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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

时间:2020-04-30 21:05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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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精选中国现代散文中具代表性的名家名篇,其中承载中国独特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历来是翻译中的难点。本文初步探析了译者张培基先生在处理这些词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文化负载词; 翻译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精选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篇,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文备受推崇。散文中包含了承载中国独特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这些标志着中华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活动方式,它们历来是翻译中的难点。在处理这些词汇时,张培基先生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 一、音译 用拼音将汉语文化负载词直接拼出。如:衙门yamen;麻将mah-jong;楠木 nanmu。 二、音译加解释 只用音译,有时会给外国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所以需要加以解释。如: 原文:他姓差,名不多,…… 译文:His surname is Cha and his given name, Buduo, which altogether mean “About the Same”… 中文姓名采用汉语拼音音译,但是英语读者并不能理解“差不多”作为人名之外原本的意义,所以需要添加解释性语句帮助读者理解。 三、直译 按照字面的顺序或意思进行翻译,如:欲速则不达Haste does not bring success;水墨画an inkwash painting;坦荡如砥flat like a whetstone;红学Redology;太虚幻境Illusory Land of Great Void;金玉其外,败絮其中Gold and jade without, rubbish within;温故知新Learn the new by reviewing the old。 四、直译加解释 英语读者缺乏相关文化知识背景,适当的解释有助于弥补文化背景差异。 原文: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 译文:An ancient Chinese poet by the name of Tao Yuanming says aptly in one of his famous poems, “Plucking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ern hedge, I calmly view the southern hills.” 中国读者对陶渊明的着名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非常熟悉,英语读者并不了解中国古代诗词,不知此句由来。所以译者增补了词句作者、出处,使读者能够更好理解。 五、意译 意译强调语言意义、内容、信息的传递,而不必保持字对字的语言形式上的对等。 原文1:“史无前例”的那十年之前,我不吃瓜,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译文1: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10-year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 in 1966, I refused to eat melon, and seldom took vegetables and fruit. “史无前例的那十年”指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译者将其处理为“the outbreak of the 10-year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 in 1966”,其内涵意义能更清楚地传递。 六、省略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翻译时很难还原源语的某些表达效果,因此在不影响原义的情况下可将其省略。 原文: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 译文:…and the same worried look and knitted forehead. 汉字“川”字形颇似前额上的皱纹,这是具有象形特点的汉字所带来的独有视觉效果,属于语言文化负载词,英语读者理解起来则可能比较困惑。所以译者将其省略,只保留“皱着的前额”。 七、替换 将源语中的某些词用目的语中已存在的具有相同含义的词替换。 原文:……好像另走进了一个草木青青的仙境,真正的桃花源。 译文:…as if we had entered a fairyland with lush greenery―a real Shangri-la. 中国读者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一意象非常熟悉。而Shangri-la是英国小说家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一个虚构的地名, 更为英语读者所熟知,被当成是人间天堂、理想乡的同义词,相当于《桃花源记》的桃花源。 张培基先生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综合运用了多种策略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让外国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优秀现代散文及中国文化,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理解与阅读需求。以上翻译策略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具有一定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2]郑德虎.中��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上海翻译,2016:53-56. [3]朱曼华.中国散文翻译的新收获―喜读张培基教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J].中国翻译,2000:61-63.

本文以国内11种音乐期刊1999-2009年发表的英文目录中的一些音乐词语译例为参考,以目前中国翻译界中译英翻译策略为指导,对中国音乐词语英译的解决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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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为西方读者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使其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一种猛烈的冲击,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物质文化:中国特有的器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建筑风景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中国器物和建筑风景必然和外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在小说中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和建筑风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这些器物和建筑风景的性质状态展现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Therewasalsoajadejuyi,apurelyornamentalbutimportantformalweddinggift,usuallyplacedonthetablefordisplayasasymbolofgoodluck.在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意是一种饰物,象征着吉祥如意。作者在小说里不但对如意进行了音译,同时又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器物,使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的姓名、称谓以及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文化名词,民间俗语和格言在旧中国根据人们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会给与其不同的称谓。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这些称谓进行翻译。比如奶奶、老爷、丫头,作者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些称谓,作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必要时加注。比如汉语中的“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作者分别分别把它们音译成了:Tachieh、ErhHsiaochieh和SanHsiaochiech,还在括号中加上注释,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外国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在翻译此类文化术语时,不仅表达了每个风俗习惯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例如:Shetookoutofherjacketapackageofsilverandturneditovertothebride’smotherandsaidthiswasthemenpao,orpresentsofsilverfortheservantsofthebride’sfamilywhichinthiscasemeanttheservantsoftheYaos.在旧时代的中国,赏门包给下人是一种旧习俗,它能为主人面子上增光,同时显示了主人的仁慈和大方。在小说中作者先是把门包音译给读者,然后对其实质和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正是对异化翻译策略成功运用。它不仅使读者对旧中国“赏门包儿”的民间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读者对中国习俗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民间的俗语和俚语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它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精华所在。作者在翻译此类语言时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Thiswaswhatisknownas“killingalandscape.”它要表达的是中国民间俗语“大煞风景”,在英文中是没有类似的比喻的。作者把原句中的生动、形象比喻翻译到英文中,加深了读者对原句含义的理解。

