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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根源活水,钻探新时代大众传媒时期的文化

时间:2020-04-09 14:10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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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刚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创作与市场运行模式。我们应以尊重、欣赏与理解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因为文学创作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网络文学的模式化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消极结果: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雷同之作,作品文学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于网络文学的控制,网络文学的商品性被不断强化。面对如此喜忧参半的情况,对于网络文学在文学性与商业性二者之间的艰难挣扎必须加以引导。

文学创作,需要去浮躁之风。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仅为一部《红楼梦》;司马迁隐忍半生,字字饱蘸血泪,方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纪传体《史记》;卢廷让为“吟安一个字”,竟然“捻断数茎须”;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经典作品的打造,是十年磨一剑,与创作者的毅力、磨砺和心血是分不开的。然而在当下,浮躁已成为某些文学创作者的通病。文学创作者没有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心态,不再自甘寂寞,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心中的所思、所想和灵魂深处的感动,通过自己的才华转化为文学作品;而是急功近利,以低俗写作迎合市场,以跟风写作消费大众,以应景写作攻关夺奖,以空心写作自命先锋……更有甚者,有些网络文学写手,为了追求文章的点击量,常常身不由己,有意识地拉长文章内容,放缓作品节奏,不加节制地往其中注水。有的网络写手根本没有对笔下的生活进行过调查研究,只是凭着想象去码字,一天更新上万字甚者几万字,每部数卷、每卷上百章甚至上千章,为了吸引读者还挖空心思地打色情、暴力擦边球,追求文字刺激。于是抄袭、篡改、脱离现实、千篇一律等问题层出不穷,快餐式、消遣式粗制滥造的作品比比皆是,创新性、深刻性、精益求精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而且写手越来越低龄化,网络盗版几乎是零成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刻反思。国内网络文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兴起和越来越多的网络写手从事网络写作,其受功利化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创作环境越来越浮躁。当前,网络文学呈现出题材类型化、运作产业化等特点。网络作品题材类型化是由当前文学网站运作模式造成的。为获得市场利益、赢得更多读者,文学网站以调查数据为依据,以迎合大众口味为己任,根据读者的阅读偏好引导写作方向,把本该丰富多彩的文学题材,划定在“穿越”“玄幻”“灵异”“仙侠”“情色”等套路模式中。文本的流水线制作,导致作者与读者想象力的枯竭,也妨碍着作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过多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长此以往必会影响到国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网络文学怎样才能创作出精品呢?我认为第一,应该传承中华优秀文学创作传统,注重文学真善美爱的精神价值,深入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推陈出新文学表现形式;第二,文学网站应该承担起“守门员”的角色,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对网络文学作品质量进行有效把关,从而带动大众文学创作繁荣;第三,文学评论家应加大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关注,对网络文学创作应加以引导,对网络优秀文学作品应予以推荐,以期带动网络文学整体的提升和进步;第四,网络写手要耐得住寂寞,要扎根于生活,让网络写作“去浮躁化”,通过真善美爱的文学作品,书写时代,弘扬精神,凝聚力量,记录进步;第五,广大读者要逐步适应网络阅读的“深入化”,要学会甄选,从浩瀚的网络作品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塑造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

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一、文学表现方式的嬗变: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

深度写作、宏大叙事几成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文学的仪式意义渐被消解,文学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之一,深度写作的给力环境不复存在,文学写作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坚守,也可以寻找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同构,因而出现了文学的多方面嬗变。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伴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高蹈于政治化语境,其内容与时代主旋律互动同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消费主义成为时尚,大众传媒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再难守持原有的深度模式,需要对接受环境密切对接,于是引发了文学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从深度模式转到平面化,作品的内蕴与深度让位于表层材料的真实与新鲜。形而下的生活具象被强调,形而上的艺术与哲学精神被丢弃疏离,走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相悖的路,作品不再追求耐人寻味的深沉和深刻、作家也不再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坚毅和执着。文学的这种转型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成果,后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源,视文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无需深度,无需阐释,只要平面可复制、易传播即可。法国摄影现实主义就要求作品像摄影一样复制生活,高度逼真而无需深度,美国美学家苏珊•桑格塔提出文学作品“反对解释”。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在她看来,但丁等文学大师“为使艺术作品能够在不同层面上被体验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谋篇布局,想必是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它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了。它只不过强化了作为现代生活主要苦恼的那种冗余原则。

