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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历史学多偏重角下的故园叙

时间:2020-04-16 11:05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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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形态,都和乡土息息相关。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乡土的变化,同样是现代文学注视的焦点。

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

乡土叙事是我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我国一些作家对于当时乡土环境进行描述,让人们以多样化的角度了解更多的乡土文化。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土地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们生存、繁衍的命脉,人们在这片土地中创造了很多历史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更为深刻、复杂。虽然说在历史文化创造过程中其主要的表达的文化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是这些文化在表达、创造过程中难以与中国的乡土脱离。另外,乡土叙事也可以直接地便表现出我国各文学家的创造本意,因此,他们在创作现代文学时常常会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再其中添加较多的乡土色彩,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展现出来,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提炼出其中的“美”。

一、基于启蒙视角下的凋敝乡土

我国现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我国思想启蒙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使我国乡土叙事的审美标准达到指定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人员了解其中的价值。但是我国现代作家在向人们介绍中国乡土叙事过程中,常常将乡土环境进行恶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吸引读者注意力,激发读者的积极性。为了使我国读者增加对乡土叙事阅读的积极性,作家常常将乡土叙事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用一些夸张的手段对其进行描写,吸引读者注意力。久而久而之这种夸张的写法就会与乡土的实际情况拉开距离,而这种写法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的启蒙思想。比如说,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所体现出的现代乡土叙事就非常适合当时的启蒙思想的表达,并以黑色的形式描绘当时的乡土文化环境,又将一些封建礼数进行表达,从而暗喻我国当时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他在创作作品中常常将乡土叙事融入其中,并将当时的启蒙思想深深地表现出来,用这种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社会的风气,并使用写作的方法改变当时的面貌。

二、基于革命视角下的残酷乡土

在革命视角下的乡土叙事就显得非常残酷,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将一些残酷战争融入到乡土叙事中,并呈现给人们。革命视角下的乡土叙事主要有以下三点:左翼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其中的左翼文学主要表现当时的农村的现状,并将农民作为主人公进行描述,同时左翼文学也是启蒙思想创作的重要理念,并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比如说,矛盾的农村三部曲中《春蚕》主要对当时的乡土叙事进行描述,并将当时的帝国主义与新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通过对一些微小事物的描述,直接揭示了当时的中国经济是没有任何发展空间的,也表现出了当时农民常常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悲惨命运。另外,《春蚕》还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将当时社会的政治面貌展现出来。

三、基于审美视角下的田园乡土

在审美视角下的乡土叙事,主要是一些自由作家创作,将他们眼中的自然悠闲的乡土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将当时农村的负面形象忽视,为人们展出一种全新的乡土环境。同时这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将这些乡土环境进行扩大描述,将当地的风景变得更加精美。所以,这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将一些和谐的田园风景展现出来,让人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和谐风貌。比如说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他用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将当时的边城茶峒进行描述,让人们在阅读文章时感觉到那里仿佛是一处世外桃源,人人向往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黑暗,不会受到任何的压迫,人们会在这个环境中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因此,在沈从文创作过程中,他常常会在文中强调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性,这种精神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是非常可贵的。总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将当时的乡土展现出来,让后人在阅读时了解不同时代的不同面貌。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在对乡土叙事过程中会按照一定的依据、规律将其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对乡土的思想主张展现出来。本文对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进行了简单分析,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专业人员加强对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的分析,从而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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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着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着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着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着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着,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着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着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着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着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作者:邹洁 游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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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类型分析

摘要:知识分子由于他们丰富的学识和思想,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且承担着社会预言者与启蒙者的言说角色。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利益法则的兴起、商业化的冲击以及各种欲望的刺激,文学依靠政治制约而高居精神文化领域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和动摇,造成文学的璀璨光芒慢慢消失,而且逐渐从“中心”向边缘发展。新时代下,不再有过多束缚的现代文学,呈现出了流派纷呈、兼容并蓄的全新发展形势。

关键词: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创作

引言

在现代历史环境下,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文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审度。知识分子作为“非常”年代里备受摧残和非难的群体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知识分子同时又使文学和政治再次走到一起,以一个新的身份作为新的社会价值体制的参与者和传达者。因此,在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尽力表现“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一方面又极力张扬其坚守、高昂、高远的爱国热情。最终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两个结合的地方被有效地确认出来。王蒙的《蝶》《布礼》、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都表现了这一主题。作者借助文学作品,有力地控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伤害,更好地歌颂了知识分子的坚贞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情操,重新使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们的情感表达处在一种使命感、集体性写作的状态之中。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则完全脱离了这种使命感的写作模式,转而选择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展示其琐碎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在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不到道德感与使命感的纠葛,看不到对理想、国家命运的关注,看不到因为关注国家命运而不得施展抱负的苦恼,看到的只是他们对欲望等人性情感的追逐,无目的的、无价值追求的游荡生活,被挤压的卑微的生存状态等等多向的、动态的人性范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类别逐渐显得更为趋势化,具有类别色彩。