3.精神文化作者在《京华烟云》每部分开头都摘选了一部分庄子着作的内容。比如出自《庄子•大宗师》的“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作者把他们翻译成了“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r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作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使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接收英语表达习惯的同时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从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与启示

异化翻译是缓和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原语风姿、了解异国文化、丰富语言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五个方面,以下内容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异化翻译对源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异域文化的描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把原文中有别于自身的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译文中进行还原式再现,使译语读者对原文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2.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不仅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式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包括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以异化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风采;

3.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异化翻译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比如“因特网”“沙发”“啤酒”这些我们常见的生活词汇,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汉语词汇中,也属于英语的语言内容。翻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这些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

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间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异化翻译可以使读者了解有别于自身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进而吸收和借鉴异国语言;

5.由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产生了障碍。异语翻译可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异国语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缓和文化冲突。综上所述,异化翻译策略在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策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伴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也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迫切希望互相了解,并都想让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国际人口快速、频繁流动,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广大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其它电子媒介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为不同国家、民族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异语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特色,反映异国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能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还能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但是,异化翻译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它不可能完全代替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两者只有主辅之别,没有高低之分。译者应该在了解原文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文本翻译目的,然后综合考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选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以达到最理想、最完美的翻译效果。

作者:卢黎红 单位: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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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障碍思考

[摘要]文章在对外国学生的文章、论文、课堂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的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跨文化阅读的主要障碍,包括语言上的局限语码特征、文学能力的欠缺和跨文化阅读策略上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阅读;障碍

中国现代文学课是国内院校普遍开设的对外国学生的文化选修或必修课程,课程的核心是来自异文化的外国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和具体作品的跨文化阅读。这样一种跨文化阅读实际上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意义。微观层面是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宏观层面指对30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包含1917到1949年间中国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阅读。这两个层面的阅读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般而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是文学课教学的基础和重点,我们认为对外国学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也不能例外。脱离开对具体作品的阅读理解,中国文学课的教学就是空中楼阁,而且对外国学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中产生的、以形象的方式表现社会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话语和篇章,对作品的解读无法脱离开对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跨文化阅读本质上也是一种在一定社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对现代文学的跨文化阅读是来自异文化的读者和中国现代作者、作品的交流过程,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理解过程,围绕具体作家作品的广义的历史文化是这一交际过程的语境。这种阅读是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发现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双向的、对话式的理解阐释过程,一种理想的跨文化阅读甚至能帮助我们看到从单一文化内部难以发现的文本的意义。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和阅读中遇到障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中高级、在一般性阅读和交际中已经相当自如的学生在开始文学课学习和作品阅读时也感到非常困难。一些学生在阅读时往往无法顺利理解词汇、句子、篇章直到作品的主题和作家的意图,对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解也零散、杂乱,甚至相互矛盾。同时,在阅读顺利的学生和阅读困难的学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2009至2014年共159名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认为该课程“难”或“很难”的学生约占79%,同时也有约12%的学生表示“不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很多学生并不具备很好的跨文化阅读能力,而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阅读能力,对学生跨文化阅读障碍的分析研究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为找到学生学习的障碍和难点,从2009年开始,我们对学生的文章、论文、课中的讨论等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做了6批次问卷、访谈调查,分析研究其跨文化阅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综合各方面材料,我们认为外国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阅读存在语言、文学、文化3方面的障碍。

一、语言障碍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外语阅读障碍,而是由于学生汉语能力特征和作品语言特征冲突而产生的语言障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生普遍认为阅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作品的语言太难。例如有很多“特别”、“不常用”的词汇,有一些的“复杂”、“没见过”的句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和外国学生的语言学习特点有关,也和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有关,即外国学生的语言和文学作品的语言之间存在着需要跨越的障碍。借用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为局限语码和复杂语码的冲突。伯恩斯坦认为语码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具体的选择原则,能调节他对一种特定语言所代表的全部可能性进行的选择。这些选择起初诱发一个人在准备讲话和听别人说话时所用的计划步骤,然后逐渐强化它们,最后把它们固定下来。伯恩斯坦区分了两种调节言语计划功能的语码体系,即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他强调从表象上看,如果一个人倾向运用复杂语码来组织他的典型言语,那么其句法选择很难预测,因为他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以精确、详细地把个人意图、独特经验明确地用词语表达出来,并力图使自己的言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但是在局限语码里,正确预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词汇和句法结构都局限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①大部分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和交际过程是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语言群体,外国学生的语言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他们倾向某种“标准化”的语言,希望形式———语义———功能之间具有一种简洁、清晰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语言知识的掌握逐步发展语言能力。而在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对外国学生汉语教学广泛采用的是“结构———功能”综合教学法。