当然,苏珊•桑格塔的美学思想也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不乏深刻的内涵。但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对传统经典文学的颠覆。文学创作有依据地从原来的深度模式追求转变为平面化处理。着名作家王蒙就曾感叹过,现在追求发行量,追求票房价值,追求眼球效应,文学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以至于《知音》、《故事会》就是人们理解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文学还是守持传统的表达方式,维持高贵的姿态,追求对人的情感表达的精致性、深刻性,竭力追求深度模式,有四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事物的核心在本质深处,文学要着力写出事物本质。二是精神分析学的隐抑论,认为事物分为明显与隐含两个层面,文学追求的“隐含”的深度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非确实性与确实性,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确实性。四是符号论的能指与所指,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所指”。这种守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分化,被弱化,虽然仍有部分作家坚守,但在消费主义时尚影响与大众传媒的解构下,更多的是作家不执着对“生活深度”深入体验与提炼,而是欣喜于大众媒体的现场效应,独钟于简单的“生活平面”,对可复制充满快感。作家不再以作品深远影响人的心灵为荣,而是以作品发行量为陶醉。他们同意接受以现实生活现象为题材的文学,但动摇了文学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本质的观念。他们只相信眼见的真实,即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不再信奉甚至不承认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出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真实。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精神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总体上,文学“快餐”取代了精神盛宴,新媒体写作,让全民进入作家时代,传统的纸质文学,新生的电视文学,广播文学,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甚至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形式。文学俯身于传媒,确实带来文学的惊人数量,文学几乎无处不在,不过,留得下来的真正具有文学品格又有多少呢?文学面临广泛质疑,作家含金量由此缩水。大众传媒解构了文学的神圣,解放了作家的自由,作家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压力,却也让作家们过于陶醉自我,满足“我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文学和“身体写作”等,把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和落后文化影响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艺术视野,并无拘施以浓墨重彩,为人们提供现实的新的文化景观或生存景观,看上去如同现实主义,但由于抽空了内涵,消解了深度,只依了现实主义的形式,浮光撩影,实则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无论是“新写实”的原生态,“新体验”的现象追踪和体验,都市文学的“欲望化”表现,看上去很美,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对于历史人生、文化意识形态的穿透力,其所复现的现实,没有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畴,因而只能随风飘逝。客观地讲,文学内容表现的这种转型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把定位固定于深层模式,以宏大叙事、深刻意义作为唯一指归,也狭隘了文学意涵,文学应该有全方位的自由,以前的文学也过于地强化了深度功能,不过,矫枉过正,一味的平面化,放弃文学的核心品格,无异于自我裁军,自毁文学。尤其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这种文学创作回避或者丧失对生活的穿透而调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接,而是过分迷恋凌乱偶然的生活现象的堆积所带来的浅层快感,不再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解构,走向了形而下的具象的写真,放弃了通向人的精神真实的路。

