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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经济学多尊重角下的诞生地

时间:2020-04-23 23:36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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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翼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成为30年代的新时尚。

摘要: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锋相对的摩擦,他们慢慢地试图从传统所圈定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的土地上另外寻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的追求来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的传统,一种是“启蒙的文学”,另一种则是“文学的启蒙”1.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它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尽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散文、小说,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投入了维护与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但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文学史上,仅仅以描写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现出来的陈奂生系列、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在较充分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也同样出色地描写了乡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在这一创作思潮中有意识地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对乡土小说有过理论阐释,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意思2 ,但他自己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倒是体现出他所要追求的“乡土小说”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3 ,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艺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说都以描写抗日爆发前夕的运河边上农村生活为背景,着重渲染的是农家生活传奇,俊男俊女恩爱夫妻,一诺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结局也总是“抗日加大团圆”。 这样的故事传奇自然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而且内容结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和艺术因素,可读性强,在大众读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在农村会受到欢迎。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他歌颂的人情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道德的善良和情义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是侠骨柔肠,重情重义,既描画了民间人情美的极致,也显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这一创作思潮中另一个重要流派是“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4 这些论述对有些作家的创作是合适的,尤其是邓友梅和冯骥才的小说,他们笔下的民俗风情可以说都是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既是已经“消失”,就自然有被历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写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头的种种遭遇,如盗卖古玩、买稿骗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动,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识地写出了一种文化的没落。出于现实环境的要求,作家有时在小说里虚构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将民间艺人与民间英雄联系起来,如《烟壶》里,这种旧民间工艺与传统的做人道德结合为一体,还发出一种类似铜绿铁锈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侠的小说,对傻二辫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经固然游戏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亲对他的临终忠告以及他随时代而变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由于这些作品描写民俗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才会有“俯视”的叙事视角来对民俗本身进行反思。也有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的、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5 0年代就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小巷深处》这样有独创性的小说,文革后他创作了《美食家》、《井》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尤其是《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历次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日益粗鄙的外部环境与基层当权者内在狭隘的阶级报复心理,使有着悠久传统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时真正的民间社会却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这种俗文化的精髓。小说叙事者是个对食文化、对老吃客都有着严重偏见的“当权者”,由这样的角色叙述苏州民俗的美食文化很难说称职,但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却有着警世的意义。林斤澜是浙江温州人,他的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迅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局面,但温州的经济模式是否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设理想,在学术领域一向是有争议的,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以家乡人和家乡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写出了别有风味的文化小说。汪曾祺本人的小说创作特点与上述作品不太一样。如果说,他的创作也采用了他自己所说的“俯视”的视角,那倒不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求得更“深刻”的效果,恰恰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在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叙事立场上,“深刻”的价值判断是体现在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来清理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而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应该反过来理解,他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他记载穷乡风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家规家法,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无法自由生长,所以才会有文艺作品来鼓励它、歌颂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汪曾祺的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叙事立场在当时还觉得新鲜,但到90年代以后,却对青年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创作思潮还融入了来自西部边疆的民族风土的气息。西部风情进入当代文学,所带来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大西北既是贫穷荒寒的,又是广阔坦荡,它高迥深远而又纯洁朴素--也许只有面对这种壮丽苍凉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风貌;只有面对这种生存的极境,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存的深广的悲剧精神。西部文学在80年代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正是这种崇高的美学风貌与深广的悲剧精神。周涛与昌耀是西部文学中较为重要的作家,他们恰该也分别偏重于表现西部精神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文学学科分论坛——文学与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教授主持,王安忆、陈思和、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周玉宁等知名作家与学者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尝试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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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

乡土叙事是我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我国一些作家对于当时乡土环境进行描述,让人们以多样化的角度了解更多的乡土文化。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土地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们生存、繁衍的命脉,人们在这片土地中创造了很多历史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更为深刻、复杂。虽然说在历史文化创造过程中其主要的表达的文化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是这些文化在表达、创造过程中难以与中国的乡土脱离。另外,乡土叙事也可以直接地便表现出我国各文学家的创造本意,因此,他们在创作现代文学时常常会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再其中添加较多的乡土色彩,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展现出来,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提炼出其中的“美”。

