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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经济学经典的出世与延传深入分析,今世经

时间:2020-04-30 21:07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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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变动不居而又不断超出研究者已有经验的当下文坛,当代文学界如何认清文学的动向与走势,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引导作用,发掘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价值,以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值得学术界认真回顾、审视和反思的重要问题。日前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和传媒等单位的1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多元结构与深层变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会议主题展开讨论。 研讨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江苏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江苏师大副校长方忠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致开幕词,江苏师大文学院院长黄德志主持开幕式。张炯、程光炜、陈晓明、孟繁华、梁鸿鹰、杨剑龙、贺绍俊、郭宝亮、周晓风、古远清、杨早、杨庆祥等评论家作大会主题发言。吴思敬、陈福民、江冰,彭金山、乔以钢、李赋、毕光明、唐小林等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和传媒等单位的1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回顾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审视它曾有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都有着至为重大的意义。本届年会将“多元结构与深层变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定为主题,将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而深致的学术探讨平台。白烨表示,党的十八大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面对当代文学的如此背景,把握现状,摸清问题,深化研究,提出对策,会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更有切实性、针对性、介入性和能动性,并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当代性。文化转型深刻影响文学创作 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认为,城乡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化速度加快,致使乡村文明受到了新文明的挤压而崩溃,同时乡村文明的崩溃及乡民迁徙式涌入城市,也为都市新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一种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正在崛起。虽然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还远没有被认识,但已有一些作家对新文明进行顽强表达,且已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通过对《狼图腾》、《檀香刑》以及《红高粱》等文本的解读,从动物叙事的独特视角,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不是从一到二,不是现代到后现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渐变的、自觉的。 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教授结合莫言创作,指出新世纪以来作家创作不再满足于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强化了主体对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在叙述上也逐渐从反映走向了表现,作品的精神内涵因此获得了大大的提升。 阜阳师范大学张堂会教授立足自然书写,指出当代文学继承了现代文学的自然灾害书写传统,但当代文学自然灾害书写又存在着模式化书写和前表性书写特征。 河北大学雷鸣教授通过“外来者叙事”模式的探讨,认为早期“外来者故事”主要有拯救苦难和对边疆进行工业化启蒙两种模式,而新时期以后边疆叙事则为作家温情回忆和反思现代性的手段。 太原师范学院王耀文教授则从乡土的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莫言创作,他认为古典文学中的乡土世界主要是在无名的状态下完成的,从近代开始中国文化经历了物质的觉醒、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三方面的变迁,如果说乡土在鲁迅那是现代概念,在莫言这是后现代概念。莫言将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结合,对乡土进行暴露式的批判而不承担启蒙的角色。市场经济时代,崛起的商业文化不仅是文学表达的对象,也对当代文学创作起到很大影响。 九江学院江腊生教授表示,文化转型带来了文学焦虑,这种焦虑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主表现为政治和人性焦虑、欲望与现实焦虑以及传统与现代审美形式焦虑等三个方面。 莫言获奖及其创作的启示 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自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热议话题。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为莫言的小说真正体现了农村的变化,史诗性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其创作充分借鉴中国民间艺术和国外文学艺术。他认为莫言获奖,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中国作家走向新的时期、走向世界,促进中国当代作家的进步和作家队伍的发展。但莫言获奖也会导致某些作家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揣摩和研究,致使文学创作缺乏个性。 贺绍俊认为,莫言的现实主义完全不能等同于正统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狭窄的现实主义。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现实想象。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开拓的承认和欣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杨早表示,文学研究可因莫言获诺奖而完成双重祛魅,即中国可以借此克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复杂情绪,以及可以借此反思莫言所代表的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他认为,莫言所代表的意义有三重:莫言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莫言与乡土写作以及莫言与民间写作。莫言从未作为八十年代的典型代表,但莫言是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成长模式难以复制,获奖也许是之前的体制化文学模式的终结。莫言的获奖可以看到诺奖对中国乡土写作的认可,但现在乡土写作中,追忆的成分越来越大,直面土地的书写越来越少。虽然乡土写作有可能面临凋敝,但民间写作也许会成为莫言和其他作家今后创作的宝库。 本次年会还增设了首届青年论坛,旨在为青年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在首届青年论坛上,与会的青年学者就文学史写作,新媒体文学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本次年会还对第十三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为获奖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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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作家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学书写,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

