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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时间:2020-04-23 23:38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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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中外文学的互译和交流前所未有地频繁。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中国作协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和深化各种形式的中外文学交流,形成了层次分明、点面结合的新格局。5年来,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以更为自信的姿态站立于世界文坛。

8月14日,以“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为永久主题的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埃及、芬兰、法国、德国、荷兰、匈牙利、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蒙古、俄罗斯、瑞典、土耳其、乌克兰、英国和美国等24个国家的38位翻译家,以及50余位中国作家参加研讨会。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慕德贵,荷兰翻译家林恪以及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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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与中国文学携手同行。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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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5年来,“请进来,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常态。作家互访、交流文学创作,开展文学领域的合作,一直是中国作协对外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作协也积极搭建对外文学交流平台,丰富文学交流的内容。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写作计划,青海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西昌国际诗歌周、成都国际诗歌周等活动都产生了良好影响。江苏省作协成立“中国泰州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陕西省作协设立了陕西作家文学作品译介计划,云南省作协与湄公河沿岸国家作协共同发起设立了“湄公河文学奖”等,都促进了国内外作家的深层交流和互动。

中外专家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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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巴西文化部第一副部长沃内,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等在座谈会上

除了将国外作家“请进来”,中国作协还通过举办文学活动、参加国际书展、拓展交流渠道等具体而持续的活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作协拓展与欧美及周边国家的文学交流渠道,近年来实现了与南非、毛里求斯、冰岛、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等过去交往较少的国家的友好交流。2015年,在李克强总理出访拉美期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功访问哥伦比亚和秘鲁,在波哥大举行“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不仅沟通了两国人民的心灵,也为中拉的务实合作奠定了人文基础。

中国小说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爱写那么长的小说?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的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如是说。“中国小说的篇幅太长,吓住了出版商……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比喻?多余,太罗嗦,德国读者接受不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高立希的讲话有着相同的观点。他们的话无疑给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自信膨胀的很多中国人以迎头一击,中国文学该何去何从?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

8月22日,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国际专家座谈会”在京举行。此次座谈会是“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的重要部分。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巴西文化部第一副部长沃内、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等出席座谈会。来自近30个国家的50余位从事、关心中国文学翻译及出版的译者、作家、出版人参加座谈。

继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后,中国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性书展上集中亮相。2012年的伦敦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中国作协组织了3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作家及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参加了40多场文学交流活动。2015年的美国书展、2016年的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书展上,中国作家都作为主宾国的文学代表,与各国作家展开交流,与国外出版公司签订外文版出书协议,向世界出版界和读者更好地展示了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风貌。

  在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葛浩文、高立希、何碧玉、坂井洋史等多位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与中国作家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以及学者张隆溪、张寅德、杨扬、许钧等就“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学的德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译性与可读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无论是学者、作家,还是旁听的老师、学生,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还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是坚守传统,还是迎合西方?大家各执一词,见仁见智。即使在汉学家之间,对这一问题也是看法各异。法国最为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何碧玉就对葛浩文等人的观点提出异议,何碧玉曾成功地将沈从文的《边城》介绍给法国读者。她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琐碎才是中国美学的本质,“不能要求中国小说完全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文学不应该设有标准。”

铁凝回顾总结了研讨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她指出,经过近十年的逐步发展,研讨会从小到大,成为了翻译家之间和翻译家与作家之间交流的有效平台。不少翻译家获取和更新了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参与到中国作协对外翻译工程中来,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经翻译家们翻译后,走出了国门,共有数百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建构的脚步更加积极、稳健。研讨会的文学性、学术性含量越来越高,每次研讨会上的论文,经结集出版,形成了一批宝贵成果,在文学界受到广泛好评,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反响。研讨会已经成为增进翻译家和作家互相了解、翻译家广泛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深刻理解文学创作魅力的有效渠道。

董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自创办以来,以文学出版为媒、以翻译合作为桥,为分享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加强中外专业机构和人才联系,搭建了开放、务实、广泛深入的合作平台。他希望翻译家们以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独具一格的慧眼,发现和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出版作品走进各国,与各国读者分享中国故事。

在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加深并扩展了对中国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作协为促进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做了一系列切实具体的工作。比如,组织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翻译工作坊和国际写作营,与相关部门联合主办“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人民文学》杂志相继推出英、德、意、法、俄、西、韩、日等外文版,中国作家与外国翻译家和主流出版机构的合作正在日益深化。