一、基于启蒙视角下的凋敝乡土

我国现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我国思想启蒙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使我国乡土叙事的审美标准达到指定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人员了解其中的价值。但是我国现代作家在向人们介绍中国乡土叙事过程中,常常将乡土环境进行恶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吸引读者注意力,激发读者的积极性。为了使我国读者增加对乡土叙事阅读的积极性,作家常常将乡土叙事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用一些夸张的手段对其进行描写,吸引读者注意力。久而久而之这种夸张的写法就会与乡土的实际情况拉开距离,而这种写法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的启蒙思想。比如说,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所体现出的现代乡土叙事就非常适合当时的启蒙思想的表达,并以黑色的形式描绘当时的乡土文化环境,又将一些封建礼数进行表达,从而暗喻我国当时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他在创作作品中常常将乡土叙事融入其中,并将当时的启蒙思想深深地表现出来,用这种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社会的风气,并使用写作的方法改变当时的面貌。

二、基于革命视角下的残酷乡土

在革命视角下的乡土叙事就显得非常残酷,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将一些残酷战争融入到乡土叙事中,并呈现给人们。革命视角下的乡土叙事主要有以下三点:左翼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其中的左翼文学主要表现当时的农村的现状,并将农民作为主人公进行描述,同时左翼文学也是启蒙思想创作的重要理念,并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比如说,矛盾的农村三部曲中《春蚕》主要对当时的乡土叙事进行描述,并将当时的帝国主义与新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通过对一些微小事物的描述,直接揭示了当时的中国经济是没有任何发展空间的,也表现出了当时农民常常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悲惨命运。另外,《春蚕》还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将当时社会的政治面貌展现出来。

三、基于审美视角下的田园乡土

在审美视角下的乡土叙事,主要是一些自由作家创作,将他们眼中的自然悠闲的乡土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将当时农村的负面形象忽视,为人们展出一种全新的乡土环境。同时这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将这些乡土环境进行扩大描述,将当地的风景变得更加精美。所以,这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将一些和谐的田园风景展现出来,让人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和谐风貌。比如说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他用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将当时的边城茶峒进行描述,让人们在阅读文章时感觉到那里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人人向往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黑暗,不会受到任何的压迫,人们会在这个环境中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因此,在沈从文创作过程中,他常常会在文中强调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性,这种精神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是非常可贵的。总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将当时的乡土展现出来,让后人在阅读时了解不同时代的不同面貌。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在对乡土叙事过程中会按照一定的依据、规律将其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对乡土的思想主张展现出来。本文对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进行了简单分析,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专业人员加强对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的分析,从而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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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京派、海派乃至更大范畴的自由主义文学相比,左翼文学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见长。血火交迸的红色的确是左翼文学的标志性色彩,但左翼文学对暴力并非一味地张扬,而是在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的同时,也有分析性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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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论文

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经济学多尊重角下的诞生地叙事,小说商议。一、现当代文学的评价分析是必然的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评价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代文学取得成就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现代文学则受到了打压。然后,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多流派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更多的作家也随之退出,或者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尝试改写自己的作品,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当代文学进入低潮。在文学的教学中,一些作家的真实身影开始远离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被加工过的作家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对待文学现象。很多被认为排斥的作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得到了数量众多读者的支持。发展至今,对当代文学如何定论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从学术界来看,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当代文学。当时网络上对此却颇有微议。很多人偏激地认为当代文学垃圾,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且借助一些不严谨的文学、评论作为佐证,闹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其中指出的太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是其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人们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认可。以此相反的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当代文学取得了其他任何阶段文学所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现代文学衰落的重要依据。其中最让人感到兴奋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我们也得认真思考,当代文学是否超越了当代文学呢?