一、生命之原——欲望的狂热追逐

穿越久远的时间隧道,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合理存在的机制和土壤:我国古代中的一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如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又对人的欲望造成异化与阐割。当封建体制走向末路时,一股新的争取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一致将笔触伸向家庭、爱情、婚姻等主题上,表现恋爱婚姻中个人和家人所面临的不幸福和悲伤痛苦。其共同书写的模式是:通过作品,表明个人在自我觉醒后,对于性爱的痛苦郁闷,又着重强调在社会的历史解放中对人的解放,以此来昭示出情爱和性爱深度发展的趋势。新时期以后,作家们重新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欲望这一人的本性上来。可是让知识分子遗憾的是,虽然对人的基本生存的欲望进行了充分地展示,并且是以情感的表达为中心,可是最后还是要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结合,传播微言大义,迎合市场的需要。欲望书写依然没有揭开附着于其身上的面纱,依然在启蒙叙事话语的规范和模式下踢跚徘徊。然而,在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侵袭之时,各种世俗的、被遮蔽的欲望追求随之浮出水面。新生代作家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90年代欲望的复苏,将各种欲望图景勾勒出来就成为新生代作家创作小说的突破口。当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精神境况都将迎来一场激烈的风暴。同时,经历重大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也给这些新生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观照对象和载体。在他们的小说中实现了欲望书写的真正解放,欲望被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犹疑,不牵挂,将欲望光明正大地从幕后拉到台前。他们揭开缠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英神话面纱,把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拽回到现世现实,着力书写他们这个群体在面对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时的趋同、取舍、追逐、欲海之中的航进以及“停歇”下来之后身体及心理两方面无可言说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性的欲望所困扰,从而将千百年来附着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之上的种种文化灰尘一扫而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却是在以身体、金钱为工具,意在实现对秩序的解构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

二、生命之轻——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

新生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上物欲、情欲性的还原,结结实实地实现了把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从带有沉重道德枷锁、背负社会使命感的集体性写作中剥离出来,让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本质想法。但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他们需要承受来自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新生代作家在实现对其独立个体性的观照以后,也不失时机地关注到他们的社会存在状态。在走过漫长的个体淹没于社会洪流的历史时期之后,个体的真实存在状态和常在的生命体验开始得到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知识分子在90年代遭遇到的自身身份危机的体认上,反映在作品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大量地遭受过放逐的现象。在文学作品里面,知识分子好多是失落游离地生活着。他们寄居在都市的边缘,游走在都市生活之中,不再高居庙堂之上,祛除了精神和文化的全部负载,游离于权力中心和主流文化之外,不再以心忧天下为己任,被政治、市场抛弃,身心都处于相对失重的状态;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又使得他们显得空虚无聊,无所适从。相比于80年代作为时代宠儿的辉煌,90年代的知识分子直接遭遇到的是急转直下的境遇,从而呈现出不知何去何从的窘态,并进而选择了以身体的位移性来完成自我放逐的企图。所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生存于精神废墟和精神悬空之中的,这也构成了那个时代靓丽的生存景观。韩东等作家们借助游走这一特定的生存形态,拆除了知识分子身上原有的藩篱,直面他们卑微的、漂流的、零散的生存现实,透视他们卑微的、孤独的、悬置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游走背后的力量和呼声。在作者笔下,这些生活在漫无目的游走状态之中的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去体会在急转直下的社会转型之中被甩向边缘的痛楚,只是在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中饮尽那份无来由的孤独。他们虽然游走的是身体,可实际上是精神世界的漂泊与迷茫。也就是说,放逐精神性追求以后的游走必然与孤独相伴而行。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无处可去、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之中。游走是他们选择走出去的姿态,回到自我的世界,他们依然无法寄希望于通过游走来排解灵魂世界的孤独,无法为精神领地找寻到一片栖息之地。相反还陷入到时时出去却又无处可去的怪圈中。

