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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何以,王富仁助教访问

时间:2020-02-26 21:36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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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把“五四”以来到1949年的新文学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但“现代文学”的“现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自“现代文学”这个命名诞生以来,学界对于“现代”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就各有说法。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新的命名的出现,更是显示出学界对以“现代文学”指称“五四新文学”(也就是1917—1949的这段文学)的某种焦虑和某些不同的思考。

导语: 王富仁教授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系列:一、鲁迅研究;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中国文化研究。在鲁迅研究方面,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我国文革后最早的比较文学专著之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在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提出来区分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不同规律和“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曾引起鲁迅研究界的广泛讨论,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王富仁教授现在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是“新国学”研究。可以说,新国学是从学术角度突破过去鲁迅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盲点而提出来的。《“新国学”论纲》开章明义强调:新国学“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王富仁提出“新国学”,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他的“新国学”的两个基本概念。王富仁说:“我把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国学”概念,对他自己所坚守的“五四”新文化、社会文化立场又是有所超越的。 王富仁教授对自己从三个方面进行过定位: 关于鲁迅:深邃的思想,我们永远解读不完。 生活理念:以书为伍,追求简单平淡的生活。 研究思路:倡导“新国学”,让心灵更宽广。

20 世纪以来,旧体诗赋创作依然是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排斥旧体诗赋已经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偏见。为此,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重写,很多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更需要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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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

一、“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标准和价值取向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右派”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禁区,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四人帮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重写文学史”中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对现当代文学影响较大,人们对文学史以政治历史的方式来划分现代文学产生怀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从纵向打通了现代文学史,注重在整体的审美思考。然而,92年南巡讲话后,社会发生转型,文学开始边缘化,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也处在这一变化之中,人们开始提问: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何总与政治分不开?知识分子在庙堂受挫后进入了广场,希望通过知识的实践表现他的价值存在,但是广场又是虚拟的,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热烈的“重写”探讨结束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收获了些什么?上述的这一些问题不是轻易能够解开的,“重写文学史”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命题也涵盖不了文学史的各个角落,但就90年代“重写”口号的提出,却给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代命题,“重写文学史”牵涉到对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范畴和问题的全面清理与重新认识,也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实中的重新定位和今后的学术走向。今后的文学史书写将是一个怎么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文学史正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有人说“重写文学史”要有一种指向性。笔者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写”以及由“重写”能带来的成果。就鲁迅研究而言,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将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分为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和英美自由主义派,从各个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和探讨,实现具体研究的多元化,而整个研究的目标指向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发展。89年之后,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日渐平息,但是“重写”的状态却在延续,无论李泽厚的“启蒙”、“救亡”论,或者是纯审美论,还是夏志清50年代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重写”理念影响了对后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关于“重写”的讨论不仅是对以往思维定势的扭转,更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史,那些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是前人的当代史,现当代文学还在继续,新的历史还依然在被书写,因此,“重写文学史”口号只是“重写”工作的一个过程,“重写”还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断发展,其对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也将继续。注释:①文学本体论在学界有三种:反映本体论、表现本体论、现象学本体论。此处特指从文学本身出发,认为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即现象学本体论。