二、当代文学部分逊色于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和当代文学相比,在某些方向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相比现代文学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下面将进行相关探索。

现代文学中有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文学作品的产出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思想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立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作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创造氛围、思想的沟通交流、健康向上的艺术创造环境。这样,为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了土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使其发展兴旺。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共同理想、大致相同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流派的差异越大,他们的写作风格,体现的思想境界差异就越大。流派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作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刻认知,是他们创作出优良作品的有力保障。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发展出了许多着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创造社、京派、海派等。各个流派之间尤其自身对社会的关注点,对生活特有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特别是流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理想的差异,写作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差异的存在,流派之争经常存在,这也是作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激烈表现方式,促使他们更能看到社会发展中问题存在的根本,对中国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有见地的见解,从而出现一些流派引领性的作家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百花齐放,带动和影响了一批作家,促进作家的成长。和当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一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如果积极的追究,只能说出现了一些“作家群”。“作家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虽然在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点、切入点、写作的方式、价值指向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国情决定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思想界趋于活跃。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活跃的思想抗争却能渗透到文化领域,现代的作家并没有受到绝对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是文学作品缺乏活力和思想深度。

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多于当代文学

至今文学界对经典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所谓经典就是具有高度的原创,同时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时代的穿透力,能够对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产生思想的激荡和情感的感染和教化。经典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这个公正的法官的考验。经典的作品是不会被浩繁的历史齿轮给埋没的,而且还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进行重新的诠释,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只是一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同时这些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只会在多如牛毛的烟海中沉沦,没有再次获得生命的可能。从文学作品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能涌现和确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稳定,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比当代文学更早;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还不足以产生经典的作品。同时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价值体现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时代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取向远远高于当代文学作品。作品的独创性现代文学作品也是远远强于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更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重新解读,其思想价值也是现存的当代作品无法企及的。文学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变化,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的反应,对人性的剖析和理解,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展望,这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至今没有出现大师

作家的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是成就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也是成就文学大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大师,如鲁迅,矛盾、老舍等一批大师的出现让现代文学显得熠熠生辉。大师能敏锐抓住时代的步伐,感触社会,看到社会中各种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呼吁社会缺失的回归,对当时的青年有警醒作用。然而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少了那种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同时那股发人深省的气息也逐渐远去。套用一些评论家的话:“他们太聪明了”。这在90年代的作家中尤其明显,他们既能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博得市场的青眼相加。有些时候他们站在平民这边的,有些时候却又毫不保留地走向官方。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保持缄默。我们知道,大师和世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三、总结

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进步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融合,这已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也必须客观地看到现当代文学客观存在的差异,以此对现当代文学做出合理的评价分析,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作者:王雯 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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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翼文学不仅擅长于社会政治题材,而且在风土民情、文化氛围、心理世界等诸多方面也有广泛涉猎,展示出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

四十年的小说创作

  ■ 在拓展题材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左翼作家在语言的大众化、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更新等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体风格。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王安忆认为,自新文学发端以来,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稳定的时代,职业作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持续性写作”则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时至今日,反思过往,类型小说的缺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问题所在。对此,王安忆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视点拉回到五四时期,从左翼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对立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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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颠簸与苏联的推动,左翼文学思潮成为世界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由于社会进程的需求,对于世界文坛的左翼思潮自然更乐于接受。20年代末,还只是创造社、太阳社等几个社团进行左翼文学的倡导与试验,等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左翼文学阵营逐渐壮大。左翼旗帜下,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弓马娴熟的文坛宿将,也有柔石、张天翼、丁玲、魏金枝、沙汀、艾芜、艾青、端木蕻良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一些作家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如萧军、萧红、吴组缃等;即使像徐志摩、巴金、老舍、施蛰存、穆时英等对左翼曾经不无批评的作家,在其创作中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左翼的影响。左翼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成为30年代的新时尚。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安忆