从台北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任教的王德威教授每隔一阵子,就会带来新的关于台湾文学的思索与行动,对着故乡的朋友与读者喊话。不管你同不同意、欣不欣赏他一贯地广阔的「华文文学」视野下的论述,我认为,比较好的对应方式应该是深入的对话与讨论,这不只是为了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也是学界亟待培养的风气。任何疆界的划出与给定都是洞见与成见的起点,也是论辩的开始。我们就是在六月、木栅的指南山麓这样的开始。 理性话语下的「兽性」

现代文学蛮性书写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着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今世经济学经典的出世与延传深入分析,今世经济学蛮性书写深入分析。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62-68.

作者:徐甜 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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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分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它们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的伟大作品。新时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和延传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的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延传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萌芽、兴盛、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留下了众多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不随时空迁移而变化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欣赏领悟、转换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品格。本文从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的相关问题。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的定义和解读都存在着另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模糊。其中一种完全否定经典、消解大师,而另一种则试图重释经典,寻找大师。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对经典的解读上存在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发展的和开放的;既是适应整体的又是满足个人的。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绝对性和盲目性。经典虽然难以给予精确具体的界定和定义,但它既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也同时存在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其特征包含以下三方面:

经典本体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解读的结合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震慑力[1]。经典既不能脱离文本自身的原创性和历史特征,也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不断定位、重塑,这也促进了真正的经典在延传中变异衍生、长存不灭。

经典的存在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特征

经典是个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原创的结合体,既能反映个人的心声也能体现特定时代公众的话语,因此,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表达。而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个人的、感性的和无意识的解读使经典具有了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使了不同时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深层沟通,也因此让经典出现“共鸣”的效果,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文学经典的延传具有恒久性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它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保留下的伟大作品,对经典的研究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五四时期中国文人从形式上、知识论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构建起了一个既与中国传统旧学体系截然相反,又不同于纯粹的西学的开放的、多元的新知识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系统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文学探讨和创作方面,现代意识开始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新的意识形态系统

血缘基础上的宗法体系的崩塌,随之个体独立价值被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由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和中华民族的救亡,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出现。

新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出现,经过人们审美取向的更新,中国旧的程式化文学套路开始被舍弃,新的美学原则促进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赞誉和接受性的评价。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既包括新经典文本的创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的接受[3]。

三、多维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经过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价值和审美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得以诞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普遍从革命与审美的双重架构中展开,在此期间,鲁村的作品先被批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从革命出发进行阐释,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水平上互相攻击批判,争夺文学经典在确认和解读上的话语权[4]。到四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革命性成为文学经典确认的显话语,鲁迅、郭沫若的第一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被从革命角度阐释,并在这种阐释维度的影响下,诞生了茅盾的《子夜》这样的第二代文学经典和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经典。尽管审美在革命性的约束下,逐渐不被重视,但仍然有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样坚持文学独立审美品格的作家。而巴金、老舍等的作品对革命性与审美的把握恰到好处,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又避免了不被认可的跌宕命运。

民族化更关注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对现代化的弊端和不足十分敏感。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相反相成”态度,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体现为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既讲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又吸收了西方意象派的象征手法和以老舍、沈聪恩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经典。总体来说,在此期间单纯的现代化、西化作品逐渐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经典主要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民族化涵盖现代化的审美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相比于西方而言,缺少本土资源的支持,新文学虽然相对于旧文学大众化程度得到空前提升,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大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教授、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文学确立的话语权[5],因此,大众化和精英化的悖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即都承认大众化的方向,并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在不知不觉中精英化越来越得以显现。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革命与审美、民族与现代和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中经过不断异化、遏制、幸存直至改革开后得以重构、发展并繁荣,它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深圳大学学报:103.