二、文学功能的嬗变:从教化到娱乐化

与放弃深度模式,选择平面化相适应,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从从教化转型为娱乐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在“眼球”,目标在利润,这就必然催生以市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的崛起,娱乐化成为文学的功能特征,“文以载道”被解构,文学回到散漫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表明,文学始终在服务大众与寻找自我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纯文学逐渐式微,日趋贫困,而另一方面大众文艺则遍野蔓生,随物赋形,娱乐、休闲与文艺结合,一切传媒手段皆参与文艺制作,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无厘头的戏说穿越“恶搞”文艺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具有广泛大众性和强烈行动感的文艺应运而生,文艺消费主义蔚成大观。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乱花迷人眼,这类文学直接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大众也自娱。文学文艺成了“快餐”,当然也满足了最大范围的文学大众的需要,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坚持传统的教化功能的高雅、凝思、无怪力乱神的、用于陶冶和文化积淀的文艺,在消费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下也艰难得更新,也在追求娱乐元素的强化,追求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追求一定的消费接受。比如为了好看,出现了戏剧、歌舞、杂技和现代舞台科技多样式的渗透组合,出现了音乐剧、人偶剧、杂技芭蕾、小剧场艺术等艺术形态,香港用3D技术拍摄了肉欲撩人的“肉蒲团”,而北京又弄了芭蕾“肉蒲团”,娱乐几至无边界。文艺的属性是多元的,娱乐性是其题中之义。传统文学强化教化,坚持文学以思考、深邃,载道于主流价值,作用于人的心灵为目的,虽然也强调“寓教于乐”,但是,娱乐不是目的。文学总有一种使命感,厚重感,深远感,作用于读者深层心理。文学希望接受者通过文学接受体会到责任、价值。文学的这种定位抓住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过,娱乐性也因此往往被忽视,或者说为了核心价值的表现而有所牺牲。这样,文学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就可能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文学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更新,要与时代同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得不从人生导师变为消费对象,下圣坛而与众生为伍。不过,这种调整也不应否定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教化目的,相反,娱乐化应该有所克制,注意“度”,一味市场化,迎合读者的肤浅接受心理,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意义。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消费主义渗透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文学市场化亦成趋势,文艺创作变成了地道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的专业术语已简化到与市场生产术语同构,艺术构思、典型化、艺术风格等专业术语被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代替,文学娱乐价值的片面强调和市场化运作将文学导向庸俗与浅薄。文学书刊出版,市场收益成了最大的考量。绝少把文学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主要是看它的消费市场,有的甚至采用作者包销形式,虚构消费市场,把文学彻底沦为商品。曾经神圣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一般商品的制造,曾经劝人读书促人成才的古训“开卷有益”在今天已不再是真理,复杂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简单的对发行量的追逐,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大众文化时代,市场经济削平了审美的深度追求,追求最大的通约项,即大众娱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覆盖各式各异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的是娱乐,产品是最易畅销的公共产品。于是,文学市场成了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纯娱乐消闲的栏目和内容广泛盛行,另一方面,非娱乐性的内容,也想方设法注入娱乐因素,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泛娱乐化。娱乐至上,主流价值缺失。今天,重新过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而拒斥娱乐化或许以为不可,但是辩证地予以取舍似乎不可少,必须纠正娱乐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庸俗与浅薄,让娱乐回归文化愉悦大众的本位,夯实心灵书写的文化质感,填补价值缺失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崛起,走上娱乐的正路。“文学市场既不可能驱逐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也不能一窝蜂地走娱乐化之路:文学要张扬其娱乐功能的本性,但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依然应是不变的追求。”

