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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是不怕老的,中夏族民共和国今世军事学副

时间:2020-04-23 23:38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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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史料,从来就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发黄纸册,文献史料如何进入我们的研究程序,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十分内在的‘文学史观’。”①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献史料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文学史料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学史当代意识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现。对七十年文学研究而言,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不仅有着压舱石一样的重要意义,并且刻不容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9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在北京召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及来自《新文学史料》杂志社的相关专家学者受邀与会并做主题发言。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如《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开设“学术年谱”专栏, 2014年推出“年谱丛书”等。当代作家年谱,以谱主生活的年岁为纲,月日为纬,根据当时活动剪裁史料,真实地记录作家思想演进和创作变化,也叙述了许多与作者相关的人和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所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辑佚考据价值、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年谱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对作家进行从小到大、从头到脚的全方位扫描,以第一手可靠的资料,随时充实、理顺、校正研究理路,催生出新的研究路径,成为研究资源的储备与库存。所以,当代作家年谱不仅会让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细化,还会使当代文学的史料来源更独特、更系统。

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日记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广告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着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着作品,当中引用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故事,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文化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着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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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为期一天,第一场由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室主任赵稀方研究员主持。陈子善教授以《史料研究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拉开研讨会序幕,对包括新文学名著多次重印版本、名家稀见作品版本、文学期刊再版和重刊本等在内的版本如何认定,包括作家自己起草的、作家认可的纪录整理稿和未经认可的纪录整理稿在内的演讲稿以及作家笔名如何认定等这些在新文学史料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期待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陈教授指出,我们历来比较注重一些作品的初版本,但对除鲁迅以外的现代作家同一作品各种不同版本的梳理工作,几乎没有人做。吴俊教授在点评中对陈子善教授的观点表示认同,并且将论题从现代文学延伸至当代文学,提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学科发展有一种危机感和前瞻性。

关键词: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作家年谱;史料价值;生活;学术;文学作品;还原;史实

6月15日,孙郁、陈晓明、许子东、梁文道四位嘉宾,就中国现代文学展开对谈。狂人日记诞生已经一百年,百年以前,类似鲁迅、郁达夫这样的中国现代作家以拯救下一代,唤醒中国人为使命,创作了大量发人深省、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百年之后,各式各样的网络直播泛滥,现代文学的声音却面临被湮没的危机。该如何借助流行的直播渠道传播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主持人和嘉宾共同关注的焦点。以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为坐标,一场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和文学何去何从的讨论就此展开。

刘福春教授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性与整理难度以及如何为现当代文献寻找合法性的问题。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当代文学遗留下大量特殊文献,刘教授展示了一些不规范的正式出版物、揭发批判文献和检讨文件、红卫兵诗歌文献等稀有照片,他认为无论是作品还是批判文献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独特的风景,这类文献不仅整理和利用的难度非常大,现当代文献学科究竟怎么处理这种特殊年代遗留下的特殊文本,也是要需要我们研究的。《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女士就此谈到对史料研究中边界和伦理问题的困惑,随着史料向当代延伸,到底什么样的史料能纳入我们文学范围内,如何对史料进行价值判断,需要一个宏观的理论把握。她同时吁请中青年学者着手抢救史料的工作,推进这一研究的有效展开。

作者简介:

孙郁:这种阐释是有温度的,在大学教学里很少见

王风教授的发言主要涉及现代文本的性质与文献整理原则,他强调史料问题其实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要面对的,现代文学并无特殊之处。文献整理原则针对的是文本,而不是学科。现代文本跟古典文本的差异,关键在于书写形式不同。他通过古今文本的变化观察到,现代书写中,分段和标点这两种书写形式的使用,对汉语文本的改变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本的校勘,严格说书写形式应包含其中。不过作为具体操作,执行到何种程度,与文本对书写形式的敏感度有关。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如《东吴学术》2012年第3期开设“学术年谱”专栏,2014年推出“年谱丛书”等。当代作家年谱,以谱主生活的年岁为纲,月日为纬,根据当时活动剪裁史料,真实地记录作家思想演进和创作变化,也叙述了许多与作者相关的人和事,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所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辑佚考据价值、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可谓“以史实考证为依托,持之有据才能言之有理”。许多历史学家都讨论过古代的经、史、子、集等的史料价值差序。其中,谈到集部之书,历史学家翦伯赞说:“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只一人之史。……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对一个重要作家特别是健在的当代作家的研究,可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年谱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对作家进行从小到大、从头到脚的全方位扫描,以第一手可靠的资料,随时充实、理顺、校正研究理路,催生出新的研究路径,成为研究资源的储备与库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邀请许子东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张爱玲研究,每堂课都是人山人海,非常有魅力。

