乾,布罗茨基或者说刘文飞,等等等等。

引言明示该书的目的,即要通过质询翻译与使其边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诸种翻译之耻。在这里,韦努蒂阐明自己使用的是一系列的文化研究的手段,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对当下翻译行为、译者地位的思考,用以更恰切地评价翻译文本所起到的社会功用,拓展翻译项目,并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项更为稳固的学术研究,从而为翻译赢得更大的文化权威与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

我喜欢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一首名诗《自画像》,其中两句是:“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先驱和前贤。作为阅读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负债人。好在,我还是一个写作者,那就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偿还一点债务吧。

第一章“异质性”从学理层面阐明翻译是一门广阔的学科领域,涉及语言学、多种外国语言、比较文学与人类学。在这些领域不可通约时,对翻译的误解便会产生。为了突破这些误解,韦努蒂引入“少数文学”的概念,并认为语言是一种合力,标准方言占据着主导,翻译要释放出“语言剩余”,这样就会颠覆标准方言。少数化翻译所带来的异质性话语,能彰显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站在这一立场上,极力地批判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诸种局限。

在第二章“着者身份”中,韦努蒂认为使得翻译处于边缘地位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现行的着者身份观念。因为,通常情况下,原作是原创的、独立的文本,译作则被看作是原作的模仿,因而是派生性质的、非独立的文本。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限制了翻译的发展,阻碍其跨越不同的文化层级。韦努蒂使用路易的例子,说明翻译理应被认为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韦努蒂将这一边缘的因素追溯到这个层面,是极富洞见的。

第三章“版权”认为,版权法也是翻译之耻的根源之一。现行的版权法注重原创,贬低译作,无视译者的创造性付出,因而直接造成出版商对译者的经济剥削。原作者的创作行为受限于写作目的、读者群、文化、历史等因素,译者创作译作,是截然不同于写作过程的,因而可视为独立的创作。如果原作者和出版社非要把持住作品不放,则这些作品就会毫无翻译价值。秉持着这一认识,韦努蒂认为原着出版后的五年,译者即可无偿使用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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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认为,翻译总是归化行为,将异域文本铭刻进本土易于理解的语言与文化价值观,而且这一铭刻过程,则操控着翻译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环节。这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响。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也带来翻译之耻最为深刻原因的,就是文化身份的形成。翻译能释放出巨大能量,用以建构并再现异域文化。选译不同的异域文本,制定不同的翻译策略,能为异域文学、文化建立起独特的本土经典。因而,翻译可以塑造身份的形成,推动它的革新与变动。韦努蒂本章列举的例子,如古典学学者琼斯、日本小说的美国译者福勒、《圣经》的翻译,都精准地例证了前述观点。在本章的结尾,韦努蒂阐释了两种翻译伦理:化同伦理以及差异伦理。他认为后者能将异质性引入。这一差异伦理的提法,是这部着作的核心概念。

第五章“文学教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一直是译出最多的语言,同时又是译入最少的语言。这一格局的不对等维持了英美享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霸权。这种统治地位,与翻译所处的边缘地位碰巧同时存在。韦努蒂首先考察课堂教学中翻译的状况,认为在文学及理论课堂中,翻译作品被大量使用,教师也通过大量译作来讲授外国文学、哲学的思想与观念,但同时极力回避所使用的材料是经过“翻译”的。这显然是对翻译的漠视。韦努蒂号召要正视翻译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译作中必定包含大量的语言剩余。讲授译作,就是要讲授译作中的语言剩余。所以选择译本时,要选择语言剩余丰富的译作来讲授,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意识到翻译在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层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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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字

第六章“哲学”沿袭了第五章的思路,韦努蒂认为,哲学领域存在着与文学领域相似的无视、漠视翻译的状况。就此,韦努蒂仍然强调了剩余的概念。哲学作品的特点是概念稠密,译者不仅要寻求概念相应的对等词,更要保持译作对读者具有吸引力。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一定要将剩余展现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译文的地位,从而颠覆原作在译入语中的霸权,将哲学传播中翻译占据的重要地位归还给译作及译者。韦努蒂的结论自然就落在通过思考翻译,哲学不会走到尽头,不会沦为诗或者历史,但是哲学要敞开胸怀,去拥抱其他形式的思考与书写。

第七章“畅销书”认为,译作能在译入文化中成为畅销书,是由于译者对译作进行了“归化”修改。韦努蒂动用大量篇幅考察了卡米罗书系在美国的接受、编辑与翻译的过程,以此来详述大众的通俗审美观和精英审美观对翻译的影响。

第八章“全球化”认为,翻译正在独家揭秘几百年来构建国际事务的诸多不对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翻译是必须的、义务的,成为了殖民统治的必要手段。同理,跨国公司也通过翻译进行新形式的殖民。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韦努蒂反而看到了深受其害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因为这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因而,归化策略就不应该继续使用,应当采用抵抗的策略,以使在译入文化中居边缘地位的外来文化得以凸显,这样才能促进译入语文化的发展。韦努蒂以严复、林纾、鲁迅的翻译实践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性等多个例子来证明,带有异质性的翻译能有效促进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并提出因地制宜伦理的观念。这为本书的结尾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观《译者隐身》与《翻译之耻》这两部着作,韦努蒂教授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学术背景下对翻译史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颇具建设性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建构思想,而且为当代译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状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为欧美翻译理论界,甚至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界,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译家、译论家对翻译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加速翻译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步伐。这是韦努蒂教授“一以贯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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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关翻译学科的构建。为此,他引进了诸多理论家的术语,搭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在《译者隐身》中有改变阅读译文方式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凸显译者主体性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话语策略与翻译伦理合一的异化归化翻译(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反常式忠实”(abusive translation)与“对抗式翻译”(resistancy);在《翻译之耻》中有让翻译蒙难的“翻译之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译入语文化的“少数化的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与“语言剩余”(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译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存异与化同伦理”(ethics ofdifference and sameness)、“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以及之后的批判的阐释型(hermeneutic model)与定于一尊的建构适合译者以及翻译研究的一种翻译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等。二是他把这些术语当作“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翻译产生的影响。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无论好坏,以能促进语言、文化的变革与更新为指归。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成就了韦努蒂的理论“大业”。

详审韦努蒂从异化翻译到因地制宜伦理的翻译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他思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以及如何衡量藉由这些差异性所带来的社会、语言及文化变革的问题。他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化问题,然后是社会问题,最后是伦理问题。他以此告诉我们,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能视而不见的。韦努蒂提倡的翻译伦理,预设了当下世界的不平等,他要刻意去揭示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所以要通过张扬“差异”来伸张正义。他一直思考着译者、译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翻译与伦理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持续30多年的翻译实践告诉人们,翻译带来了巨大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变化。这就是翻译所烛照出的神韵。韦努蒂以此彰显自己对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韦努蒂为翻译及翻译学科鸣不平的声音之外,我们也感受到了韦努蒂在诚恳地期许一个没有翻译之耻、没有翻译悲情的乌托邦,他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一种属于翻译与译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发展的翻译文化。从他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对“能不能翻译”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也不是对“如何翻译”进行应用型的研究,而是“应该”通过对已有的翻译事实如何展开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译所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变革。这样,译者与译论者将不会感到耻辱,而会从容地从隐身的后台走向显身的前台。我们从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来审视,翻译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一再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文作者蒋童,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文化艺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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