  早期左翼文学

在王安忆看来,担负启蒙责任的左翼文学占据了文学史话语的主流,我们所要纪念的新时期文学则是在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脉络当中稳健发展,带有知识分子化的对现实的批评、对民众的救赎等依旧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主题。但在这一脉络当中,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则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如此,未曾承担“社会任务”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中断,使得中国的类型小说尚且处于孕育阶段。故事在小说中消亡了,于是在过去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经验支撑着作者创作小说。当生活走向平稳之后,自我经验的缺失使得小说从社会走向学院,“小说本身是世俗讲故事的活动,进入到学府后则承担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然而责任感则逐渐从这些故事中抽离了。小说是世俗的,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很难与读者产生共情,非常损失。”王安忆不无担忧地说。除此之外,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介入或多或少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而从西方获得对于现代化的崇敬与想象依旧是当下的问题所在。国际奖项的评选为作者、读者提供了一种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一价值判断背后似乎并非仅仅只有文学的因素。因此王安忆认为,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需要以警惕与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国际奖项”与其评选机制,不要“迷信”,避免随波逐流。

  早期左翼文学确曾有过革命加恋爱的幼稚肤浅与传声筒式的直露硬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积淀,渐渐走向成熟。总的看来,左翼文学以充沛的激情、敏锐的感悟、深刻的洞察与多彩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广袤深邃、千姿百态的文学世界。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

  与京派、海派乃至更大范畴的自由主义文学相比,左翼文学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见长。譬如茅盾的长篇《子夜》、中篇《多角关系》与短篇《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就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的种种骚动,尤其是证券市场的震荡,以及小市镇的惶恐不安与农村的破产凋敝,揭示出民族危机逼促下错综交织的阶级关系与经济网络,呈示出一幅30年代前期中国南方社会大动荡的全景图。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与叶紫的《丰收》等,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农民的武装反抗。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角度切入,重返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历史现场,就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

  血火交迸的红色的确是左翼文学的标志性色彩,但左翼文学对暴力并非一味地张扬,而是在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的同时,也有分析性的审视。譬如茅盾的《动摇》,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某县的大动荡。过去在解读中,往往把局势的混乱只是归罪于投机派胡国光的蓄意破坏和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实际上,无论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说,还是从文本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当时,革命党人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激进盲动情绪,恨不能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见人类大同,因而有人主张无条件支持群众的所有要求与行动,这样一来,赞成“解放”婢妾尼姑孀妇、并为之设立“解放妇女保管所”的决议,终于在县党部会议上通过,结果为后来胡国光等人将“保管所”变成“淫乱所”留下了隐患,使“共产共妻”的谣言有所坐实,败坏了革命的声誉。其二,群众盲目的复仇情绪和无限的欲望像一座一触即发的活火山,因而,胡国光的偏激主张每每能够得到多数的赞同,导致了抢夺并分配婢妾尼姑寡妇等闹剧的发生。这两重原因的揭示,表现出茅盾作为一个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也看得出国民性批判主题在政治题材中的展开,从而表明左翼文学是五四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是所谓中断乃至背离。对于群众性暴力行动的分析性描写,不仅出自于茅盾这样的资深作家,而且在端木蕻良21岁时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里,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同《水浒传》那种对暴力无保留地欣赏并张扬的叙事态度相比,左翼文学的分析眼光显示出深刻的历史理性与可喜的现代色彩。这一点不仅让人由衷地钦佩,而且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足以引起深深的回味。

在程光炜看来,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西方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和心理的隔阂,使得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师法于本国现代文学作家。与此同时,在历史语境的影响下,彼时的文学创作者热衷于“去政治化”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新的审美意识由是产生,而现代文学则能给其以营养。再者,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以“创作纯文学、优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为己任,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师法于前人小说创作手法,从非主流作家身上汲取营养似乎成为一条路径。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紧接着,程光炜以贾平凹师法于沈从文,王安忆师法于汪曾祺,铁凝师法于孙犁等为例,再次以丰富的史料佐证了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左翼文学的广泛内涵

“与其谈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现代作家及其作品打开了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这个当代文学史的罕见的洼地,就这样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思潮迅速填平了。”