作者:王锐 肖振宇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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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现代文学学科及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种焦虑一直都存在。一个显在的表现是: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长,但与它起止时间相关的一些问题却反复争论不休。现代文学究竟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它的研究框架是基于时间划分?还是基于性质判断?通俗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是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不是现代文学?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文学”的“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冠名问题,而是涵盖了对这段文学根本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我们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不是一个延续唐宋元明清古代文学而来的自然时间概念,也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某种指涉,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判断,将来世界看待中国的文学,很有可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现代文学。这才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根本价值。对这一点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五四新文学的认识,重构中国文学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现代转型。

一 姜广平:王教授您好!你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应该是你作为鲁迅研究学者的重要标志。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发表时,我们还在大学里读书,当时,学术界对您的这部主要著作反响极大。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止一次通读您的这部大著。邮购或者复印了当时两期《文学评论》,您在文章中明确区分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考察,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客观上说,您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现在,您对鲁迅如何看?对鲁迅研究的现状又如何看呢? 王富仁:至少在我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正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屈原、司马迁这样一些人物,在现当代的中国,鲁迅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传统,而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流变和发展中,则是一类人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现当代的社会中,鲁迅的传统不是唯一的传统,它是在与其它不同传统的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共存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但要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传统,正像在中国要消灭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的文化传统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把鲁迅的文化传统当作中国现当代唯一的文化传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想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根本抹去鲁迅的影响,斫断鲁迅传统的文化命脉,也是痴人说梦。 自然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是存在和发展着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又不是唯一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鲁迅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蜿蜒起伏的,鲁迅研究者总希望鲁迅一直热着,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龙头老大,只要坐上鲁迅研究这班车,就会青云直上,成为永远的先锋派,这是不可能的。它也会有低潮,并且低潮的时候多,高潮的时候少——极少。但也正是在低潮的时候,鲁迅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才呈现得特别清晰和强烈,并为更多一些的人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鲁迅的文化传统原本体现的是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多数,水还是凉的,只有独异的个体“鸭”才感到水不是那么凉了,勉强可以下水了。在这时,不但那些不会游泳、不需游泳、厌恶游泳的不会下水,并且诅咒别人下水,就是原本会游泳、需要游泳、喜欢游泳的,也不下水甚至反对下水。在多数看来,“鸭”只是一个“疯子”或“傻子”。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后来又写了一篇《长明灯》,说明他是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像“疯子”一样的人的;他还写过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明他又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傻子”一类的人。“疯子”和“傻子”在社会上是不可能不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只是鲁迅比别的“疯子”和“傻子”更加不老实,不但不甘心受人歧视,反而要反抗,得罪了很多得罪不起的人,这就更不招人喜欢了。只要意识到鲁迅的传统即使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体现的仍然是“疯子”和“傻子”一类人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热的时候是少而又少;被中国文化重新压在最底层,只能像野草一样曲曲折折地生长,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你提到我的硕士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和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说好。