在教材设计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词汇和句法结构是经过选择的、限定的,其功能和语义也是根据等级严格限定的。学生通过相对机械的学习———操练———反复的程序掌握结构和功能。言语信号的编辑过程被大大简化了,而且一般都是一个模拟的过程,并不具备真正传达个人意图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语言课程中所学习的词汇和句法是经过选择、限定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模仿用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粗略句法而不是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而在交际过程中,又会发生吉尔斯提出的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accommodationtheory)中的“靠拢”现象。即在与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过程中,操母语的人出于使交际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或者支持鼓励帮助对方学习外语等等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言语方式去适应对方的语言水平,包括放慢速度,发音更清楚,改变用词和语法结构,更多地采用非语言信号如表情、体态、手势等等帮助交际。这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策略实际上就是主动限制自己选择词汇、句法的范围以及传达信息、表达意图的自由,部分放弃表达的精确性。在此环境下,外语学习者更注重某些“基本的”词汇,和“标准的”语法结构,而常常忽略语言的复杂性和表达的精确性。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关系和语言学习环境会引导学习者对接触到的语言要素进行心理标注,标明那些“标准的”、重复率较高的词汇和句法是应该并且是可以学到的,而一些主要用于清楚、精确地表达个人意图的“不常用”的形式则是可以忽略的,从而逐步形成局限语码倾向。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作家们一般来说总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选择词汇和句法,尽可能精确、详细地阐述个人意图,并力图使自己的话语富有个性以区别于他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们总是倾向于运用另一个层次的语码,即复杂语码。虽然两种语码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上的差别,是对待语言及其用法的内在态度的区别,但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语码的差异,足以造成学生的阅读障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学生都觉得鲁迅的语言很“别扭”,有太多的“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和特别的短语,很不容易真正理解。鲁迅的语言自然不是一种“标准”、易于模仿和重复的语言。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探索者,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话语环境,他写作的目的在于发现、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病,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表现自己内心复杂剧烈的矛盾冲突,例如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徘徊挣扎。例如《孔乙己》里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很多学生就觉得费解,不理解为什么“大约”和“的确”两个矛盾的词要用在一个句子里,常常提出孔乙己到底死了还是没死的疑问。同时由于鲁迅并不希望读者只是一个听众、一个看客,而是设想读者与叙事者或是作者一同思考。所以鲁迅在写作中更多地倾向于利用语言的认识功能,在很多时候作品中的叙事者又是自己的受话人,在很多时候他在与自己对话,做灵魂的交战。这样的对话在《祝福》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也较容易解释鲁迅作品在话语上的一些特征,例如语调一般较为平稳,节律上又多曲折,即使在叙述时也喜欢用“然而”、“却”、“便”、“也就”这类副词等等现象,因为这些正是思考过程的一种外在表达。外国学生在原有的语言基础和习惯下要阅读这样的语言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在他们不能通过大量阅读来习惯鲁迅特有的语码特征的情况下,指导外国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阅读前简要分析说明鲁迅的话语特点,在阅读中通过实例反复提示学生,帮助学生进入阅读、对话情境理解作品语言,并逐渐培养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语码转换意识,在阅读其他作品时也有意识地关注作者的语言风格,以减少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语言障碍。

二、文学障碍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能较深入地进入作品,理解作品的意义、风格和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学生在了解了《孔乙己》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情节后仍然表示:“我现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但是不能了解孔乙己为什么要那样生活。”一些学生在课后讨论中坚持认为《阿Q正传》主要是批评那个时代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缺乏的是一种文学能力,一种在理解文学规则的基础上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作品对话交流的能力。缺乏这种文学能力就会如卡勒所说:“一个人如果完全不懂文学或不了解阅读文学作品的规则……那么当他面对一首诗时一定会无可措手……他或许根本不能从文学的角度理解这首诗,因为他缺乏读诗时所必备的文学能力。他还没有内化文学的语法,而这种内化才能帮助他将语言组合成为文学的结构和意义。”①我们知道尽管文学作品是结合了作者的经验、情感、想象力和创作灵感等等的一种个人性的创作,但并非是纯个人性的自由创作,而是由语言、情节、人物、符号、风格等元素按照一定的文学规则组成的,这是它可以被接受和阐释并呈现意义的前提。如同我们理解、掌握了语法规则,熟悉了形式和语义、功能的对应关系之后才能顺利进行言语交际一样,一个读者只有理解、掌握了文学话语的语法规则,具备了“文学能力”,阅读才成为可能。所以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实际上是指读者运用“文学规则”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读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符合文学规则的方式去阅读和阐释文本的能力,而这种作者创作、读者解读具体作品依赖的文学规则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规则外,还包括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时代的文学潮流。因此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要想能够找到适当的阅读规则来“读懂”作品,发现作品的意义,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他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阅读经验和能力,同时对中国文学的传统以及现代文学的潮流有所了解。