  左翼文学不仅擅长于社会政治题材,而且在风土民情、文化氛围、心理世界等诸多方面也有广泛涉猎,展示出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譬如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以科尔沁旗草原为背景,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步入20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肆意蹂躏与疯狂掠夺,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抗日怒潮。也能够看到充满了毒辣阴谋、血腥罪恶与丑恶闹剧的大户发家史,以及自然经济走向瓦解时大户子弟的分化──有的投身于波诡云谲的证券投机事业,有的夤缘攀附身居高官,有的则走上了文化启蒙之路。还能够看到不甘于被压榨的农民,急欲抗争,但因奴隶根性作祟,半途而废。作品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强抢农家女作妻、后在外放浪形骸的没落者,内心深处竟也隐藏着一段不无暖意的幽情;立志走一条新生之路的觉醒者,在自家利益与佃户利益发生冲突时,却站到了佃户的对立面,并且禁不住堂婶的诱惑,于半醉半醒、半推半就中犯下了乱伦的罪愆。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带有原始萨满教巫风的跳大神仪式,以及民众在其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敬畏有加而又如醉如痴的奇特效应,听到悲凉中不无幽默的民间小调,感受到粗犷、神秘而别有韵味的东北民间文化氛围。几百年前的山东大水灾,虽然没有展开直接描写,但是为灾民的千里大逃荒提供了一个背景,也与后来的社会灾难以及民众反应构成一种对应与象征的结构。这种结构事实上已经触及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科尔沁旗草原》还要早写两年的丁玲的中篇小说《水》,其后半部分把笔锋从自然灾害转向人为灾害,从抗击天灾转向阶级斗争,因而曾被评论家予以高度评价,但往往不受重视的前半部分,其实也有着值得注意的艺术新质,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洪水滔天的可怕势头、人与动物的惊恐反应、农民的殊死搏斗、回天无力的可怜无奈等,在表现人们向自然灾害顽强抗争的同时,也如实地展示出自然的力量。这些可以看作半个世纪后正式崛起的绿色文学的先声。丁玲加入左翼阵营之后,写过时髦的表现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也写过《水》这样的天人冲突与阶级斗争兼而有之的复调性作品,还写过直接刻画革命者的《某夜》等,但作为一名从女性视点切入文学的女性作家,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性别立场和女性体验,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带有较强的传记色彩,着意描写辛亥革命前后一位遭遇丧夫之痛的少妇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艰难跋涉,与此同时,也细致生动地表现了湘地的人情世故,再现出女学初兴时的新奇景象,还渲染了辛亥革命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这部原拟写作30万字的作品因作者被捕而搁浅,但从留下的十几万字中足可见出左翼作家的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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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文学在泼墨般地描写社会与文化的恢弘画卷的同时,并未忽略幽曲深邃的心理世界,而是既注意从人的感情涟漪折射时代变迁,又努力发掘其蕴涵丰富的心理矿藏。《动摇》在表现社会政治的惊涛骇浪的同时,也刻画了方罗兰在感情生活上的动摇,一方面是摘取自由恋爱果实之后便退守家庭的婉丽贤惠的妻子陆梅丽,另一方面是浪漫活泼、机警妩媚的革命同事孙舞阳,前者让方罗兰失望,但又无法完全割舍伉俪之情与婚姻责任,后者让方罗兰春心复萌,但又对她的开放不羁不能全然接受,于是只是保持一点内心深处的暗恋。方罗兰的欲动又止,而又于心不甘,反映出社会转型期许多中国人的心理窘态与生存困境。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里,萧涧秋反映了在时代大潮边缘徘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颇有时代感,并且他对新寡的少妇文嫂寄予同情,将以结婚来实行救济,对热情如火的少女陶岚心有所动却一再推拒,这种微妙的心理状态亦有耐人咀嚼的余味。法国罗曼·罗兰曾经为之深深感动的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不仅写出了典妻陋习给贫穷的春宝娘带来的人格屈辱与撕裂母爱的痛楚,而且也传达出一个女人的性爱遭受强加与割裂的隐痛。魏金枝的《报复》,写一个因被鸦片鬼奸污而备受折磨的农村寡妇,在修行二十年后竟在幻觉中杀死了前来认母的儿子,凄惨的悲剧中见得出心理分析的幽曲和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光炜