  对此,中国的专家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评论家杨扬认为,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可以由译者处置的,有些作家则不能。譬如王元化先生,对翻译的要求就很高,有时候要译好几稿他才满意。杨扬预计,随着双语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会有所改进。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张寅德博士从另外一个层面对中国文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翻译性,如果超越了时空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共生共存的。

铁凝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改革浪潮中,中国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大批优秀作家成长起来,他们深入生活,书写国家巨变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在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精神风貌,创作出大量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得到大众的喜爱,在逐步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营造了全社会崇尚阅读的气氛。开放使大量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创作理念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拓宽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和世界眼光。同时,我们把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传播出去,一个个具有浓厚中国精神和气质的故事,经过翻译家们的译介走进了各国读者的视野,使他们了解认识到一个东方大国文明的灿烂、文化的深邃、人民的生动情感和向好向善的坚韧理想追求。

李敬泽在致辞中向翻译家介绍了中国作协主持实施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程”等面向全球译者的项目以及《人民文学》杂志外文版、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等对外译介工作。他表示,翻译家需要不断地领会中国之大,领会中国文学之大。“中国之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幅员辽阔,更体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方式千姿百态。而且,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正在为争取美好生活进行着生机勃勃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之大”才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中国当代文学形态非常复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文学样态和文学创作潮流涌现,翻译家可以从中加深对中国心灵、生活、语言和文化的了解。

随着中外作家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作协逐渐建立并发展有长效机制的文学交流平台——文学论坛,以促进交流形式更加多样,交流内容更加丰富,交流水平不断提高。在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中澳作家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等主题进行研讨。第二、第三届中西文学论坛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举行,围绕“女性文学写作”、“文学的社会责任”等话题进行讨论。2015年举行的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上,来自中韩日的33位作家围绕“现实生活与创作灵感”展开对话交流。2016年举办了第四届中法文学论坛;2017年举办了首届中葡文学论坛、首届中瑞文学研讨会和中国、丹麦文学论坛。此外,中国作协还陆续与意大利、俄罗斯、美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不同主题的文学论坛,增进了文学交流互鉴。

铁凝向与会嘉宾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作协各项工作情况,特别是开展丰富多彩国际文学交流活动、推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工作的情况。她谈到,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共同的命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把各国人民紧密连结在一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加速形成。面向未来,中国作协将不断努力,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把研讨会这个品牌建设得更好,把研讨会这个交流平台发展得更好,继续拓展和丰富研讨会的交流形式和内容,继续探索举办文学翻译家工作坊,继续实施好对外译介资助计划,为各国翻译家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在座谈会上,与会的部分海外嘉宾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文学出版的认识和翻译体会。缅甸翻译家通丁在发言中回忆起40年前在北京与中国的专家一同编译《缅汉词典》的时光。他说,正是中缅专家的共同合作促使这部词典成为一部不朽之作。纽约大学全球中心出版项目总监罗伯特·本齐提到,繁简字的差别、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译入语与译出语的不同,成为中美文化互译的主要挑战。而对于中国知识的匮乏则成为中文图书进入美国市场最大的绊脚石。埃及翻译家哈赛宁介绍,通过最近十几年中国文学在阿拉伯的翻译、出版,很多阿拉伯人终于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了一个鲜活的中国和中国人日常的方方面面,但是阿拉伯世界出现汉语热的同时也面临着翻译人才缺乏以及其他出版方面的问题。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新西兰翻译家邓肯·坎贝尔、阿根廷“当代杂志”项目负责人伍志伟、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朱·查尔斯以及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也就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版等议题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为了推动华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壮大,中国作协采取多种形式,继续深化与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文作家的交流。5年来,多次举办文学对话活动。比如,2013年分别在深圳和惠州为港澳作家举办研修班和文学创作研讨会;邀请台湾闽籍女作家赴福建参加文学交流,邀请台湾青年作家参加延安鲁艺之旅、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等活动;举办了多期两岸青年作家参加的散文创作研修班、作家研习营、作家研修班和青年文学会议等,进一步探讨两岸合作培训作家模式,推动两岸作家作品互相出版。