[2]张惠玲.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J].山花,2014,:151-152.

[3]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2006,:27-37.

[4]丁兰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承[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2-13.

[5]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189-193

作者:杨文斌 单位: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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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边城;湘西;小说;文学

简义明:你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学主流论述外的可能与挖掘,从老舍到王祯和的笑谑传统,还有反共文学的新读法、新定位,就目前所进行的研究计画中,请问你还在致力于哪个新视角的开拓?并请问有无撰写台湾文学史的计画? 王德威: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我想可以目前手边即将完成的一本书来加以响应。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是「小说怎样来见证及介入历史」。经过二十世纪的动荡,我很有兴趣的是「官方掌控的历史怎样和小说中的历史相互渗透与对话」的问题。这本书籍的书名《TheMonster That Is History》如以中文来翻译的话,姑且可以「历史与怪兽」来命名之。当我们在讨论「现代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上是以启蒙、革命、理性这个脉络为支撑话语下的建构。但所谓的「现代性」也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充满非理性的吊诡,暴力与始原冲动。 一九○六年,鲁迅看到一张日本军官砍下中国人民的头的幻灯片。当鲁迅见到人头落地的场景时,他深深震动了,并认为文学应该要有改变民心的使命感,自此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就被纳入此一感时忧国的论述话语中。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视野与时空拉长,会发现鲁迅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个问题的,回溯到晚清,当时有一部小说,连梦青的《邻女语》,这里面有一个场面是,一个读书人北上山东,走进一个「桃花林」,发现远远所见的桃花全部都是人头,这些人头是在「义和团事件」时被袁世凯砍下来的,作者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解决方式就不是像鲁迅那样,他反而是要回到传统、恢复「孔教」。我就是希望将小说中类似的主题追溯到更早的源头。暴露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的暴力因素。 另外,在时间的幅度上,我也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跨越。当代的台湾小说家舞鹤,在其小说《余生》中,出现了泰雅族人将日本人的人头砍掉的情节,那时的台湾,一九三○年代期间岛内汉人对日本殖民政权的反抗已逐渐平息,然而,远在中央山脉深处的泰雅族却有如此激烈的行为。舞鹤这样的安排恐怕得让我们费尽思量,他是要将之当作近年来本土化运动中国家话语的一环?还是说,舞鹤在此展现了一种辩证的思考,认为此仪式不过是原住民的出草仪式,是岛上原住民在那个时空,所展现的一种生存姿态,未必与国家或殖民势力有简单的逻辑关系。这些角度,事实上都是延续着我过去一贯的思考,把问题复杂化。 接下来,我顺便可以响应你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层面,你问我有无撰写台湾文学史的计画,严格来说是没有。不过,台湾文学「史」的发展,总是在我思考广义的「华文文学」的范畴中而展开,这可能跟我的理论背景与所处的学术位置有密切关系。我是从台湾出来的,怎幺可能不去关怀我出身的社会发展出来的文学现象,但同时我也相信,唯有让这种思考方式成为构思台湾文学史的其中一种面向时,我们的视野才会更丰富。 简:也就是说,你对于台湾文学史的编撰方式的思索,不会跟陈芳明教授在进行中的一样? 王:可能不会。原因在于,我认为在文学史的事实中,充满了太多的线索、冲突与矛盾,很难用一个顺时序的逻辑的框架所能推衍清楚的,因此,我的文学史思索与实践方式,比较是以「反思」文学史的意义为前提。历史有如怪兽一般,非理性的、难以归纳成分总是存在的,我所处理的重点是偏重在这个层次上。我也关心生命与文学想象交错的某些切面。比如在我处理过的〈三个饥饿的女人〉这篇文章中,探讨了路翎、张爱玲与陈映真这三个作家如何在共产革命的论述里,将「饥饿」如何左右女性的命运给撑展开来,与作家本身的历史经验错综交杂;还有诗人「自杀」这个主题,这次我所发表的论文将讨论的施明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看待施明正的死亡,如果只是以「白色恐怖」或是政治高压等外在因素来解释的话,那会过于简单,辜负施明正这样的死亡。 在我的新书中,还有一个章节在处理「鬼魂」或魂兮归来的现象。世纪末两岸四地的小说创作中,鬼影幢幢。