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在学习中国文学课程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过中国文学作品的学生人数占到了48%,但认为自己对作品留下较深影响或能够准确说出作品名字的学生仅占约9%。在对作品本身极度缺乏接触、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理解和熟悉文学规则并形成所谓的文学阅读能力是不现实的。而这种能力的缺失必然形成外国学生阅读时的障碍,阅读作品时只是把作品作为一篇记叙、说明文字看待,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故事情节、人物结局等等,而忽略了其他文学表现手段。这常常会导致学生了解了故事的过程经过,而误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不少学生在阅读沈从文的《萧萧》的时候常常只注意到那种特殊的婚姻及人物结局,而把对恬淡自然的农村生活场景、淳朴美好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忽略不看,觉得“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禾花风翛翛吹到脸上”这样的句子“难以理解”、“没什么意思”等等。结果最终很多学生在读完作品后留下的最深印象只是中国有小丈夫和童养媳的奇异风俗。这种文学阅读能力的缺失导致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作品,很难真正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不少学生因而产生对文学作品阅读和文学课的倦怠情绪,进一步形成情绪上的障碍。

三、文化障碍

外国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在文化方面构成主要障碍的并不是文化差异本身,因为理解阐释文化差异就是跨文化阅读的主要目的。真正的障碍是学生的某些跨文化阅读策略,包括定型观念、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的假设倾向和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些策略阻碍了学生跨越文化差异解读作品。对于Lippmann在1922年提出的定型观念,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概念在认知心理学上的意义,即认为虽然定型观念这种对某一群体或社会类型所共有的特征的认识,常常带有类型化或简单化的倾向,但在人类认知行为上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基础,“这样一个基础不单对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是必不可少的屏障,而且是对行动的鼓励。”①认知心理学也在阅读感知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阅读过程是读者在自我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定型观念和文本所表达的现象和内容交织在一起产生意义的过程。接受未知的新信息的阅读行为必然会激活读者所固有的定型观念,作为对新信息进行分类、简化、加工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新信息也会反过来对固有的定型观念产生修正和调适作用。从这一角度说,定型观念对阅读的影响是必然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会受到其定型观念的影响,但是如果在跨文化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定型观念过分强化、固化,拒绝新信息的修正与扩展,定型观念的消极阻碍作用就会暴露无遗。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化的观念去理解作品,把作品作为对这种观念的印证和注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例如一些学生在读了许地山的《春桃》后不能从作者塑造人格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而出于对现代中国妇女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固有印象,认为这样的故事在那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而“是可笑的”。与定型观念不同的是另一种阅读障碍是学生在读解作品策略上的简单化判断的倾向,这种阅读不是从学生自己固有的观念出发,而是将某种具体的解读角度和背景知识过度泛化,把众多作品纳入到单一的阐释模板中。在实际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和一些现代文学教材中,对时代历史背景的介绍被作为帮助学生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但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由于前述语言和文学方面两个因素对学生阅读造成的障碍,学生常常不对作品做深入细致的解读,而是试图带着某种对时代历史的印象去笼统地理解作品的整体意义,在缺乏对作品话语进行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就成了本末倒置,其结果常常是用某种观念去误读作品,把作品曲解成某种时代特征、历史状况的注脚。例如很多学生对中国现代历史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点是新旧传统的冲突和抗日战争,所以常常从这两个背景出发理解所有作品。例如不少学生在回答关于“骆驼祥子”的悲剧原因时都把这两点作为主要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误读。另一个阅读策略上的问题是由于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产生的同质化假设倾向。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讲,任何文化之间都存在某些共同点,这些文化间的重叠之处正是与异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从这里出发,参照这种共同性,从而发现文化间的差异性。但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同质化假设倾向,这种现象也同时存在于跨文化阅读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或自身母语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忽略文化差异,从母语文化的观念出发理解作品。

这种倾向在有些时候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品,例如韩国有所谓“日据时期”,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感触有助于他们理解与中国抗战有关的作品,所以很多韩国学生都觉得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很容易理解并产生共鸣。但这种倾向的泛化则常常产生阅读上的障碍,例如韩国学生就很不理解闻一多《口供》中的“我爱的是……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因为“‘鸦’在韩国老人说是凶鸟,它代表了死人或坏的事情,蝙蝠也是让人害怕讨厌的鸟。”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诗人为什么会爱这样的东西,最终全诗的整体意义也变得无法解读。发现文本的意义或者说阅读理解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外国学生具有跨文化阅读能力。在佛马克等人看来,跨文化阅读阐释能力是人的一种基本潜能:“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恰恰就在于他们具有判断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摆脱由其阶段、种族、性别、文化或语言所决定的成规性角色的能力。”①只有具有这种能力,人才能从不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丰富和扩张自己的文化视域,但这种能力在个人身上是需要在跨越障碍、读解作品、发现意义的过程中发掘培养的,像中国文学这一类课程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理解几部文学作品。