段美乔副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日出》的版本研究,在发言中她围绕《日出》的初刊本以及初版本27个不同印次的更替和延续问题,通过不同版本印次的对比发现文本及内涵的差异,并且提出“版次贵前,印次贵后”这个原则存在有效性的问题。赵稀方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版本研究有点类似翻译研究,版本本身的改变其实是叙述的改变,史料本身有其独立价值,但期待能够提升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去讨论。

  当代作家年谱史料价值首先强调客观呈现,注重历史还原。年谱史料的真实性、时效性远在作家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之上,符合梁启超提到的“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的史料学原则,即所谓“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文学的世界有三种,创造作品的作家世界、作品传播中的世界、读者欣赏的世界。后两种世界必以前一世界为根基。年谱所还原的正是作家的世界,它要还原作家确实经历过的点滴往事,从中考察作品与作家生平的关系。因而它要尊重客观真实,以作家其人为中心来记事、叙述,使作家的真实面目、真实的生活史公布于众,不能主观随意,以过于个人化的视角强行介入,进行想象化的臆造与虚构,更不能依凭欣赏者一时的好恶,将一厢情愿的联想世界径直地视为作家的世界。德国哲学家布洛赫认为:“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根据资料来叙述历史。”年谱可以通过史料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它们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和裂缝中展开思考与质疑,从中发现新的可能性。年谱还可以为文学作品的辑佚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是作品辑佚的重要史源。在年谱中势必要梳理大量作家自作或他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有时在编纂作品集时往往会因未见到而漏收,致使其成为佚作。从目前年谱成果可以看出,年谱在文学作品的辑佚研究中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空间。

孙郁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正在迷信理论,用从西方传来的思想来解读文学,但许子东不是,他的《郁达夫新论》从文本的原点出发,从郁达夫的每一篇作品的细节出发,打捞出一些有趣的意象,然后加以阐释,充满了诗意和哲思,写出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后来他的研究向不同的领域延伸,每到一个领域都有惊喜。

吴俊教授就当代文学专题史料的整理、编撰与研究问题发表了独到的看法,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这种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面貌变化,成为史料学转向的突出现象。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性建设的学术基础之上,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重整成为学术调整的一种生态需求。因此,他呼吁建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史料文献系统,不仅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尤其是我们的学术道德和研究伦理。王风教授在评议中补充谈到史料工作背后要有学术判断,一个是对当下已有的资料,一个是预先保留,并再次强调文献资料工作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占有重要地位。“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作家。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文学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作家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倾向,乃至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根据现有文学理论观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过:“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作家的社会背景、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掌握作家的身世、经历,有助于了解时代和社会对他个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体现着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是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是探究作品深处秘密和深刻意蕴的有力向导。有些作品,不能仅仅从个人的人生态度视角来考察,而应该联系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与深入探究,理解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给予作家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因此,当代作家年谱有必要将作家放在具体的社会大环境中分析和考察,了解社会的变迁和进程,以深化对作品价值的认识。

“许子东是学院派里的活跃的思想者,他用非学院派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远去的文化群落、知识群落的认知,同时又融入了学院派的智慧。所以大众喜欢他,象牙塔里的人也喜欢他,这样的学者很少”,孙郁说。

赵稀方研究员以《史料发现与香港文学重构》打开了现代文献学的海外视角,获取香港的史料相对困难,他正是从香港报刊中获取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通过查询《循环日报》甄别了刘以鬯关于“香港文学的起点”的错误,通过《遐迩贯珍》追溯最早的香港文学,又发现了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其实始于《中外小说林》,而不是创刊于1928年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正是赵稀方研究员这种扎根史料的实证功夫,带领我们重返香港文学的现场,以重要发现改写香港文学史。由于香港特殊的语境,我们不能以新旧对立来对香港进行文学史认识,而研究香港报刊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很有启发的思考。程国君教授从史料发现与文学史重写视角肯定了赵稀方研究员的这种开拓性贡献,并充分肯定了这种史料自觉和史料意识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当代作家年谱作为历史文本,实际上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史料园地。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单个作家年谱的文学史料价值可能显得单薄,而把多个作家的年谱通过专栏或丛书的形式集纳起来时,它的特色和价值就能得到充分彰显,甚至可以粗略勾勒出一部微型的当代文学史。在年谱与文学本体特性的比较中,我们能体认其纪实性、真实性的文学史料价值。同时,它所提供的史料既指向作品也指向作品之外更广大的领域,让我们注意到作品其实是存在于年谱所呈现的史料语境之中或当时的文学生态中。所以,当代作家年谱不仅会让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细化,还会使当代文学的史料来源更独特、更系统。当代作家年谱以其史料价值参与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当代作家年谱研究的内容甚至形式,本身就参与着正在进行时中的文学历史书写,或者说就是当代文学史的史实依据。它们所体现出的文学事件是当代文学的原生态历史。它书写了某位作家的交往史和成长史,也为作品的解读提供着历史信息和历史语境。总之,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文学史共生同步,是纪实的、极具时效性的显现与还原,并建构着当代文学史。