慕德贵在致辞中指出,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是卓有影响的多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特征,有效促进了各国汉学家全面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力推动了各地文学事业发展。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变化。当前,贵州各族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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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等获得雨果奖……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这也说明,写出好作品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站稳脚跟的关键。相信作家们会写出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为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作出更大的贡献。

慕德贵表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学事业。近年来一批名家名作不断涌现,创作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贵州省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生动景象。今天的贵州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而且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宝库,贵州满腔热忱地呼唤名家名作、全力以赴地培育名家名作。与会的各位汉学家、翻译家是精通汉文化的名家大师,是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重要力量,希望他们能通过贵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罗伯特·本齐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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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翻译家林恪致辞

埃及汉学家哈赛宁演讲

参加了全部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林恪代表与会汉学家对中国作协和贵州省有关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上世纪90年代,在汉语老师影响下,他深深热爱上了中国文学,并最终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如何把中国文学传播给世界各地的读者,文化差异给文学翻译带来了哪些挑战和困难,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中国作协高度重视文学翻译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自2010年起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团结了世界各地的译者,帮助在孤独中摸索“重新造轮子”的汉学家们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办法。

“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活动将持续至29日,各国研修代表将与20余家中外文学出版和图书馆机构联合开展作品选译、作家对话、翻译沙龙等近20场专项活动,并与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活动互相呼应。此次研修活动以“工匠精神”为关键词,通过“以文会友,以人促文”的方式,帮助各国专家代表掌握中国文学出版的最新动态,促进中外文学出版作品译介合作。其间,研修代表将结合海外文学和出版市场不同的期待和特点,针对各国实际需求与中国专家共同选译作品,共同推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指南》等成果,并以“中国文化译研网文学出版互译合作平台”等互联网手段为依托,为中外文学出版互译的人才与项目合作搭建“线上 线下”的精准化、常态化、专业化工作平台。

欧阳黔森介绍了近年来贵州作协繁荣发展文学创作的各项举措以及贵州文学取得的新成就。他说,文学作品需要交流,需要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心去品鉴,文学翻译就是沟通不同地域人们心灵的桥梁。与中外作家、翻译家共叙友谊、共谋合作,对提升贵州文学的关注度、促进贵州文学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也是一次把更多更好中国文学、贵州文学作品奉献给世界读者的契机。

此次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还特别邀请了一批擅长类型文学、传记、历史、儿童文学等畅销书题材的海内外知名作家参加,包括中国作家张之路、丁晓平,巴西插画家、作家罗杰·米罗,美国国际出版人罗伯特·本齐等。通过“中外畅销书写作翻译营”活动,中外作家、学者、译者将就中国题材在海外形成主题畅销书的可能性展开深入对话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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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翻译家颁发“中国文学之友”证书和奖牌

开幕式后,铁凝、莫言、贾平凹、余华、韩少功、阿来、麦家、王跃文、刘醒龙、刘震云、孙惠芬、鲁敏等代表中国作家向郝慕天、李莎、饭塚容、金泰成、朴宰雨、林恪等外国翻译家颁发了“中国文学之友”证书和奖牌,以感谢各位翻译家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将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家翻译介绍给各国读者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表达中国作家对翻译家们的真挚敬意。之后,举办了《人民文学》杂志外文版《路灯》推介会,5位译者畅谈了英文、俄文、日文、韩文和意大利文版《路灯》翻译、出版、发行的历程,分享了他们翻译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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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外文版《路灯》推介会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协外联部和贵州省作协承办。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各国翻译家将与中国作家围绕“一部作品的诞生:我的创作和生活”和“为什么选择翻译你?”两个话题进行交流研讨。在会场外,研讨会还设置了文学翻译作品展台,展示翻译家们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瑞典文、丹麦文、荷兰文、捷克文、芬兰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乌克兰文、波斯文、蒙文等19个文种的中国文学作品。研讨会还将专门安排介绍贵州文学发展情况,请贵州作家畅谈创作感受和收获。研讨会还将组织与会者前往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学采风,体验当地旖旎的民族风情和多彩的民族文化,汲取创作灵感。

据悉,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为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增进中国作家与各国翻译家之间的了解,帮助各国翻译家及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搭建作家与译者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研讨会前,8月13日,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在贵阳会见了铁凝一行,介绍了贵州近年来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扶贫工作等情况,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莫言、贾平凹、阎晶明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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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合影

(摄影:贵州日报 徐其飞 潘德玉)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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