作者:李炜东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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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词语/汉译英/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传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文学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不断汲取其中的养分,才能提高层次、走得更远;同时,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能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文学提供历久弥新的素材。

作者:杜治平 王鹏飞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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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怡,女,硕士,天津音乐学院基础部讲师,外事办公室主任。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01-0136-06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音乐期刊开始刊发英文目录,其中有的属于摘译或编译,有的则为全译。《中国音乐学》还尝试用英文节录了一些论文。于是,针对中国音乐汉译英问题的探讨随之出现。1987年莫德昌曾就侧重语言特征引发的原则,提出了中国音乐词汇汉译英的一些问题。1991年方建军就中国音乐史论文的英文目录也做过有关探讨。进入21世纪,高蕾、张伯瑜、徐元勇、张迎等先后就中国音乐术语的英译问题、中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予以阐述(高蕾2001;张伯瑜2004;徐元勇2006;张迎2007)。本文在学者研究基础上,以11种音乐期刊(全国九所音乐学院的学报以及《音乐研究》和《中国音乐学》)1999至2009年发表的英文目录中的一些音乐词语译例为参考,以目前翻译界中译英翻译策略为指导,对中国音乐英译的解决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音乐词语英译策略

中国音乐特有的民族文化性决定了中国音乐词汇从出现时起就打上了独特的文化烙印,音乐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历史性(historicality)。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在翻译中都被广泛运用,中国音乐词语英译也不例外。1995年美国学者Lawrence Venuti提出了翻译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是前两者的延伸,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组概念。归化指尽量将译语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异化指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特异之处。Venuti本人就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译语应与原语风格保持一致,并突出原语之异(Venuti 1995)。Nida是西方归化主张的领袖,提出了译文基本上应是对原语信息切近的自然对等(Nida 1993)。“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面的讨论,那么异化和归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王东风2002:24-25)

将归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应用于中国音乐词汇英译的具体问题时,笔者发现中西音乐既相通又相异,相通则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译者可以在英文中找出替代概念,这时往往使用归化翻译策略。而中西音乐更多的相异性使得翻译出现一定困难,译者不得不在译语中保留源语的特点,适当出现一些解释性的语言,这时就会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本人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感到异化翻译策略更适用于中国音乐词语的英译,下文试加阐述。

二、中国音乐词语英译方法释例

1.直入法

中国音乐词语绝大多数在外国音乐中没有对应的语言,这也直接反映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李运兴认为促成选择直译的因素主要有:原语文化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强大优势或侵略性;原语文化对译语文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译语读者极想了解;译文的预想读者群有较强学术倾向,想了解原语文化真面目;翻译发起者要求译者或译者迫于社会形势,将原语文化成分植入译文;表现原语文化意义的词语中没有现成相应词语,译者只能采取音译或直译。

音译(Transliteration),顾名思义,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方梦之解释说:“音译也称转译,即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示另一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的过程或结果。”《汉英双语现代词典》解释说,音译即译音,是把一种语言的词语用另一种语言中和它发音相同或近似的语言表示出来的翻译方法。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以前,音译部分主要采用威妥玛式拼写法,如Beijing Opera为Peking Opera,这种译法已沿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后,汉语拼音开始逐渐取代威妥玛式拼写法,一方面是因为威妥玛式拼写法本身存在书写不统一和音节脱节的现象;另一方面,目前能非常清楚地识别和阅读威妥玛式注音的人越来越少。中国音乐有着大量的与西方音乐不相对应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为使译文尽可能与原文接近,避免过多的注释添加在英文目录中,一般将一部分专业术语以拼音转译。这样做实属不得已,但客观上却保留了中国音乐术语的原生状态,但拼音转译的术语须是那些信息量大,较难以简短英语加以表述的概念。另外,实践证明,一些短小精悍的谐音转译已经进入英语词汇,被译入语读者认可与接受。

随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许多中国传统乐器逐渐被西方学者所熟知,这些乐器的音译名开始固定下来,更多时候也不需要太多解释性的翻译作为补充。如:二胡现在已经习惯的被音译为Erhu,而不是几年前的“two-stringed fiddle”或“Chinese fiddle”。古琴直接音译为“Guqin”或“Chinese Ancient Qin”而不是解释性的译法“seven-stringed zither”。还有更多如:唢呐、筝、笙、琵琶等均已形成固定的译法。这些都是较为常见的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译名。