  在拓展题材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左翼作家在语言的大众化、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更新等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体风格,如鲁迅《故事新编》的瑰丽奇警,茅盾的吴越文笔,张天翼的冷峭审丑,沙汀的川味讽刺,端木蕻良的意象叙事等,对现代小说文体的成熟与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30年代绚丽多姿的左翼文学,如今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巨大的魅力。

散文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中的价值生成

  学者小传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则切合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以报告文学为考察对象,从非虚构的角度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张中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抗战文化研究》主编(与李建平并列)。博士研究生导师,与杨义研究员共同指导的冷川博士论文2010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合作博士后4人,均获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

在丁晓原看来,过去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诗与思的结合;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时代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内敛;而到了新世纪,随着新闻媒体的转型,报告文学不再依赖原有的载体,转而关注非虚构叙事本身。紧接着,丁晓原以徐迟的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为例,说明报告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与此同时,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也承担着记录历史、存储记忆的功能。或许没有绝对的真实,但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得到了保留。与知识分子化的小说创作相似,报告文学也积极地介入、批判、反思时代,对此,丁晓原提出,发掘报告文学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是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着力的方向。

  笔名秦弓,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派遣留学日本,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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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觉醒与挣扎——20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五四:新与旧》等个人专著9种,《中国现代杂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华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通史》等合著4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日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大学学报》、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本《名古屋大学言语文化论集》(日文)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等报刊发表评论170余篇。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丁晓原

辉煌的文学时代

与丁晓原相似,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亦是“七七级”的一员。作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亲历者,陈思和带领与会者回到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悟改革开放与文学的相互作用。

从卢新华《伤痕》的发表到刘心武《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陈思和还原了新时期初期文学产生的历史样貌,以打破人们对于文学史的单一想象。 “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个人产物,而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完成的”,陈思和感慨道,“旧的理论体系崩溃,新的理论体系尚未产生,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作者或许无意间触碰到了时代的痛点,于是文学讲述出了整个时代。所以在时代转型期,文学起到了独一无二且无法忽视的作用。” 紧接着,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创作为线索,讲述了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四十年,但对新时期文学深刻研究的缺少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所在。随着媒体的发展与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学需要与同时代的齿轮相吻合。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限的,研究当下、研究同时代文学,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揭示出来,这是我们文学研究者需要做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去创作是当代文学书写者应当坚守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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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思和

多元共生的文学景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贵良教授主要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作以研究。

晚清以来,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战争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翻译作品相对较少,但整体来看,翻译文学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改革开放后,翻译文学可谓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半壁江山。翻译者的身份,也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兼职型”(兼具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转而为改革开放后的“专职型”翻译家。在文贵良看来,“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的分离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家或许能更加关注创作本身,并不断追随创作手法的更新。与此同时,文贵良对晚清以来的翻译文学进行了梳理。以鲁迅《域外小说集》为例,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者主要以“文学趣味”为导向进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灰皮书、黄皮书则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影响翻译者的文学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引导翻译工作的因素经历了从“文学趣味”到“市场需求”的转变。就“市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影响而言,利弊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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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教授 文贵良

与外国文学“走进来”同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也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对当代文学的持续跟踪翻译、外籍华裔作家在文坛上的活跃等现象对于中国文学被世界所接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贵良看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或许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而这一新元素将会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文艺报》理论部编审周玉宁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积累,思想界启蒙的不断发展、写作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层级进步,使得当下的文学写作俨然呈现出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局面。但全新的阅读方式——“智性阅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周玉宁看来,“智性阅读”一方面体现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读者的阅读行为愈发理性;另一方面,写作空间的扩大化提高了写作难度;外加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造成阅读时间严重缩水,如此种种使得当代文学创作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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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理论部编审 周玉宁

“这是一个开启智性阅读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孕育着新型的写作人才,适应着新型社会的到来,所以智性阅读的开启意味着全新的写作和阅读,也许对社会进步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周玉宁以对未来文学创作与阅读活动的积极展望结束本次论坛的研讨。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经济学多尊重角下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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