三、文学表现形式:从内在美到外在美

大众传播的特质是当下性与即时性,文艺的特质则是对心灵美的重视,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刻揭示。大众传媒时代必然对文艺的的这种特质构成冲击,促使文艺向眼睛、耳朵的美感和快感的转向,赏心被悦目、悦耳替代。读图时代的到来,更是开足了浅层感官的功能,“好看”成了时尚,成了文艺的基本标准。审美被物化,被悉心经营和强化的色彩、构图、光影等可视的物象所替代。“诗意的栖居”不再是精神的栖居,而是对官能的诱惑。一方面,文艺创作强化表层的形象元素,力图声光影的外在美,一如张艺谋电影的炫丽斑斓,一如一些作家在篇名上的花里胡哨,文艺作品将表层“好看”作了卖点;另一方面,文艺批量生产与不重内容而重外包装,精装、镶金,在包装上下足功夫,整个一绣花枕头。在“好看”的追逐中,文艺刊物纷纷化妆打扮,粉墨登场,各种文艺期刊为之改版调整,《北京文学》明确推出“好看小说”并热情推销:“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篇篇好看,篇篇耐读,它能使你不忍释卷,恨不管一口气读完,它也能让你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久久回味……”其实,“好看”是好看,“久久回味”未必,“好看”一词正式成为文学关键词。文学变成了文学市场,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好看”本是迎合市场而诞生,缺乏科学的意涵,正如作家毕淑敏所指出的,是个“简陋的接受美学命题”,“判决权”全在读者手里,“读者觉得好看,它就好看,读者觉得不好看,它就不好看”。更有甚者为了上视像媒体,把暴力色情作为“好看”卖点。如泛滥的“肉蒲团”等,“好看”也就标志着读者被确立为真正的“上帝”,文学发生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判系统的由“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不可否认,“好看”显示了文学对读者权利的重新尊重,切合了接受美学原理,尤其是对以前文学一味讲究宏大叙事,讲究服务于“道”等外在功利目的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除了不绝于耳的被官方容忍的“票房价值”数据满天飞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励十分明显地将发行量列为为参评条件中,要求参评图书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印数,强调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其逻辑似乎“好看”等同于“好卖”,进而等同于“好书”,这对文学极具潜在危害性。“可读性”诚然重要,票房价值也不是坏事,正如一些专家所断言的:“艺术向世俗的无限妥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想像力的萎缩,审美深度的削平。作家为了保持作品长久的吸引力———“好看”,往往采取的捷径是“经验化”写作,而读者也习惯了用已有的“好看”重新唤起新的阅读期待。”这就带来了缺乏创新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或相互模仿,“作家沉浸于自己的作品好看、有趣、富于刺激性和震惊效果,大多显示出“同族化”的类型特征。不少作品都只是同一模特改头换面后的时装表演,一些段落只不过是人物姓名改动了一下,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文学艺术紧紧与大众传媒关联,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但过分追捧传媒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作品的水准下降、审美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典性作品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诚如斯言“文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纠葛盘根错节,端繁绪杂,迄今为仍是文艺研究中尚未彻底厘清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毛正天 史红玲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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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17日,是著名作家路遥逝世日,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岁月如白驹过隙,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个陕北男人的身影,依然那么清晰。他短暂的生命,不仅在中国文学的天空划下一道灿烂的轨迹,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并没有因为路遥的离去而遗失,相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读者与追随者,接受着路遥的馈赠,在路遥精神的指引下,继续前行。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里,“文化工业”针对的是“大众文化”,因此,文化工业也就往往是被纳入批判的视阈中,它一度成为粗鄙、平庸及媚俗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上一世纪90年代的中国盛行一时,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被趋利的消费文化大潮所淹没,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为消费文化正名和合理性阐释的漫漶与横流。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怎样对其做出准确的理论概括,以及它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都是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与文学绕不过去的理论难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文化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眼光去重释产业文化理论,以及分析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便成为范钦林这些年来苦思冥想的论题,他多次和我提及这一论题的构想与核心观点,如今成书《文学与文化产业关系研究——以当代文学创作转型为视角》,足见他的思考结晶是卓有成效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被文学史忽视的路遥

范钦林认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并指出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非难,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这种态度比起法兰克福学派要公允得多和民主得多。这也为我们讨论我国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当代文学创作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这无疑就是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产业这个在中国的新事物提供了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对这个充满着悖论和诱惑的文化现象都是于事无补的,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事件中去,才能鉴别出它的优劣真伪来。因此,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范钦林选择了这个尚无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诗性,甚至以消解史诗性为前卫,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日常书写的“小长篇”。不可否认,小长篇中确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也不乏为凑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内容注水现象,以致出现评论者所说的“时代之重与写作之轻”的不对称感。纵观历史,能经得起淘洗和冲刷的流传之作,或气象宏阔,或精神深邃,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精华和文化的经典。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艺术家不能总是深居在书房里,不能总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之根和远离丰富的民间生活。只有不断汲取传统与民间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高质量的史诗之作。

毫无疑问,目前现代文学史著作已有几百种之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某些趣味的个中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有意无意中,总将路遥的文学作品淡化或者边缘化。作为“重写文学史”重大研究成果之一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关注“民间写作”立场为著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史视角,该书在第13章第4节专门讨论了路遥的《人生》,但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述只有一句话;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了“社会主义”形态下文艺唯一的“规范”确立和逐渐多元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但路遥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均未进入关注视野,只在书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列出了作品的发表年代与出处。这两部文学史著作是目前多数高校中文院系采用的通用教材或重要参考资料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客观性和研究性。当代文学史论著对路遥的“集体忽视”显示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文艺作品遭受冷落以后继续坚持这一方向创作的现实境况。文学史的忽视与大众读者接受度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曾委托中国科学院对“1978年以来中国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的调查研究”中显示,在1985年—1998年期间,在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中,路遥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之势,其影响力在时代的变革中除产生持久的影响外,还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位置。当前,虽然路遥各类作品的出版物依旧受着读者的追捧,但就目前对路遥与文学作品的研究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公正地位,仍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更未能提炼出其应有的理性意义与价值。

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状况及文学创作与文化产业关系的对比研究,其最终的指向是落实到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当代文学创作的转型问题。无疑,文学创作的转型问题才是我们的终极拷问。