在翻译多个汉字组成的乐器名时,如果继续沿用拼音转译法似乎就不可取了。如“曾侯乙编钟”译为“Zenghouyibianzhong”就不恰当。虽然对于国人来说,“曾侯乙编钟”已经不是一个生僻的词汇,但对于更多的西方学者来说,可能仍然是陌生词。这一词语的翻译还出现了其他几种译法,如:Zenghouyi Bell chime、Zenghouyi's collected bells、Bian-zhong in Zenghouyi's Tomb,前两种译法是将编钟译出,但用词不准确,chime的解释为A set of bells tuned to scale and used as an orchestral instrument,即排钟,一组按音阶校好音用作管弦乐器的钟。这样勉强可以使用,但应该用复数形式chimes而不是chime。collected解释为Brought or placed together from various sources,即收集成的,从各种来源汇集而成的,如the collected poems,与编钟词义不符。此外,还见有以下译法:Chime Bells of Marquis Yi ofZeng state、serial Bells of Marquis Yi of Zeng state和Collected Bells of Marquis Yi of Zeng state,这三种“编钟”译法与上面的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曾侯乙”的译法。曾侯乙是春秋战国之际受楚国控制的小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名叫乙,所以三种译法在这一概念上表述得很清楚。可以参见Grove辞典的译法:Set of bells(bianzhong) 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Yi of Zeng(Stanley Sadie 2001:639)。

中国音乐中特有的乐律学术语也是翻译的难点。按照《术语学引论》中的定义,术语是“人类语言中用来标记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各种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征、关系和过程的词或词组”。(冯志伟1997∶1)术语是表达某种确定概念的名词,是词语与概念的统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下面是一些翻译实例。

“律吕”,也称十二律。英译中出现这样的译法:Chinese Temperament或Chinese Pitch System and Mode。其实可以直接译作Lülü。而翻译“黄钟”时,不妨也使用拼音转译法。这样比起直译为yellow bell要好得多,因为那些不了解中国音乐的西方读者实在不能将黄色的钟铃和中国十二律第一律名(the root pitch或the standard pitch)联系起来。

“旋宫转调”。“旋宫”指的是宫音在十二律上的位置有所移动,这时,商、角、徵、羽各音在十二律上的位置当然也随之相应移动;“转调”在中国音乐中既指调性的转变,也指调式的转变。目前有译为modulation者,modulation在《牛津简明音乐词典》的解释为Apassing from one key or tonality to another by means of a regular melodic or chord progression,即“通过和谐的旋律或和弦相继进行的方式从一个基调或音调转到另一基调或音调”。显然与中国古代乐理中“转调”一词的含义不尽相同。相关文献中也曾将其译作change of keys或transferring of tuning and key,但是都没能表达出“旋宫转调”的完整含义——仅仅解释了主音的变化,而调式调性的转变在以上两个英文释义中则没有明确表现。似可译为:Xuangong zhuandiao(Transferring of mode and tonality)。奈达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独到的办法,用词来为经验分类,而且这些词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迥然相异的。”(Nida 1974:20-21)这个观点说开去就是,甲语言中的一个词A,所指称的经验是无法用乙语言中的一个对等词B所完全涵盖的。

音译法在中国传统音乐词语中也有应用。长调是蒙古语“乌日汀哆”的意译。“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也将其直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等。译法有:Mongolian long-songs、Mongolian long tunes、Mongolian Pastoral Songs。现在最新的译法为直接使用蒙古语Urtiin Duu。又如“呼麦”,是图瓦语xoomei的中文音译,原意是指“喉咙”,实际上是“喉音”的意思,现在可以音译为Hoomii。梅州客家山歌,客家在的英文直译为Hakka,梅州客家山歌译为Hakka mountain songs (Stanley Sadie 2001:634)。花儿常见的英文音译为Huaer,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译为Uygur Muqam。

以上这些中国传统音乐音译方法已经进入英语词汇,被译入语读者认可与接受。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早有先例,在英文词汇中有大量的由谐音转化的外来词汇如日语gagaku、geisha、haiku,汉语kung fu、Taiji、cheongsam(旗袍,音译粤语“长衫”),芬兰语sauna等。

翻译中国音乐作品、著作、乐曲名时也可以使用直译法。如燕乐,亦称“宴乐”。在翻译时就可直译为banquet music或entertainment music,通过字面,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明白此种音乐的背景。若译为court banquet music或Royal banquet music似乎更易理解。

翻译一些中国著名的乐曲名和音乐著作时,也应通过译者使用简单而精炼的译语直接反映出来。例如,《梅花三弄》如果译成Meihuasannong,就会让读者感觉索然无味,乐曲的意境无法真正体现。《梅花三弄》,乐曲主题表现梅花,三弄实际是指三个变奏,古代有高声弄、低声弄、游弄之说。我们不妨可以译作Three Variations on Plum Blossom。正如奈达所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 Taber 1969)作为译者就是要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