谈及许子东的文学讲稿,孙郁说他绘制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地图。“这个地图一些闪光点都会吸引我们进入每一个灵魂,他打开了记录这些远去灵魂的窗口,使我们瞭望到里面迷人的风景,这里的阐释非常非常有趣。所以这个地图的后面你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地图的绘制者,他还是思想者,他在带领着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

张武军教授思考从报纸副刊探寻现代文学新的历史叙述,“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报纸副刊上的作家作品虽不以文学性见长,尤其是像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和一系列《民国日报》等更是如此,但它们却和民国政治与社会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从这些报纸和副刊中,我们可以从多层维度去探究民国时期文学背后的支配力量,重溯文学发展变迁的运转轨迹,如革命文学谱系的重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副刊有大量革命文学的相关演说。总之,通过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大的政党报纸副刊,我们完全可以展开有关整个现代文学思潮和发展脉络新的叙述,建构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陈子善教授表示期待后续研究中能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史料,并提醒到认为左翼作家就在左翼刊物上发文章实际上是个误解。王风教授也提到,报纸正刊和副刊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具体要看报社管理体制,以及副刊主持者的人际关系。

  (作者:李雪 单位:哈尔滨学院)

而这也是这本《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的特点。这本书从鲁迅到张爱玲、沈从文,林林总总写了很多人,对于青年人,对于还不太了解现代文学的人,是开启智慧的一本书,像一个文学地图的绘制者在引领我们去造访这些奇妙的文本。“他的阐释是有温度的,这在目前的大学教学里很少见。”

李哲副研究员通过讨论一篇署名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引导学生学习的》来呈现研究过程中如何解读1950年代主流报刊材料,进而探索历史经验与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萨支山研究员认为,一定要注意不能固化历史经验,某种程度上历史经验的解读就是一种历史叙述,应该在历史的材料和历史经验当中保持一种不断相互沟通甚至反驳的清醒。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史料,大家都很关注。陆建德研究员独辟蹊径,提出不仅要看到呈现出来的史料,还要重视当时不同的声音,比如章士钊和《甲寅》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要注意到那些材料背后没有被呈现出来、“不说”的历史图景。

陈晓明:能让读者享受文学的生活,这很可贵

作家崛起,社团出现,期刊网络变化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程国君教授主要围绕《新大陆》诗刊的创刊与发行,探讨了其对于北美华文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他认为《新大陆》诗刊不仅开拓出华文诗歌的别样的生产场域,而且直接推动了汉语现代诗艺术的发展,并由此可以推断出北美华文文学诗的成就高于小说和散文的文学史格局。汤俏博士在评议中肯定了这一探讨的重大意义。她认为,从这个角度进入北美华文文学研究,能够清楚地看到华文诗歌在北美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也受邀参加了此次发布会,活动现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发表了独到看法。“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七十年,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过来的,要理解了现代才能理解当代。”陈晓明说。

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或曰“郭沫若诗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诗歌史上被多方论及的重要课题,到今天为止,人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诗人特定时期的诗歌选集或文论选集为根据。李怡教授认为这有可能将充满动感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固定化,而严重忽略了其中流动变化甚至包含着若干自我矛盾的因素,他从郭沫若《女神》诗集中失收佚作谈起,结合选本与佚作的编辑增删,综合创作与理论的多重表达的追踪,体察诗人更为完整与丰富的诗歌观念,完整把握郭沫若早期新诗的可能性。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即在于此。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大概有七八十本。目前大陆最有名的一本文学史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先生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大学最重要的一个教材,表达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理解和看法,也有很多新见。但上海才子郜元宝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故事,因为多半是从历史的观念出发,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之所以了不起,就是能把故事融入精彩的学理研究”,他补充道。

做史料研究讲究细而全,追求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过,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似乎有过小、过细的倾向。对此何吉贤编审提出有必要关注现代文学史料中的“大/小”与“内/外”的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史料整理工作较为分散,多以个人承担为主,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兴趣从事某一个或者某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样的好处是容易产生某方面的专家,但是难以形成系统局面,也难以与研究良性互动的格局,当然也不太容易推进史料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化建设。他建议一方面应该把史料工作和学术训练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史料工作应该成为年轻学者训练的基础,另一方面应该整合资源,由相关学术组织机构来组织和资助做一些有规模的史料整理和出版项目,以为不同层次的研究奠定基础。当前史料工作越来越与网络结合,但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比较分散,研究者使用不便,如果数据库和网络资源能进一步整合,也将为研究工作带来更大的便利。关于史料工作的“内/外”问题,何吉贤提到了文学史料工作的跨学科问题,视野不能仅限于文学文本和作家生平,相关历史和文化史料也应进行适当的补充和整合,另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史料方面,也应突破国别的限制,重视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国外的相关中国文学史料,这将大大有利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推进。