高尔基曾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确,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之作,都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承载。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是身份徽标,是其独特性、创造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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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转型研究当然是这本著作的基石所在。“由于历史与理论传统等原因,让文学创作为实利服务为文化产业而转型,则首先需在理论上进行转型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进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及其关系理论的再建构,将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现代形态的重要方面,将大众文化定位为新时代的重要文化形态,与主流政治文化和传统的精英文化在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各自的结构性作用。”这些中介性的理论能否在艺术方面给予解释?文学到底有没有这种功能?它与文学的其它功能又具有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是都是需要范钦林着重要回答的问题。

民间文学资源是文艺创作的资源库、素材库,并给予创作以灵感和启示。从中国文学演进和嬗变过程看,很多文类与体裁的出现和繁荣,都可追溯到广阔的民间。如《离骚》《九歌》等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传奇小说受到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瑰丽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与想象,也沉淀成为民族的原型意象与潜隐结构。

其实,路遥这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笔价值不菲的财产在时代的进程中逐渐显示出了不应该被忽视、遗忘的现实。我们用时间来审视它,越发显示出了被更多的读者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去判断,诠释文本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立足于时代之中,在今天依然产生着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一面。在价值取向偏离、大众道德需要完善的今天,路遥的这份遗产的意义不言而喻。鉴于此,重提路遥留给人们的这笔宝贵遗产,解读这份遗产,不能片面地、一味地注重某方面的意义;路遥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不仅仅是“路遥精神”,也绝非单一的“现实主义”“城乡交叉地带”,如果只从其中的某一个视角去分析,这些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份宝贵的“财产”简单化、碎片化。正确客观地对待这份遗产,在历史与文学史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勾画出“路遥”与其文学遗产在时代中所彰显的精神面貌与现实主义的魅力。今天,我们重读路遥会发现,现实主义没有过时,现实主义也永远不会过时,只是需要我们跳出固定思维,以新的视角去看待、去研究。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甚至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超前的文学形式,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社会观念转向了多元化的发展,文化的苏醒、思想的解放,文学观念也进行了很大的转变,批评家回归到了“激情饱满”的理想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种文艺思潮翻滚的时期,路遥依旧默默无闻地坚守着不被看好的现实主义,没有为迎合任何一种所谓的新思潮而写作,直至去世。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先锋派小说家在自我复制与批量生产的同时宣告了他们的终结,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或销声匿迹或江郎才尽或另寻新的路径。这时,“新写实”主义写作者在摹写家长里短的同时与批评家一起宣告了私人性写作时代的到来,随之而来的是“晚上代”、“新生代”以及“下半身”的出现,批评家在坚守自我精神的同时,迎来了批评话语的丧失与理想体系的彻底瓦解,用丧失批评立场的话语权掩盖着一个批评家的虚名。

其实,作为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文化产业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这种转型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乃至语言艺术,是民族文艺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别林斯基评价民间文化对于果戈理文学成就的意义时指出:“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其实,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化沃土,体现的是民间文艺的伟大和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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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如果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们忽视互联网的写作,将其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创作样式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铺天盖地的网络写作便彻底摧毁了许多主流意识形态作家和精英作家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网络写手动辄千万的年收入,让前者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写作利益。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剖析这些现象的本土理论尚不健全,在这一点上,范钦林的纯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无线网络不断发展,文学生产活动发展到今天已发生巨大变化。总体而言,文学生产具有了更多也更为直接的交往对话性;创作主体‘启蒙’与‘批判’的立场逐渐模糊,呈现出产业化写作的模式;读者作为消费者开始引导生产主体的创作走向并积极参与其创作过程。同时,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文学创作作为创意源也积极地推动了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旅游等周边产业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动力来源。”正视转型期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阵痛,想办法找到文学创作的突破口,使其适应时代,适应于新的创作机制,应该是一个作家和学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很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间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达民间文化对于创作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贾平凹在谈创作体会时也强调作品要有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他们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

现实主义应当在当下文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国社会生活长期处于多层次分化的原因。路遥从始而终都相信现实主义的魅力,相信现实主义道路能出大成果。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产物,读者的阅读成了检验文学作品的主体构成部分。路遥在选择“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用“秦兵耐苦战”的事实给人们留下了这笔遗产。今天,当路遥被评论家遗忘或忽视的时候,大众读者用铁的事实证明,路遥正被无数读者阅读,路遥的作品经受住了读者长时间的验证与追崇,人们在阅读中找到了某种自我意识,这正是路遥当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初衷之一。