当然在直译一些乐曲、乐种名称时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译屈原的《九歌》,往往会直接译为Nine Songs,这不就是字面看到的意思吗?其实不然。如果译者真正了解作品的背景,就会在翻译上慎重些了。《九歌》的“九”字不是实指,而是成数、总数的意思,共包含11首歌曲,而不是翻译时了解的nine songs。清乾隆年成书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是戏曲音乐的重要曲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虽沿用“九宫”之名,但实际不止五宫四调,而是附会每年12个月,每月配有一宫一调。所以译为Comprehensive anthology of texts and notation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arias in nine modes也不够准确。还有一种译法将“九宫”译作Nine Palaces,那就更是词不达意了。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都是当时的宫廷音乐,是不同地区、民族以及外国音乐的构成。今见将唐代十部乐译作ten kinds of tribal banquet music、ten kinds of racial banquet music、ten kinds of ethnic banquet music。在《牛津简明英汉词典》可以找到有关这三个词的解释,tribal是部落的、宗族的;racial是种族的,属于或关于种族的或以种族为特征的;而ethnic解释为we can use ethnic to describe people who belong to a particular racial or cultural group but who, usually, do not live in the country where most members of that group live,即种族、部族、少数民族,也有一层含义为外国的、外国人的。而从十部乐的编排上看,除《燕乐》与《清乐》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以及外国音乐,可见选择ethnic是比较合适的。

查阅“敦煌乐谱”的翻译时发现这样的译法:Duhuang Music Score,或Duhuang Notation,其实都不够准确。“敦煌乐谱”的命名是因为最先发现于敦煌,用唐代“燕乐半字谱”符号记写。《牛津简明音乐辞典》注释Music Score是总谱,Notation在《牛津简明音乐辞典》解释为:将音乐写下来以便表演的方法、记谱法。本人认为若译作Dunhuang Tablature较为符合原意,Tablature是符号记谱法,或译作古记谱法,中国的燕乐半字谱、减字谱、俗字谱均属于文字符号类的传统的记谱法。

目前有将古琴专用的减字谱译作simplified character notation,译法似也不够贴切。simplified character的解释为中国汉字的简体字,与繁体字的英文traditional Chinese相对。因此,这样的译法有些费解。其实,减字谱就是表示古琴演奏的指法和音位,笔者建议是否可将其译为strokes tablature。

宋代的俗字谱是工尺谱式的早期形式,与燕乐半字谱为同一体系。谱式所用谱字,均以形似汉字的方块字体为符号。李石根指出:俗字谱也可作“俗乐乐谱”,其意应是“俗乐”之字谱,而非“俗字”之乐谱。目前有以下几种译法:vulgar character tablature,这是完全的直译。folk and secular music tablature和vernacular music tablature这两种译法更符合乐谱本身的意思,即“俗乐乐谱”。

王佐良是最早注意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翻译理论家,曾指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中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2000∶18)如果忽视中国音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过度强调直译就会出现误译。

2.阐译法

纽马克曾指出,翻译时需要“对原文中某些信息加以注释,使其意义显豁”(纽马克1992∶44-46)。“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伽达默尔2002∶12)在中国音乐英译中可采取一种文外补偿的方法,即文内直译或音译,将中国音乐的历史性、文化性、功能性说明放在注释之中。

江南丝竹在翻译时如果直接用拼音表示就无法将音乐背景展示出来。所以除拼音以外还有几种译法:Jiangnan Stringed and Wood Wind Instrumental Music、Bamboo Flute in the South of low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iver和silk-and-bamboo。从翻译的角度,第三种译法最上口,也最让人容易接受。在后面做这样的注释就更加贴切:a type of instrumental chamber music dominated by strings and flutes。

福建南音在翻译时似可具体处理为:Nanyin或 Nanguan(Southern Music)—one of vocal and instrumental genre, is distinctive for its usage of very old instrument variants(such as the southern pipa and dongxiao flute)and its melodic refinement introspection, which have traced to Tang or Song court traditions。

侗族大歌是在侗族地区由民间歌队演唱的一种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大歌——侗语称“嘎老”。杨晓曾说过,学术界广泛沿用“侗族大歌”,其直接指称为“嘎老”,因此在侗族大歌的译语中也有直译作Galao。另外,还有Dage of Dong Nationality、Dong people's Dage、Dong Canon等译法。第一种译法nationality一词用得不太准确,改作minority或minority nationality可能较好些。第二种译法太过简单。第三种译法的canon一词,在《牛津简明音乐辞典》中的解释为:对位模仿的最严格形式。字义本为“法则”,在音乐上用于对位,系指一个旋律线对另一声部或全部其他声部起支配作用,这些声部必须在一定时限内声对声的模仿。与侗族大歌的概念并不对应,如果勉强套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错误的印象。想借用外国语言术语对应而让外国读者易于接受,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要注意借用的名词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如译为:Dage of Dong minority —A multi-voice, non-command, without accompaniment, the natural harmony of civil choral music。