三、生命之痛——被挤压的失语者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游走,背后必然伴随着“合法”言说权力的丧失,知识分子惯有的精英脸谱被改变之后,知识分子已经逐步从中心走向边缘,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失语”。传统的价值观念正慢慢地饱受拆解,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由于经常以教导众人的姿态出现,不得不面对话语权“失落”的尴尬局面。良知、正义、责任、启蒙、人格,这些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在残酷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这些品质都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无法预测,在此期间,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无法得以确定,他们正遭遇由精神导师、启蒙的英雄以及中心地位走向边缘的残酷现实。此情此景、此情此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愿地接受或者选择以“边缘人”的姿态,放弃对“他者”、对世界发言的机会,游走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空间内“浪迹天涯”、游手好闲。作者还将笔触聚焦在知识分子被挤压、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及与社会地位被取代以后相伴而行的种种失语的情形的描绘上。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们捍卫着良知、诠释社会价值,并是大众精神的精神支柱,他们具有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失落,让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优越感,人们以及社会逐步将他们的价值、良知等抛之脑后,进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越来越低,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90年代文化发生了全面转型,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清醒而且理性地反观自身的生存境况。因此,知识分子的命运、际遇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描写和书写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形象刻画也丰富了整个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作家们通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来使自己的主体精神得到一致的表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这是个由金钱烘托出来、由金钱作为强大的根基、金钱拥有无限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地崇尚金钱,从而导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只不过是填充社会罢了,就连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也变得只是社会金钱的补充者,因此,在金钱威胁和商业性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结语新生代作家由以往的焦虑性叙事心态走向轻松性叙事心态,非常平和、客观地去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被遮蔽的欲望属性、日常生活细节和被挤压的社会现实,展现的是这个群体“藏污纳垢”的一面。新生代作家细致地描绘他们的庸碌生活,展现这个群体无聊与无意义的生存状态,捕捉他们被激发的欲望诉求,以个人化视角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分子存在价值所作出的探索。在他们的文本中,既有对知识分子内心欲望的尽情演绎,也有知识分子身体和精神双重飘泊的游荡、迷惘,还有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遭受挤压之后出现的失语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前生存状态和生活内涵的知识分子形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以高昂的姿态去对待现实和理想之时,也就意味着新生代作家把文学从过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创作理念转变为反思个人生活的进步,当华丽的行情或者愤怒宣泄遭到遗弃,宏大的、紧跟主流意志的叙事不再成为作家写作和思考的唯一去处时,那么,知识分子的凡俗生活就日渐显示出其本真意义并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进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意义。归根到底,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承担起作家对现实思想的孕育和呈现功能。

参考文献

[1]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历史学多偏重角下的故园叙事,现代文学思潮产生与演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周德清.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

作者:孙艳红 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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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与演进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产生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动荡的特殊历史阶段。受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特点。西方现代文学大量涌入,带动了翻译思潮的兴起,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涌现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多流派,是当代文学思潮形成的奠基。

关键词:中国文化;现代文学思潮;发生;演进

文学思潮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思维活跃、流派林立、文化冲突激烈的特有历史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交融的体现。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和外来文化四大因素基础上的,并且是多因素交叉汇合的结果。因素一:历史时空的更迭。任何文学思潮的兴起并非时代耦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被公认始于1917年,但其思想的萌芽要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西洋学堂。这一举措标志统治中国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无数知识分子思想被解放出来。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时,统治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也走向没落。旧思想消失,必然带来新思想的确立。这样一个历史时空更迭的重要时刻,文学思潮的涌现是时代玉成的产物。因素二:政治制度的影响。自古至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1]。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得以应运而生,是基于中国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探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战争胜利这段时间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新旧制度剧烈冲突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社会动荡不堪,政治制度也在矛盾变化中破旧立新、立而再破,但对于文学思潮的变化却给予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由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舞台,如陈独秀、李大钊、林长民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进入中国政坛,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涌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中国当时正经历政治制度的破旧立新,五千年封建制度刚刚被瓦解,封建制度残余尚存,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初立,整个社会正处于新旧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时期,而“揭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序幕的五四运动,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的奠基”[2],文学思潮与政治制度立场一致,必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因素三:人文思想的积淀。文学思潮的涌现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积累和人文思想的积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与演进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大量的时代作品,它们“深入描写、真实记录了特殊年代人们的心理感受与灵魂扭曲等隐秘的内心世界”[3],这些作品铸就了特殊时代的人文思想,为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土壤。因素四: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学思潮的涌现既基于社会变革这样的内因变化,又基于外来文学思潮的外因发生变化,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影响下,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见,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直接涌入。另一方面是海外留学生带回的进步文学思想。