此外,陈晓明还认为,整个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少年中国精神史,并鼓励年轻读者要怀着青春的浪漫情调来阅读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写《狂人日记》是三十几岁,其他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都是二十出头。”“中国现代文学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浪漫的激情,有一种青春气质在里面。“

冷川副研究员讨论的是一二八抗战战地报道团队的构成及其写作策略,分析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骨干如黄震遐、万国安、张若谷、曾虚白等人如何转向战地报道并取得实绩,此为抗战报告文学勃兴之先声,也为我们重新评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提供了新的维度。方长安教授主要介绍了当下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进展情况以及思路与方法;刘进才教授通过孔子形象书写及演变研究,探讨在历史语境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孔子如何被文学书写的话题。

陈晓明认为《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能够重现现代文学的现场,这是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相比,这本书的突出特点。“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区别,恰恰是从人物、从事件切入,充满故事的生动性,不论讲鲁迅还是讲张爱玲,都是在故事中展开文学史的情境,把人们带入现代的情境,重现一个现代文学的现场,尽可能重现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情调”,

胡博副研究员通过还原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农民戏剧演出的实况,从文学的角度考察现代戏剧与农村民众结合的经验以及知识精英进入民间的途径。何吉贤编审认为从演出角度讨论定县农民演出在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能结合田野调查并注明表格的史料来源,将更有说服力。王芳博士主要以鲁迅的金石收藏和相关文本为例来探讨新问题与“旧史料”的关系,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史料还没有被利用或阐释过,或者有一些史料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被发现过,这样就能赋予“旧”史料以“新”价值。张洁宇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她也认为史料工作的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就像鲁迅并非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对历史和史料的重释中产生了新的思想,这对我们当下的史料研究也大有启发。

“让读者享受文学的生活,这很可贵”,他总结道。

工作坊最后由赵稀方研究员作闭幕总结。他谈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出现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史料的价值愈来愈被重视。以前“搞史料的”不被重视,现在则被重新发现了。本次会议不仅仅在诸学科史料有很多发现,并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史料学学科本身的研究,其结果是“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构建,意义非常深远。

许子东:文学是不怕老的,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工学是不怕老的,中夏族民共和国今世军事学副文本价值影响。注释:①李怡:《“有‘思想’的文献史料”专题笔谈·主持人语》,《湘潭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工学是不怕老的,中夏族民共和国今世军事学副文本价值影响。在学界,许子东成名很早,当年不只为老先生欣赏,在青年学者中也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当年他那本《郁达夫新论》一问世,学界就为之惊叹——他率先从文学的体验、从作者的个人气质出发,从而捕捉到新的主题。那种书写现代的方式,对现代文学的体会,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这是他在八十年代对文学的贡献。

如今,许子东又把很多新的见解、更深化的思考浓缩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

梁文道说,《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有很多令人会心一笑的判断,看似用很轻松的方法来展示,后面却蕴藏着很深刻的见识在里面,牵涉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许子东同意梁文道的看法,并回复说“这部书其实是很正经的”。他还指出鲁迅“铁屋中的呐喊”,当年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而今天看看抖音,却深感“他们还在睡觉”。如今的社会潮流,是《爸爸去哪儿》、《天天向上》……娱乐至死。许子东说,假如现在有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把这几亿的手机集中在一个画面上,做一个高速的统计,有多少人看鲁迅?有多少人看我们的理想国?又有多少人在看斗鱼、快手?“如果鲁迅醒过来,一定会说‘他们还在睡觉’。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谈及用直播的方式开设文学课程时,许子东深有感触。“为什么中国人有了直播之后,就只能看抖音、斗鱼呢?为什么不能留出一点做文化保存的事情?”

现场提问环节,有读者问许子东,为什么文学、文化、思想上的进步远远赶不上科技的进步?许子东说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因为科学追求进步,文学从来不追求进步。我们最好的文学是《诗经》,文学不以变化发展为荣的。

“文学是不怕老的,不会过时,只有好坏,没有新旧”,他说。

最近,许子东正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叫《重读鲁迅》。他说:“我这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是必要的。为什么?一百年了,鲁迅的话就像昨天说的一样。”作为学者,这是责无旁贷的。

“‘五四’一百年,必须要有所回顾、有所反思,对于某些人是社会责任,对于某些人只是专业知识,但对我们来说,这两者是必然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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