实际上,那时的鲁迅研究,正处在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高潮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时难以转过身来,外国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加热,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向来又是讲温良恭俭让的,向来是主张“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的,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头,能够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大概也只有鲁迅一个人了。在当时,重视鲁迅的绝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李泽厚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中国有两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鲁迅全集》。我那时正读硕士生、博士生,要写论文,要争取通过,写得认真些,出版得又早些。出版得早,受到的批判就比别人多。但那时“革命的大批判”已成强弩之末,而我们这些一文莫名的研究生却正处在“初生犊子不怕虎”的心理年龄阶段,“当头棒喝”对我们没有起作用,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点可怜的小名气,四十多岁的我也开始被有些人“尊”为“青年学者”。实际上,我说的只是两句“大实话”:“回到鲁迅那里去”,研究鲁迅不回到鲁迅那里去还要回到哪里去?回到孔子那里去能研究鲁迅吗?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自然是两种革命,当然就是不相同的,当然就得区分。毛泽东不是鲁迅,鲁迅也不是毛泽东。这都是人人知道的真理,只不过别人没有来得及说,我抢着先说了出来罢了。到了后来,钱理群、汪晖等先生的鲁迅研究著作出来了,我的那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没有新鲜感了。 再后来,鲁迅研究的这个高潮期就过去了。不但社会上的人不再那么重视鲁迅,甚至我们搞鲁迅研究的人也不再觉着鲁迅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过去,我们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拉到鲁迅这里来接受审判,到后来,我们则更注重将鲁迅拉到别人那里去接受审判:拉到外国,看他继承还是没有继承外国的传统;拉到古代,看他继承还是没有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拉到现代,看他对别人的态度正确还是不正确。好像鲁迅得为任何一个人负责,而别人却可以不为鲁迅负责;所有人的缺点都是可以原谅的,独有鲁迅的缺点是不可以原谅的。鲁迅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甚至连中学生也莫名其妙地厌恶起鲁迅来。鲁迅尚且如此,鲁迅研究著作的价值就更难进行评判了。我认为,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需要等到一个新的鲁迅研究高潮期的到来,到那个时候,才看得清谁在这个时候仍然坚持并推进着鲁迅的文化传统,而谁又将鲁迅转售给了别的文化传统。 姜广平:我明白,在您心中,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对人生的思考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伟大思想的穿透力,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超越性。您过去持此论点,现在肯定还持这样的论点。那么,这一论点的立论逻辑起点在哪里呢?毕竟,您也提出了回归人间鲁迅这样的观点。 王富仁:你提到我的“立论的逻辑起点”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在很多外人看来,我们搞鲁迅研究的,是有点个人崇拜的倾向的。我们说鲁迅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并不是没有一点理论根据。在我写《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那本书的时候,大家还是承认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现在大家不这么叫了,但实际情况还是那个样子的,怎么叫都是无所谓的。中国古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从整体形态来说,在中国古代,从周王朝建立之后,虽然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变化,但其“家国同构”的基本形态却一直延续下来。在下是无数的“家”,在上是一个“国”。这个“国”也是按照“家”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儒家伦理道德是既维系在下的“家”、也维系在上的“国”——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的关系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老、庄思想的传承者则是那些散兵游勇般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永远是分散的,颗粒状的,构不成一个整体,不想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墨子是讲兼爱的,讲艰苦奋斗的,也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形式,但墨子的文化传统到汉代就已经被瓦解,成了一些碎片,没有实际性的力量了;道教和佛教都是在社会之外另组自己的小社会,并且处在国家政治军事的严密控制之下,对中国主体社会结构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开始以较之西方社会更加猛烈的速度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即中国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自己家庭中的人,但也不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一员,而更是在一个由社会多项事业构成的横向的社会上求取生存和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个人是在父子、君臣、夫妻关系中的个人,是在上下等级关系中的个人,那末,中国现当代社会的个人则是在社会中的个人,是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在古代,一个人在“家”中归老爸管,在“国”中归皇帝管。他们管你的吃和穿,也管你的生和死,因而你也得将自己整个地卖给“家”和“国”,服从他们的“无微不至”的管理,但到了现当代社会中,谁都管不了我们的一生,小的时候由家庭管,大了以后就得到社会上自谋生存。我们得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走自己的路,光凭听话已经不行了。没有人背得动你,你必须自己走。自己走,但又是在社会上走,你的路是在社会上开辟出来的,所以你关心自己,也得关心社会,关心社会的整体改善。社会改善了,你的路就会宽些,社会不改善,你的路就窄些。有些人自己不开辟自己的路,光占用别人的路,一时可以,一辈子都这样,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类挤到阴沟里去。一时得意容易,一世得意则难。这个中国社会由“父—子”、“君—臣”、“夫—妻”上下等级关系向“社会—个人”关系的转化,就是我们的逻辑起点。中国现当代社会需要“人”,不需要“奴隶”,更不需要“奴才”。这同时也是鲁迅的追求。 姜广平:我注意到,在您看来,鲁迅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中国文化的未来。鲁迅的现代意义与未来意义,我们如何来界定呢? 王富仁: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直接相关联的。鲁迅的思想,就是现代中国、现代世界的“立人”的思想,“过去”需要“立人”,现在需要“立人”,未来仍然需要“立人”。在任何时代,这个“立人”的目标都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时代,这个“立人”的目标又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是会有各种目标的;一个人,也是有各种追求的。