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小说的传统中有一个很主流的「身体政治」倾向,在新文学论述里,小说始终和强国强种、革命体魄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但到了世纪末之后,这样的话语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另一种图像,我所关心的是,小说中的「鬼魂」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出现,它又跟写实传统呈现着怎样的对话姿态与张力? 基本上,这本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触及了历史中的某些主题与「关键年代」,但在梳理之后,我又把这样的「关键年代」给打破掉。每一个时空都是反关键的时空,每一个创作时刻才是关键时刻。 简:延续着上一个问题,因为致力于挖掘新传统的结果,所以在你出版过的论文中,甚少看你提到三○年代大陆与台湾的左翼传统,请问,这是你有意的忽略还是有其它考虑?或是说,这跟你的美学思考与评价有关? 王:我去年写过〈革命加恋爱〉这篇论文,处理了左翼传统中作家如何书写色相情欲、意识形态、政治行动的关系,我希望将「公领域」与「私领域」中不断交错的过程处理得细致一些,比如说有一个作家叫白薇,她是为了恋爱才去革命的,不是因为革命才去恋爱,在爱到最极端的时候,她从她的爱人,也是一位左翼的诗人杨骚身上传染了淋病。彷佛为她的政治、情欲探险,付出身体的代价,这种环绕在爱情、疾病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是我极有兴趣的命题。所以我想,虽然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传统,但以往从制度史、作家的思想风格等等方式去进行的研究似乎已经走到一个关口,也许从不同的路径还能挖掘出新的可能出来。 不过,你确实提到了我忽略的一个文学传统,那就是日据时代台湾的左翼文学,从赖和、杨逵到吕赫若,尤其是吕赫若,我对他特别有兴趣。这部分我读的有限,又找不到一个异于当前其它研究范式的着力点,所以在我目前的研究范畴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成绩。 简:这会不会因为还触及了一个对文学史传统认知的不同,对于台湾本土的研究者而言,如果要处理战后的作家,如李乔、钟肇政,没有上溯到赖和、杨逵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在你的文学史想象中,这不会构成问题,因为你可能会把李乔跟鲁迅或是老舍摆在一起读? 王:也有可能,我希望用一个更大的华文文学的框架来看待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 文学史的疆界、合法性与合理性 简:顺着这样的思考,我想请问的是,当你以「华文文学」的框架,来评价两岸三地的小说时,在文学史的衔接上,经常有跨越疆界与时空的思考,诸如将司马中原与朱西宁的「乡土经验」下接至八○年代大陆的寻根派,请问这种文学史思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如何可能?这样的论述方式会不会削弱作家、文本在原本的文学与文化脉络中所承载的意涵? 王:我同意你所说的,将作家与文本放置到一个确实的历史脉络中去作细腻解读与论证,这是任何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但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强调的是,在文学史的编作中,断裂性总是存在的,文学史家永远只有后见之明。在这样的层次上,我如何找寻一个策略性的位置,来凸显我自己的关怀,这是一个专业读者交付给自己的责任。历史的层次千丝万缕,很多意义是作家自己想不到的,也许批评者能提供更多的线索与角度来丰富这些文本。在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存在着太多可能,这永远是个挑战。而我的用心也不只是在凸显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对话而已,最近我对马华文学特别有兴趣,去年也去到马来西亚,从一九五○年代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也累积相当多作品了,当然还有香港,这些作品逼使我不断重新去审视、画定变动中的文学版图,而这样的疆界应该跟政治地理上的认定是有所出入的。 我们不管是把文学当作象征性的资本或是文化资本,文学的流传与影响力在很多地方是你想象不到的,至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是需要不断被讨论的。每一次的书写都要经过这样的检测,在一个研究中,解读策略的合法、合理与否必须在个案中去证成,辩证地去思考。 你提到文学的「合法性」,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所谓的「合法性」并不只是在这里所谈的论述效力问题,而是说文学与法律的关系,文学批评术语里所谈的「再现」,represent 这个词在英文里也是「代表」的意思,怎样的作家与作品能代表什幺?这背后可能牵扯了权力关系的竞逐过程。因此,「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断被协商的过程中。 目前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中,因为全球化潮流的影响,许多理论里面已经掺杂有第三世界的思考,跨国与理论旅行的问题,已经让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没有所谓「 纯粹性」的问题。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独特存在,不仅表现为一种“沈从文式”的文学范式的确立,而且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持续影响。