所以,我注意到了范钦林把现行的文学创作分类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三个并存状态的动机,他是在寻觅一种让文学创作更大的发展空间:“彼此互动、制约、融合,构成了当下文学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这部著作并非停滞在理论阐释的层面,作者发挥了其擅长的文本分析,用归类的方法,有效地梳理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使其在文学史的表述中更加有逻辑性和条理性,其定位和定性也就更加准确。

文艺创作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永远是作家、艺术家要正视的第一要务。文学艺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要做时代的发现者和感知者,要用宏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统摄时代的变迁、心灵的悸动,感应时代的召唤,完成为时代而歌、为人民抒怀的文学使命。

对柳青的继承与启示

然而,范钦林并没有忽略当下文学仍然占着很大比例的意识形态元素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承担着国家中心意识形态的功能。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指作者依据国家、民族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创作出的富有理想色彩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它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现,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否认了这一基础,就如盲人摸象,找不到文化产业下中国文学的命脉,从这一点来说,范钦林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书写者。

1991年5月,巴金在写给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贺词中说: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巴金的这句话,饱含他对文学和读者的深切挚爱,至今听来依然心潮澎湃。的确,要想创作出经典的史诗之作,需要创作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更需要真诚地思索、真诚地回归生活。文学创作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不能脱离生活,应该力戒浮躁,一头扎入生活。故事可以编,生活不能编。路遥的文学道路对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为了写《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他专门提前准备了两三年时间,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观察各阶层人群的日常生活细节,翻阅报纸文献潜入历史,克服各种困难,忍受各种痛苦,孤独地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以热烈的情怀,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创作了当代文学的名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年年加印,经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说类图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路遥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动情而真诚地书写了时代变迁、不同人的命运及青年一代的人生奋斗,《平凡的世界》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城乡社会改革的历史画卷和时代史诗。这部作品的成功,印证了歌德关于经典的民族作家产生的论述:“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

1983年4月3日,路遥在上海写下了《柳青的遗产》。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当中,柳青对路遥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出生在陕北这块辽阔的黄土高原,几经辗转后又在古都西安长期生活并创作,对文学有着至高的信仰,这种追求使他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在路遥心目中,是他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是他的精神导师。换言之,路遥对柳青接受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崇高继承。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平》准备创作前,曾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七次通读《创业史》,是准备阶段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由此可见路遥对柳青的重视。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文末,路遥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一生辛劳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柳青在小说集《恨透铁》印刷之前,反复叮咛编辑,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掉《恨透铁》书名下的“一九五七年纪事”这几个字。路遥早年的一本小说集《当代纪事》,其中有两篇小说的副标题采用××××年纪事的方式:《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史诗”的宏大叙事不止是向前辈柳青学习致敬,更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新继承,这种史诗情结的创作不仅客观显示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成为时代的一面放大镜。

对精英写作的分析也体现出作者客观的历史分析与批判精神:“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表现个人的精神独异性为目的而创作的文学,它刻意追求思想上的异质性、艺术上的前卫性,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艺术话语体系。精英意识形态文学最大的本体特征是先锋性,在内容上,关注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困境,作品的内在力量主要是人道主义、个体价值和个性主义;在艺术上表现为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作者无非是要提醒当下的作家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那些自诩精英文学永存的文学创作者,应该勇敢地正视与直面消费文化的语境,重新调整自己创作的策略,发挥自己的优势,融入并改造产业文化,让产业文化朝着正确的人文方向发展。

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度,取决于优秀与经典之作的多寡。而优秀与经典之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与追求。只有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与清苦才能创作出史诗性之作。眼下的文艺创作存在质与量之间的严重背离与不均衡。有人说,这是一个长篇狂欢的时代,一切似乎都以长为美,以快为佳。这不计其数的海量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有的作家不是几年创作一部长篇,而是一年写两三部,这当然与以利润思维碾压审美取向的商业逻辑和眼球经济直接相关,在靠频繁地“露脸”“出镜”来刷存在感的时代风气下,作家艺术家们唯恐自己被边缘化、被淡忘,不得不随波逐流。不讲质量,只讲数量,不求品位,只求长度,注定难以产生精品。