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出名,有的想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这些追求都是“永恒”的,也是不需多想就会产生的,但很少有人想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保证在实现自己的具体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同时也使我们所处的社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并且给自己的后代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使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的过程中少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而多一点合理的幸福。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便可以完全实现的愿望,它需要我们每一代人的执着的追求和坚韧的努力。 姜广平:我刚刚读到这样一段话: 王富仁依循着自己真切的内在感受和基于对鲁迅“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的认同而形成的知识素养,不仅洞察到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思维层面上的陈旧与粗陋,而且也进一步发现了整个中国人文学术事业在方法论和功能层面上长期偏离思想文化领域的本位而滑入政治实践领域的事实。——对王富仁这一今天看来仍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批判性的认识,进行了最初的集中体现的,就是面世之初即招致非议的《〈呐喊〉〈彷徨〉综论》。现在,假借着意识形态正统的威严来批评《〈呐喊〉〈彷徨〉综论》这类著述的人,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但从学理意义上真正理解并接受《〈呐喊〉〈彷徨〉综论》所确立的观念原则和思维架构的人,即使是在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似乎也还不多见。比较而言,人们从王富仁的工作当中得到更多的,是一系列闪烁着思辨光彩的具体研究结论。只有少数自身的学术抱负和思想气魄也相当宏大的人,才乐于承认他们从王富仁形式宏伟的鲁迅研究中领受到了触及思维深层的巨大启发。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以《〈呐喊〉〈彷徨〉综论》为起点,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一跃而进到了旁人较难企及的思想高度之上。 我现在想,《〈呐喊〉〈彷徨〉综论》以洞烛幽微而又别开生面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表现了您的学术意义。但极有可能,当时您在写作《〈呐喊〉〈彷徨〉综论》这本书时,也并没有着意于确立一种观念原则和思维架构,也不一定就意识到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会引发人们如此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关注。 王富仁:学术语言是有自己的弱点的,它是概括的,所以容易将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说得太好,而将自己认为不好的东西说得太不好。你所引文字对我说的话也是这样。实际上,我的鲁迅研究没有那样大的价值。我是一个很拉沓的人,做事极不细心,做学问也不是一丝不苟的,有点兴趣主义,想起点什么就说点什么。除了阐释鲁迅之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学术风格的野心。我认为,只要两眼紧盯在鲁迅身上,仅仅为了阐释鲁迅,我们就会知道,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社会其他工作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知识分子的工具是语言,语言既不能靠政治权力,也不能靠金钱收买。你要让人理解你,就得说实话,就得说心里话。不说实话,不说心里话,就感动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别人。政治、经济也有自己的话语,但这些话语是依靠权力建立起来的,没有权力,你即使喊破喉咙都没有人听你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全国都成立了人民公社;现在要搞市场经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解散了。这是政治,是依靠政治的权力逐级推行下去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不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得慢慢说,说到人的心里去。一时说不清,就反复说,经常说。不要设想自己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别人都是蠢材。即使斗争,也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它的最大的效能就是“思想革命”,并且是“思想革命”中的一员,“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都要依靠权力。有些同行专家看到政治、经济的作用这么大,老是追着政治经济的屁股跑。实际上正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力量大,所以人家才用不着我们帮忙,并且越帮越忙。人家一转弯,就把你甩在了屁股后面。知识分子得有自己的事情做,即使失败,也得失败在自己的追求上,才不会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老觉着自己很委屈,忠心耿耿,反被塞了一堆马粪。鲁迅的一生也是崎岖不平的,但他从来不感到委屈,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事情做。所以,我将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分开来,不是说政治、经济不重要,也不是说知识分子就可以不关心政治和经济,而是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事情做,不能与政治、经济完全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没有用处了,就成了社会的摆设了。 姜广平:您论及鲁迅时,曾经如此立论: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把自身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贯彻到社会意识层面上,而且连他们自己,也很难尽人生的全程来承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像鲁迅那样终其一生而不折不扣地承担着中国现代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什么几乎竟成了一个孤例。那么,您顶着“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是否同样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现代文化使命,从而对鲁迅展开深刻的研究,继而开始转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的? 王富仁:中国有两千年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但中国又是一个文盲大国。少数的知识分子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又与广大的社会群众没有关系。直至现在,在中国,主动读文学书的人仍然少得可怜,读社会科学著作的人就更少。在中国社会上,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靠国家和国家教育维持其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广大的老百姓直接接受国家政治的管理,怕官也敬官,在经济上则不能得罪有钱的人。