「乡土」意谓着什么?

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探寻出路

简义明:在〈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一文中,你隐约批判一九八○年代后,被「政治正确」绑架后的「乡土」写作已变成教条、窠臼,并指出诸如林耀德、李永平等书写其它「乡土经验」的特殊处,我想要请问的是,从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你认为本土论述的霸权依旧存在吗?如有,存在于哪些痕迹中?在台湾,晚近的小说或作者有无提供了较好的「乡土」书写,值得品味、观摩?「乡土」在未来还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价值与创作题材吗? 王德威:我觉得所有的文学在某种定义上都算是「乡土文学」,不过在旧的论述语境下,当我们谈到「乡土」,不免会联想到农村与一九七○年代,那个乡土文学浮上台面的年代。在〈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这篇文章中,我想要指出的是,有一些作品的乡土经验是异质性的,难以归类的。以李永平的例子来说,土地是不是一定要固着在台湾?是不是一定要用实证性的方式来检验乡土的纯度?凭什么说东方白在加拿大写《浪淘沙》就是乡土小说,而李永平在台湾写《吉林春秋》就不是乡土小说呢?如果作家从小就是生长在台北市,他不能说城市就是他的乡土,就是他想象的原乡吗? 这是目前台湾文学的一个瓶颈,总是要在写作与研究之前设置一些理念符号,用这些符号来召唤我们对乡土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 又譬如说张贵兴这个作家,他在台湾落地生根,但他写的是马来西亚,不过这乡土却是因为他在台湾这个位置才被唤起,他最近在连载的长篇小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就让两条线索、两个乡土并行,这个写作用意在我看来,是张贵兴体认到,如果他不能召唤台湾,他就不能召唤马来西亚。 至于本土论述的霸权问题,我倒想提出一个蛮反讽的观察,最近我们看到多少乡土小说?可是那个狭义的实证的乡土魅影依旧存在。从前两年文学经典的选拔过程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角力的痕迹。 简:可是,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的反而不是本土的霸权,而是另一种声音的主导,本土文学社群似乎是被压抑的一方? 王:就是在这样激烈的冲撞之中,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检测怎样的发言声音代表了一种强势与主导的权力,这个过程反而是最有趣的。台湾象征体系的错乱真是令人眼花撩乱。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受箝制的人。所以我会对「霸权」这两个字的使用更谨慎一点。 还有,我最近也特别留意台湾的原住民小说,如果要比正宗的话,汉人,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又岂能跟原住民比较,成为乡土的源头呢?但舞鹤小说《思索阿邦卡路斯》中的鲁凯族呈现的却是变动中、被迫迁移的乡土,那个原初的地景早已消失,当舞鹤用汉人的立场去书写原住民族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去判断这样的书写算不算是霸权呢?会不会自作多情或自以为是呢?这其实是强调「多元文化」的今天很大的一个挑战。 简:这也是当我读到不管是哪一个立场的论述者在谈及原住民文学时,一直令我不安的原因,到底这些论述是体贴、还是策略?这也是当我读到林耀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时一直无法融入的原因,难道写到原住民、写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同时并存于台湾的异质时空,就算是重写历史?更接近真相了吗?还是这不过是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后现代历史观? 王:你讲得没错,林耀德是用技巧在展示一切,从一个最乌托邦的角度来说,一个好的作家虽然没有身历其境,但应该可以透过想象进入到书写对象的生命情境中,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是造成作品艺术性好坏的重要关键。我愿意再用舞鹤的例子做一个辩证的思考,为了写《余生》,他到原住民的部落住了两年,田野经验相当丰富,不过他书写原住民题材的小说其实是非常现代主义的,他是有意用来处理、解决自己生命处境的问题。这里舞鹤非常自觉的凸显自己的权宜的,甚至「一厢情愿」的位置,而又进一步的凸显他书写对象||泰雅族原住民||也只能占有的权宜的位置。 但我认为乡土文学没有不存在的理由,只不过,它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是让金水婶、甘庚伯之类的人物成为主角而已。我很期待在未来的几年看到不同面貌的新的乡土小说的出现,像写澎湖的陈淑瑶,还有赖香吟等,可能都是蛮值得期待的新秀。乡土文学的写作的确到了一个关卡,不管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凭借,还是创作的寄托,它都有太多的东西牵引着我们。就我所知,像施叔青她现在住到美国去了,可是又重新去写她的故乡鹿港,她说想要运用大量的史料来作为写作素材。舞鹤也正在书写他的淡水经验。我们必须等待。