今天,反思文学的时代现状,我们注意到,“新时期”以来,标举写“个人”的“新启蒙”文学在摆脱政治束缚的同时逐渐远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注定了对路遥的创作有一种集体的排斥与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有必要再次重申,那些被称为重要的文学史拒绝或远离“路遥”,这种态度与读者对其的接受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说,文学正在丧失广大读者的关注度,作家正在消极对待社会现实的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文学失陷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必要重提阅读和关注路遥。现实主义文学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受西方各种文化、文艺思潮,特别是俄国19世纪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学。它的基本精神,是现实战斗精神。经过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长期影响,现实主义作为主流文化,它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现实主义作品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高度显示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路遥在作品里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勇于进取、锐意创新的政治思想,这是路遥政治理想在文学中的体现。读者通过阅读《人生》可以感知到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这种遭遇与长期一段时期的社会联系密切,一度,很多读者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觉得自己和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有一样的遭遇。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有了一个浅层次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深层次的共鸣与契合,使作品除了文本意义外还具有了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在今天得以重现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并且留给我们丰富的时代启示和文学意义。

那么,作为个体性的创作,其个体化的特质是表现在何处呢:“在市场经济之下文学的创作也如同普通的商品一样,生产、流通和销售各个环节都有资本参与,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生产出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学消费品,整个文学的创作过程变得相对简单机械,作者变成普通的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经过出版商的精心包装,读者则成为市场调查预测后的终端消费者。”这也是在提醒作家如何面对现实,纠正以往观念的偏狭,积极地去适应市场机制,自然而然地融入消费文化大潮之中。

精品的打造和淬炼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缺少伟大的作品,没有史诗之作的产生,这不仅是文艺界的遗憾,也是时代的缺憾。要深刻认识到,史诗之作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柱石,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路遥曾说过:“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路遥对柳青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推崇和学习,不但很好地继承了柳青的文学创作传统,更在精神层面深入理解了柳青。路遥写的《病危中的柳青》与《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是对这位同乡的一种极高致敬与义无反顾的追随。

于是我们看到范钦林对于网络文学的分析就有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分析建立在大量文本的举证之中,也就使得其立论更加坚实可靠:“网络文学产业链逐步完善,与图书出版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与网络游戏、漫画、影视剧的合作更加深入,全版权运营时代的到来使网络文学的商品价值备受重视。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创作与市场运行模式。我们应以尊重、欣赏与理解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因为文学创作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网络文学的模式化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消极结果: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雷同之作,作品文学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于网络文学的控制,网络文学的商品性被不断强化。面对如此喜忧参半的情况,对于网络文学在文学性与商业性二者之间的艰难挣扎则必须加以引导,虽说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但那种既不指向过去又不指向未来只追求当下观感的作品终究会被淘汰,网络文学也只有立足于文学性才能健康而持久地发展下去。”为网络文学正名之后,范钦林点出的是网络文学的死穴,这就是消费文化的另一面,内容的浅化和形式的模式化,让其成为销蚀文学性的“毒品”。

(作者:于文秀,系黑龙江大学教授)

路遥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也刷新了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路遥完成《平》第二部时,他面临的是生命危机与完成作品之间的艰难选择,如果停笔调养,可能像柳青一样会留下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而死不瞑目;如果选择继续完成创作,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路遥最后选择了继续完成创作,在关键的时刻,他冲过了终点,最后长眠于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他比柳青幸运的是他可以做出选择,避免了前辈的悲剧,却也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路遥对文学是宗教般的虔诚,是用真情与生命在书写,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用自身的行动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文学。“所谓定位,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进行随意的吹捧或贬抑,而是根据对已存在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其价值和地位给予一种科学的文字表述;或者说,地位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实对作家的一种命名。”《平》一版再版,总是供不应求。《路遥文集》、《路遥全集》先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次再版。路遥的文学价值与路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究竟该如何定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个调查数据与诸多的事实说明,在路遥所处的当下读者生活阅读的中心位置来看,路遥在读者心目中的持久影响力,可以确认路遥文学作品价值的同时也能确定路遥在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路遥精神的一种高度肯定。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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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于文秀 工作单位:

在道德缺失的今天,审视路遥的遗产,综观路遥的创作历程、文学作品,我们发现,路遥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阵地,守护了精神家园,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精神。”路遥用生命恪守一块精神文学的阵地,以保持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关系。

得出根源活水,钻探新时代大众传媒时期的文化艺术嬗变。多元化的路遥遗产

得出根源活水,钻探新时代大众传媒时期的文化艺术嬗变。路遥的文学生涯不足20年(1973年—1992年),留给我们的是180万字的5卷本《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始终名列前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名列榜首。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接受度高意味着读者作为主体占有了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通过释放作品蕴涵的潜能,并用积极的精神影响和感召,使这种潜能为自己服务。有论者说:“阅读路遥的情感投射,有着路遥本身的因素,但更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或许是唤起了当代负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人们的某种情感诉求。”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路遥文学意义和价值在读者中散发着非凡的魅力与长久的吸引力。在纯文学相对疲软的今天,《平》依然雄踞畅销书之列,纵观现当代作家,能享受这份殊荣的作家又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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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文本意义与独特魅力构成了路遥的遗产。路遥的出生地陕北为他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路遥从童年开始就无意识地接触陕北最初的文化启蒙,这对路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后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神圣的黄土地进行了史诗般的叙事。路遥长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他开始较大投入地关注“城乡结合地带”人群的精神状态的变化。他是在文学作品里少有的能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作家之一,用文学的意识预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走向,构筑了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留下了一份既有文学宽度又有历史深度的遗产。他较早地意识到要给文学界、批评界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好人坏人’的人”;探究城乡“交叉地带”的立体化结构,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城乡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新旧思想、城市人与农村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种种交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重新组合,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不单是孤立地、单层次、某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矛盾冲突下的命运、精神、情绪、心理、物质等诸方面的共同体,这一文化区域的构建显示出了路遥与当代作家与所关注领域与众不同的艺术境界,这种特有的文化关注特点与价值取向使路遥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从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在了现实主义道路的前沿。《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对城市文明有着非常鲜明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和他对自己“乡下人”的自卑纠缠在一起的,通过一系列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奋斗,他在对城市渴望的同时背叛了乡村。路遥通过对高加林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人物叙述,表达了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城乡文明和现实关系的看法。作家陈忠实说:“我在为这部小说(《人生》)从生活到艺术的巨大真实所倾倒的同时,意识到《人生》既完成了路遥个人的艺术突破,也完成了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突破。”路遥的文学精神超越了文学自身。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路遥自己也说过:“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就得先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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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离开的日子,人们总是用各种方式来缅怀他。1993年11月17日,西安《文友》编辑部召开“纪念著名作家路遥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将已举办四届的“未来作家征文大奖赛”更名为“路遥青年文学大奖赛”,以路遥的精神激励广大文学青年。据统计,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大奖赛”有十多万名读者投稿参赛。2000年9月,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路遥全集》。2002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十周年之际,延安大学发起组织了“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并成立了“路遥研究会”;同日,为纪念路遥,清涧县委、县政府将清涧县图书馆更名为“路遥图书馆”。2003年12月,广州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全集》进行了第4次印刷。2007年11月17日,延安大学、陕西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在延安大学共同举办“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大会暨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同日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2008年5月,潘石屹专程拜谒路遥墓冢,并在路遥文学馆题写:“走出黄土高原,每遇到困难时我都读您的书;您的书给我力量,给我勇气!”10月,新浪网“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平》更以71.46%的比例再次高居榜首。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作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人生》和《平》入选。2010年5月25日,八集纪录片《路遥》完成制作;11月20日,纪录片《路遥》在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中首次播出。2011年3月28日—30日,纪录片《路遥》改编为上、中、下三集,并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人物》栏目播出;9月11日—18日,八集纪录片《路遥》完整版在央视9套纪录片频道《时代写真》播出。路遥离开的20多年中,研究他的创作、作品的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大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与他的作品正焕发着新一轮的活力,以理性的态度作为一个开始,他的这份遗产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并继承。在文学低迷与疲软的时代,捍卫了文学的尊严,拯救着充斥文学精神危机的时代。

王刚,笔名秦客,陕西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人。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2009年),著有《路遥纪事》,主持书房记微信公众号(shufangji2013)。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得出根源活水,钻探新时代大众传媒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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