所以,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旦离开政治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较高的经济地位,即使“满腹经纶”,也像孔乙己一样被人看不起,更莫说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出名以前,在青年时期,大都是很有抱负的,也关心社会,认为只要自己掌了权或者发了财,一定不会像现在的官僚和富豪一样,一定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很好,但一旦自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渐渐也就走上了老路。成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可以在书本里讨生活了,就不太关心现实社会的问题了,更不愿因一两句在社会上未必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话而得罪了自己不敢得罪的人。青年知识分子总感到我们这些老年知识分子有些保守,有些滑头,但站在我们这些老年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实在也是有苦难言。 当然,鲁迅似乎是个例外。除了一些客观条件之外,鲁迅之能够走通自己这条路,与他的文化意识有很大关系。他不太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时将自己的“文化”想得太神奇、太重要,好像仅凭自己的一点想法,一种思想,就能使整个人类、至少是整个中国,脱离苦海,进入大同社会;有时又把自己的“文化”想得太卑微,太不重要,好像自己说什么、怎么说,都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毫无关系。所以,在文化界,鲁迅不抢上座,不树旗帜,只找自己愿意做的、能够做的事情去做,但只要做,他就认真做,绝不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在“五四”时期,新旧两个阵营的知识分子都不太看得起小说家。林纾攻击新文化,主要攻击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而没有攻击鲁迅,因为他并不将鲁迅看得那么重要。即使在新文化方面,当时的青年学生最崇拜的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和陈独秀,特别是留美归国的胡适之博士,他们都是“立论”的,至少也是搞学问的,而不是编小说的,对鲁迅也尊敬,但又并不那么尊敬。傅斯年、顾颉刚这些青年的翘楚都是胡适派,而不是鲁迅派。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自己也成了名人,但他仍然不太往名人堆里跑,既不结交英美的文化名人,也不结交中国的达官贵人,甚至与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名人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不太关心自己的名声,而是更关心青年的成长。但他的关心又是极为真诚的,不是做做样子的。对于青年,最重要的是要将中国现实社会看得清楚些,就是要直面人生的艰险和困难,这样走去,才不会落到社会的陷阱之中去。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费力不讨好的路,即使青年,特别是那些心高气傲的青年,也常常看不起他。但他仍然做,认真地做。我认为,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了唯一沿着“五四”新文化的方向走到了底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从自己的名声和利益考虑,就容易随风转,而多从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考虑,你就不能一天一变,就得多考虑整个现实社会的状况和它自身的演化与发展。 我之所以研究鲁迅,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鲁迅做人的骨气。我出身农村,对现代城市社会素无了解,政治更像我头顶上的“天”一样,高不可攀,是依靠鲁迅和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才对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中国社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写文章的机会,我就心满意足了。从小没有做过当大官、发大财、成大名的梦,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低的,低到了一个尼采所说的“末人”的程度。但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爱我的学生。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带过硕士生、博士生,我不认为我的教学有多好,但我真心爱他们,愿意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前途。我的一生,特别是前半生,活得很艰难,幸亏我极早地读了鲁迅,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倒下去。我也希望鲁迅能够成为我的学生们的精神支柱,在遇到人生困难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能够抗一抗,不要一遇困难就趴下,当一辈子奴隶。我自己没有什么成熟的思想,我希望他们通过鲁迅作品的阅读和体验,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人格的人,既不要无端地侮辱别人,也不要无端地受人侮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 二 姜广平:关于整体性,其实您在1980年代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等一组长篇论文,让人们体察到您是那么擅长提取和把握重大思想文化主题,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当中往复穿行,而同时又能够展开纵横捭阖、鞭辟入里的概括和分析。然而,情形可能是当时未能有多少人注意到您的这方面的努力。 王富仁:我是从社会的底层走进知识分子文化圈的,较之所谓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对上层的文化、雅文化、知识分子的书面文化了解得是极为粗疏的,直到现在,对于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版本学、宫廷文物、传统服饰等等知识,我几乎还是一窍不通的,在外国文化方面,在大学我是学外语的,但到了现在,在精英知识分子圈里,特别是与中青年知识分子比较,我的外语水平是很差的。但是,从底层社会走进知识分子文化圈的知识分子,也有为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优点。我们长期生活在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圈之外,知道在不论什么时候,精英知识分子所热心的思想,并不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关心的思想。即使在知识分子圈里,也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热点,说话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不说话的,或者说了,当时的读者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不说话,并不等于没有话要说。有话说而又没有说话,话就会越积越多,越积越有力量。而正在说话的人,却越说越带劲,越说越兴奋,有时也越说越离谱,特别是那些赶潮流的人,自己原本就没有固定的想法,见一种思想占了上风,便不顾一切地顺着语言的竿子往上爬,一直将这种思想搅和得像乱麻一样。表面看来,这种思想好像成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想却已经面临着危机,而当另外一些人开始发言,这种思想就又被掩埋在社会的底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提倡改革开放的年代,讲个性,讲反传统,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研究鲁迅的还能说上话,但不久,在当时的先锋派知识分子那里,连鲁迅也成了“保守派”,不那么先锋了,“超越鲁迅”则成了他们的思想目标。