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经历了由兴起、到拓展、到丰收、再到转折四个重要时期。这段时期从191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我国社会遭遇剧烈动荡、经历剧烈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我国文学思想饱受外来文化冲击、不断求新蜕变的时期,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孕育了土壤。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可谓“破旧而立”。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外国列强用先进科技与文化敲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大门,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船坚炮利的战火,还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随着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的涌入,在社会制度更迭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人文精神为主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我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戊戌变法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被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惊醒,也就此埋下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等新思潮不仅影响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更影响了文学思潮。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文言文、八股文、科学制度也成为历史尘埃,随之而来的是白话文、外国名着翻译作品、中文名着的英译本、现代小说等文学形式涌现大江南北。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正在重塑,社会文化在混乱中呈现出无序的、多样的状态,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已迫不及待地走上历史舞台。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革命期,是指1917年到1927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帝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时期。标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他们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分别发表了着名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且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新青年》杂志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的创办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鲁迅先生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着名的小说作品《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随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着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命迅速席卷了中国大地,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界人士等中下阶层的人们参与其中。而这些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传播与发展的广泛基础,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石。

自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中,仍然没有间断文学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动荡中,各大文学流派逐渐成熟起来,不仅创办杂志,还在极力倡导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新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如太阳社于1928年创办《太阳》月刊,杂志主创人员均为共产党员。胡适和徐志摩等作家又创办了《新月》杂志,公开表明了维护独立的思想态度。这一时期的文坛处于矛盾争论中,文学界分为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一方是新月社,另一方是进步文学阵营。两大阵营的文学争论成为当时文坛一道风景。而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1930年3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五十余位作家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着作进行翻译和研究宣传。而巴金、沈从文、老舍、茅盾等一大批红色作家也成长于这一时期。

1937年至1949年这12年时间,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转折期。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爆发了激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文学思潮在战争的影响下涌现,也为战争的发展和最终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持。文学思潮由社会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具有宏大的主题,将战争与生命联系起来,作品更具反思精神与批判精神。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是以不同政治区域为根据地划分的,中国出现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大文学区域并立的格局。国统区文学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民族存亡的忧怨,将社会的黑暗尽皆揭示出来,作品往往以批判性视角提出反思;解放区文学充满了光明色彩,对人物情感较少描写、甚至直接摒弃,作品中往往运用大量篇幅或通篇描写农民、士兵和干部,或为民歌、或为叙事诗、或为新诗、或为小说,体裁多样,如《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作品;而沦陷区文学则呈现出人类处于困境中的觉醒与奋斗,展现坚毅的民族斗志的作品较多,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更迭中,在人文思想涌动、社会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下,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产生的。它经历了辛亥革命前期破旧而立的准备期、思想涌动的革命期、硕果累累的成熟期和走向没落的转折期。在起、承、转、折的四步曲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演进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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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爱军.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116.

[3]王俊虎,董蕾.1920-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摭谈[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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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的人口不断被抽离,乡村的社会、生活、文化空间正在崩解,城市的生活方式蔓延到乡村,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乡土文学,渐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尽管当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开始,但依然无法改变乡土文学衰落的趋势,“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已经不再以乡土、城市、工业等概念去定义”,着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启蒙与进步,现代文学的乡土视野

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兴起,反映农业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学逐渐式微,新的文学更关注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种种现象。

张颐武说,“现代文学其实是农业向工业转型期间的文学。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乡土文学流派的,比如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看,鲁迅是典型的乡土作家。再如台静农、茅盾、萧红、叶圣陶等,都是乡土作家。”

同样是乡土作家,但不同的作家看待乡土的角度并不一样,着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中,乡村一直都是启蒙的对象,被视为落后的、需要改变的地方。但这其中又有不同,鲁迅笔下的乡村,往往是灰暗、愚昧的,需要改造的,而沈从文则通过乡村去反思现代性,发掘传统乡村中那些可以补充现代化不足的东西。这两者看似是矛盾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促进现代化,还是反思现代性,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本身就是多元视角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仍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张颐武说,“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柳青的《创业史》,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村的变化,以及身处这一巨变中的人们的生活、精神,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点。比如《创业史》,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亢奋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并非很真实,但它所强调的精神变化,是非常可贵的”。

城市的生活,正在改变乡村的生态

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的作家逐渐崭露头角,余华、莫言、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也都是以乡土为写作的题材。