沈从文在“左翼”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其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他来说,湘西既是温馨而遥远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他忆念中的湘西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具有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同时,沈从文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理想世界,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出路。所以,他在赞美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的同时,并未忘记反省和批判湘西的野蛮、落后、无动、麻木。

文学行动的实践版图: 翻译与出版

不仅如此,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化人格有着清醒的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其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接触和了解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后才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他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哲学”与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正是在对“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即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使其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由此,沈从文成为为数不多的从文化领域表达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简:这几年你致力于台湾文学外译,并已获致不错之成绩,如郑清文小说之获奖,能否请教你有无更具体、远见之计画,藉由外译,将台湾文学推向怎样的国际舞台? 王:任何一个外国文学要在西方的学术界与英文市场推动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很感谢台湾的媒体与学术单位的热心与鼎力支持,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必须知道个人能力的限制,做我自己能做的,我们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现当代台湾文学翻译计画」第一阶段的十本,包括前卫的作品,如张大春的《野孩子》、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到正宗的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李乔的《寒夜》等,我们想要呈现丰富、多元的台湾经验,第二阶段的规画也即将展开,以一个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而言,他们真的觉得这一批译作品质相当的理想。像张大春的《野孩子》,也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这些书评作家每个月会收到千百本的新书,我们所翻译的书会跃上这些版面,代表着品质的卓越。在销售数量上,每一本大概也都有五千到一万本左右的数字。不过,我们最在意的还是这批译作的翻译水准,采取绝对高标的品管准则。不能去问立竿见影的文学效果,这是一场漫长但必须坚持的工作。 简:这些翻译在每本书前也会附上一篇如麦田出版社「当代小说家系列」那样的长篇导读吗? 王:恰恰相反,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我们只会在前面用篇幅简短的说明,交待小说的背景,我们不想影响读者接近这些小说时的思考,让好的作品自己来说话。比如说李乔的《寒夜》,我们只有在书前附上一些关于客家人的习俗与相关历史背景说明。 简:就你所知,大陆当代文学的英译也是有系统的在进行吗? 王:不,我们做的比他们有系统多了,大陆小说的翻译虽不算少数,但目前是以零星、单点的方式在进行,如果有译者看到有趣的东西就会挑来翻,像最近《上海宝贝》特别红,所以就一大堆人要翻译。因此,水准很难控制、参差不齐。 简:你似乎介入台湾的现代文学与学术出版机制颇深,前阵子城邦总裁詹宏志已有进军大陆与整个华文市场的具体动作,请问你在未来的自我定位与规画中,这部分有无包含其中,具体的可能作法为何? 王:我觉得出版业的整合是势在必行,我们的位置在台湾,但市场与目标的眼光确实应该向外,成为华文出版市场的重心。但首先必须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很珍惜目前能够策划一些书系的机会,这都应该感谢麦田的陈雨航先生没被商业潮流掩盖的理想性与独到眼光。我目前也在帮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当代台湾作家选集。所以华文文学市场的版图确实开始逐渐成形,我们不得不正视,最好是主动面对,用好的品质证明我们的实力。