《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嵇康的著作,主要译法有以下几种:Thoughts on Music in No Sorrow or Joy in the Sound、 No Joy or Sorrow in sound、Music Has no Sorrow or Joy、Music Has no Grief and Joy、Theory of Voice without Sorrow and Joy。可以看出,“声”的译法没有定论。究竟嵇康所指的声是sound、voice还是Music呢?对“声无哀乐”之“声”的释义,传统的解释为音乐。但也有一些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看似简单的一个“声”字会有许多讨论。Grove辞典就采用了直译法将“声无哀乐论”译作:“Music has no sorrow and joy”,“声”实指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声音,嵇氏在原著中即明确说明此点,故翻译时不宜仅用music来代替,我意是否可以用soundscape,这样也许包罗得广泛一些。

关于“诸宫调”,目前所见英译中有用medley一词者,《牛津简明音乐辞典》对此解释为:把著名的歌曲或乐曲之部分或片段集合在一起,经过改编而使前一段结尾和后一段开头融合衔接而成的乐曲。看来这是定义的混淆,如果勉强套用,可能造成误导。我们不妨试用音译加注的译法,如:Zhugongdiao—one of major Narrative song consisted of different musical modes and labelled melodies。

对于这类音乐术语的英译,译者必须首先弄明白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确切意义。“译者只能是‘潜回’到历史的某一阶段,体会原作者的本意,即我们常说的译者要追寻作者的本意。”(郭尚兴2008∶61)

余论:以上笔者结合音乐期刊中的英文目录,就一些中国音乐词语的英译试加讨论,文中述及几种翻译方法,并无绝对的优劣分野,在实际运用时均能发挥一定作用,还是应该视具体的语境择善而从。莫德昌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在国内目前的条件下要凭翻译来达到中外交流的目的,恐怕还要有些准备工作。”(莫德昌1987∶121)20多年过去了,学术界在中国音乐词语的英译中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召开过有关译介方面的研讨会,一些学者还将中国音乐汉译英问题列入科研规划,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中国音乐汉译英也存在不少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音乐向世界传播的瓶颈。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翻译规范,中国音乐名词术语的翻译依然是各行其是,缺少相对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将中国音乐的词汇、术语、历史事件、音乐作品、音乐著作等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其实,这已无异于编写一部汉英音乐辞典。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部辞典,一方面,西方学者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中国音乐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可以通过这样的辞典来统一翻译的标准。在中国音乐的对外介绍、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音乐刊物目录的翻译、英文论文的撰写、出国演出节目的介绍说明等活动中试行运用,并在实践中适时地加以修订和完善。另外,还可以制作电子版的汉英音乐辞典,以及汉英音乐辞典数据库等,并逐步使之网络化,以达到资源共享。同时,在网络版汉英音乐辞典中开辟论坛,使广大读者和译者可以为中国音乐汉译英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我相信,只要不断努力,坚持不懈,汉译英工作终将真正起到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的桥梁作用,为中国音乐向世界的传播作出积极的贡献。

附言:本文写作得到方建军先生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1]Nida&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2]Eugene A. Nida and Charles R.Taber 197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 E. J. Brill, Leiden, Netherlands.

[3]莫德昌.1987:《中国音乐词汇汉译英的一些问题》[J],《中国音乐学》Ⅱ。

[4]方建军.1991:《小议中国音乐史论文的英文目录》[J],《交响》Ⅰ。[英]彼得·纽马克1992:《科技翻译》[J],傅敬民译,《上海科技翻译》Ⅱ。

[5]李石根.1993:《宋俗字谱与工尺谱的比较研究》[J],《中国音乐》Ⅱ。

[6]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冯志伟.1997:《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

[8]王佐良. 2000:《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文化与翻译》Ⅵ。

[9]高蕾.2001:《中国乐器译名初探》[J],《中国音乐学》Ⅱ。

[10]李运兴.2001:《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1]Stallley Sadie.2001: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Z], London: Macmillan. [英]迈克尔·肯尼迪、乔伊斯·布尔恩.2002:《牛津简明音乐词典》[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2]王东风.2002:《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Ⅴ。

[13]张伯瑜.2004:《中国音乐术语的英译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音乐学》Ⅲ。

[14]方梦之.2004:《译学词典》[奥门新萄京8455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Z],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5]徐元勇.2006:《中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J],《音乐研究》Ⅳ。

[16]张迎.2007:《中国乐器译名刍议》[J],《天籁》Ⅱ。

[17]杨晓.2008:《南侗“嘎老”名实考》[J],《中国音乐学》Ⅱ。

[18]郭尚兴.2008:《论中国古代科技术语英译的历史与文化认知》[J]奥门新萄京8455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翻译》Ⅳ。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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