李兆忠说,“前一段时间我刚刚重读了路遥的《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在那个城乡巨变的环境中,逃离乡村,又不得不回到乡村,他的故事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的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和心理状态,这也正是它动人的地方。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文学,等于是一个新的乡村启蒙时代”。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乡土文学快速衰落,一大批在乡土中成长的作家,也逐渐转型。张颐武说,“作家们离开了乡土,进入城市,他们的生活经验,也不再是乡土的经验,所以有人不再写乡土,有人尽管还在写,但他们所写的乡土,已经不再是当下的乡土,而是非常遥远的乡土。贾平凹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早期的作品,如《高老庄》等,和当时乡村的现实、变化联系非常密切。到了现在,虽然他也还写乡土,但他写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传统的乡土,而不是真实的乡土。”

“乡土文学存在的土壤消失了。”李兆忠说,“乡土文学是建立在农民身上的,人都进城了,作家进城了,年轻的读者也大多进城了,乡土文学也就没有了。”

失去年轻人,也失去了文学的视野

到2018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60%。张颐武说,“以前常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农村,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再看乡土文学的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基础”。

年轻人是文学的主要受众,但实际上,即便留在乡村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基本上城市化了。张颐武说,“从作家的角度看,年轻的作家大多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或者城市度过的,他们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甚至也没有长时间在乡村生活的经历,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城市化的写作,关注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的人和乡村的生活。读者也一样,留在农村的年轻人,很多是离土不离乡,他们的生活状态,也不是原来的乡村生活状态,更多是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乡村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已,所以他们的阅读,其实也是城市化的阅读”。

村里还有人,但谁来关注他们呢

城市化的加快,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也改变了乡村的结构和生活状态。张颐武说,“互联网时代,世界是扁平的,农村的青年一样网购、玩网游、刷微博,他们的产品,直接在网上销售,和城市生活离得很近,他们的想法,当然和以前的年轻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难再用二分法去区分乡村和城市,人是这样,社会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

在文学的世界里,乡村不重要了吗?农民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不重要了吗?显非如此,李兆忠说,“乡村仍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处在激烈的变化中,我看贾樟柯的电影,常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人的精神,仿佛总是在彷徨之中,特别难受,我想,这其实就是足够重要的、值得关注的东西。但在文学的世界里,最起码五四之后的那种乡土文学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乡土文学也没有了。”

“乡村里当然还有人,他们的生活当然值得关注。”张颐武说,“问题是,今天的乡村,很多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年轻人都在往外走,往城市里走,或者即便在乡村,过的也是城市化的生活,而他们恰恰是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和阅读者。”

返乡记流行,一种浪漫的乡愁情怀

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无疑是体量最大的类型,张颐武说,“中国现当代主要的作家,几乎都是因写乡土文学而成就的,非乡土文学的作家,想要得到认可是特别难的,比如张爱玲,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渐渐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之初还有如工厂文学、城市文学等,当时得到认可的作品和作家也非常少。但到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城市化的。”

近年来,每到春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返乡记”在网络上流行,进入城市的知识青年,把乡愁寄托在文字中,这是否意味着乡土文学还会回归?

张颐武觉得并非如此,“返乡记的流行,恰恰说明,今天的年轻人看乡村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本身不在乡村生活,对乡村的认识是一种浪漫化的乡愁情怀,是乡愁的寄托。和乡土文学那种深入乡村生活,表现乡村细微变化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

城市人视角,农家乐式的乡土印象

城市人的视角下,乡土常常变得概念化,张颐武说,“除了返乡记一般的乡愁之外,城市人对乡村的另一种认识,就是农家乐式的,去乡村是为了感受大自然,品尝乡村美食,人们觉得这里绿树成荫,蔬菜新鲜,腊肉美味,可以放松身心,仅此而已。而且,农村也有民宿可住,有自来水、冲水马桶,有超市,所有的服务都是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区别不大。这些去农村旅游的,去农家乐休闲的人,其实是感受不到乡村巨变背后,整个乡村社会生态的变化,感受不到人的精神的变化。”

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而非浮光掠影的表面印象。张颐武说,“城市化是大趋势,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去,很难。这一点和日本有点儿像,日本的乡村建设非常好,但年轻人同样希望去城市生活,而不是留在乡村。因为田园生活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成本高、效率低,大城市的集约化生活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举例来说,城市里的地铁可以极大地提升交通效率,同时因为坐的人多,成本也就下来了,而在农村建地铁,至少目前看来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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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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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陆爱英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今世历史学多偏重角下的故园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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