鲁迅当然是可以超越的,但那时的先锋派知识分子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抬起头来,还没有来得及擦干净自己脸上的污垢,就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鲁迅,谈何容易。在那时,我写了《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一文,其意不过是要提醒知识分子同行,不要以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是直线的,中国有十几亿人,不是几个先锋派知识分子说变就变得了的。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国从西方接受过来的东西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接受时很新鲜,也很好奇,但那是词语,不是现实,甚至也不是提倡者本人的思想实际。倒是到了后来,词语不新鲜了,甚至显得有些保守了,才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先后顺序出发,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先把西方当代所谓最“先进”的思想照葫芦画瓢地搬到中国,但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实际还没有任何立足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在西方常常是历史上已经具备的,这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就像是倒着头走的,所以我说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是逆向的。在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正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最热的时候,大家忙着提倡西方文化,当然不会注意到我这种带点保守主义色彩的文章。关于“五四”那篇文章,说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的问题。人们向来认为“科学”、“民主”就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但我是研究文学的,在文学发展上,“自由”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今年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周年纪念的时候了,我想写的一篇文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我现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四个关键词: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对于中下层社会民众,自由、平等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也最难实现,而关心科学和民主的,则更是上层人士,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竞选总统的资格,对那张选票也没有多么浓厚的兴趣,科学则是国家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特别关心民主和科学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起码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在鲁迅那里已经相当明确了。他一再警告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不要以为拔着自己的头发就能离开地球,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在他的一生之中,始终坚持的是自己和知识分子同类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至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对于连说话也不自由的鲁迅来说,似乎不是首先关心的问题。 姜广平:有人谓,1990年代其实是难掩荒凉的学术贫困期和哲学贫困期。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开始失落。有人发现,当时,更多不乏才智的人从知识分子的畅想和清梦中醒来,并越来越习惯以商人或官员的办法来经营或对付“学术”。当然,人们也意识到,1990年代是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实现大规模职业化的一个开端,您对此也作过研究。我读到过您这样的话,觉得很为震惊: “……在职业利益的竞争加剧的时候,知识分子不但不再成为社会思想感情交流的积极力量,而且会成为雍塞交流渠道的主使者,指鹿为马、歌功颂德、欺上瞒下、传播谣言、陷害无辜都是知识分子中部分人的拿手好戏。……有的知识分子为社会思想感情的正常交流付出了严重的代价直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有的知识分子则在破坏社会文化的生产中获取高官厚禄。” 像这样的清醒是从何而来的呢? 王富仁: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新文化也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史,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时对现实社会的状况及其变化难以概括和预测的话,就看看中国的历史。 姜广平:有人认为,在您近20年间的学术收获中,最具光彩的那个侧面正是在文学研究的规范和原则上接连不断、日趋深入地展现出了除旧布新的建设意识和拓荒意识。而我则认为,恰恰在于一种宏大的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或谓之当代鲁迅式的拓荒者精神,是您能够在世纪之交保持一个知识分子高标的根本原因。这也因此决定了鲁迅研究198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两个学术领域共同的制高点,是以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为代表的少数几部著作促成的。此外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无论是您的鲁迅研究,也无论是您的现代文学研究及现在的“新国学”内涵的拓展,都是从您一贯的学术独立品格与精神而来的。没有一种学术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也就无法使您的学术之路延伸到现在并日渐宏大磅礴。 王富仁:还是一句话,不要忘了鲁迅。郁达夫曾经说过,一个没有产生伟大人物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而一个产生了伟大人物,而国民不知道尊重他、热爱他、敬仰他的民族,更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鲁迅作品中早已有所表现、有所论述、有所针砭。正像李泽厚所说,《鲁迅全集》是个百科全书,但我们的国民、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想读它,读了也不敢正视它。这是个悲剧。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原本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喜剧,权力文化发展到极致,自身的问题自身无法得到解决了,这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调动自己思想的能力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但大家不想作坚韧的努力,连先锋派知识分子自己也抢着树旗帜、立山头、乱抢一气,致使最终以悲剧收场;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本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幕正剧,在英国有密尔顿,在俄国有普希金,在中国有鲁迅后期的杂文,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情景下产生的伟大文学。