沈从文秉承五四一代的文学救国使命,相信文学有力量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的道路,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与深切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这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其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一艰苦、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虽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倡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深沉的现代性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空想色彩,但沈从文的这种“限制”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其文学理想中交织、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古典性,造成其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化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文学的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解读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所形成的合力,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专业的研究也是一种「介入」

丰富发展了“抒情小说”

简:你在美国学术界中,可谓台湾文学发声之翘楚,除了作为西方学界与岛内台湾文学研究的桥梁与中介外,请问你对于自我之学术定位还有无另一层面的思考,诸如你在哥大的同事萨依德一般,做一个更加「介入」的知识分子?或者将台湾或华文文学的经验研究回馈至西方批评,创造出属于现代华文独创性的文学理论框架,而不只是我们不断追逐着诸如舶来的「后殖民」、「后现代」、或者「文化研究」等范式来论述在地材料? 王:「介入」的方式应该有很多种,我认为以我的个性与愿意着力的方法来说,做好研究的「专业性」是比较能够胜任的一种「介入」方式。并不是说参与示威、社团活动或者是偶尔写一篇感时忧国的政论就叫做「介入」,对我而言,保持一种清醒而警觉的研究视角,厘清学术与外部的批评距离,生产好的学术作品等等,都可算是一种「介入」。如果我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依旧能够对文化产生正面的影响。 至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响应方式我从两个角度来说:首先,目前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中,因为全球化潮流的影响,许多理论里面已经掺杂有第三世界的思维与声音,跨国与理论旅行的问题,已经让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没有所谓「纯粹性」的问题,因此思考这样的问题时,要考虑的应该不是用一个巨型理论取代另一个,而是修正、反转的操作问题。 其次,当这些理论进入到本土材料的解释过程中时,有原创性的研究也已经在改造、重写原有的理论框架了。当第一世界主流的知识分子用崇高的位阶来掩盖异质性的问题时,这只不过会让人容易看穿他们的局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批判性的转化。此外,近十年来,西方的文学理论也陷入沉寂,已经很久没有新的理论话语出现,其实这也是一个契机,重新返回扎实的文本研究之开始。我们需要细腻的、专业的好研究来累积实力,台湾文学研究目前在学院内方兴未艾,不过,我们都需要更努力的来丰富这个学术领域。

沈从文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而是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他的小说除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外,还重视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造境”是其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华丽、夸张。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体式,以致如今许多青年作家竞相模仿。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对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作为京派文学“重镇”,他提升了京派小说的艺术水准。他与“左翼”作家取不同角度,共同探视处于社会历史变动中民族的出路,以独特的文化立场观照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走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情而焦虑地思考“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他影响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道路,即或是像沙汀、艾芜等“左翼”作家也不例外。当代大量“乡土文化”与“都市批判”小说,一定程度上均映现着沈从文的持续影响。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作家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学书写,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今世经济学经典的出世与延传深入分析,今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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