在这时,权力文化转化为商业文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开拓自己的精神文化的大好时机,但中国知识分子却抢在中下层社会群众之前而进入所谓“消费时代”,不但自己千方百计地消费别人,也让别人尽情地消费自己,在中国社会上成了一个只会插科打诨的阶层,演出的是一幕滑稽喜剧。我们祭起1927年之后林语堂的“幽默”,却肆意贬低同一个时期鲁迅的“讽刺”,荒唐到了连自己最起码的艺术感受力也横加蹂躏的程度。当然,这说的不仅仅是别人,也是我自己。我们没有鲁迅的骨气,我们患的是软骨病。 姜广平:这样看来,您的鲁迅研究学者的地位,可能并不是如人们所认为的已经旁移,而是,——如果援引您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引言当中的两句话——“绝不以自己的论述限制或斫断向深层次空间作无限伸延的研究根须”,及“愿做起点,不愿做终点”,我们看来可以认定,您现在的一切之所以形成,只因为鲁迅研究作为了您的学术研究及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之路的起点。而如果说及这一点,所谓的学术规范,倒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有点机械。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勇于在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中坚守知识分子使命。 王富仁:人类文化的历史没有结束,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起点上,我们得朝前走。 三 姜广平:现在梳理一下您的学术之路,发现您转向文化研究也绝非一种偶然,然而,我仍然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具体原因促成您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的。 王富仁:鲁迅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要说鲁迅,不说文化是不行的。要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格局中说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上说他,将来还要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上说他。我不轻视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建设,但只有资料是不行的。资料要纳入到意义结构中来分辨其价值的有无。有些人很热衷于鲁迅和他弟媳妇的关系,并且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带着这样的心理去挖掘资料、研究文学是不行的。 姜广平:您所提出的“新国学”是一个全新概念,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您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鲁迅研究,自然而然,很多人将您归属于现代文学研究范畴的学者。对于新国学的关注,肇始于何时?又是何种原因促成您在这条学术之路上开掘的呢? 王富仁:最早萌生这种想法,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出席的有各个方面的文学研究专家。在会上,照例谈到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彼此都是平等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都受到过冲击,但学术研究刚刚兴起,彼此就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别而弄得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又使我们想到,在我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不同学科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讲给同样一些学生听的。这使我突然领悟到一个道理,即不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在我们的文学院,都是为培育新一代的文学学科的大学生而开设的。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扩大到全部中国文化的不同学科,只要是在中国,不都是为了塑造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人而存在与发展的吗?它们的分别仅仅是职业上的,而不是作用上的。但这是一点想法,到后来,国学越炒越热了,并且一直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包括介绍研究西方文化的翻译文化排斥在“国学”之外,表现出一家独大、一手遮天的霸权倾向。好像这个“国”只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的“国”,就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国”了,仅从语言的精确性的角度,那样理解“国学”也是不行的。在来汕头大学的时候,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新国学”这个题目。 姜广平:“新国学”与以往的“国学”相比,到底有何区别呢?譬如,与章太炎和王国维他们的国学观相比,您的新国学到底有哪些不同? 王富仁:以往的“国学”是一个既成的、封闭的、凝固的概念,而“新国学”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概念。在以往的“国学”这个概念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在“新国学”这个概念中,在不同领域从事着不同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是平等的。 姜广平:我们如何区别“新国学”与前此有些学者所倡导的“新儒学”? 王富仁:“新国学”是以一个学术整体的形式对中国文化的呈现,“新儒学”是以中国文化的代表的资格对中国文化的呈现;“新儒学”对不同流派的文化起到的是遮蔽作用,“新国学”则在内部关系的研究中平等地呈现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姜广平:“新国学”“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您提出“新国学”的概念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也就是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构成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新国学”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因此,您强调,您的“新国学”的概念,“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但作为一个学人,您当然有您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判断。这样一来,“新国学”如何与您作为个体学者的个性取得融通呢? 王富仁:这实际是一个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学术整体的关系的问题。譬如说,我是研究鲁迅的,但我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只能研究鲁迅,并且必须与我的观点完全相同,否则就不是学术或中国的学术。在这个基础上,学术界有争鸣,但这种争鸣也是中国学术整体中的一个组成成分,并且争论双方及其成果都包括在这个学术争鸣中。在这个意义上,属于个人的只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任何整体都不仅仅属于一个人。我提出“新国学”这个概念,但“新国学”并不属于我。在中国文化界,常常用整体界定个体,好像研究鲁迅的就比研究路遥的更杰出,研究孔子的就比研究李商隐的更有成就。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荒诞的观念,是“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方式。 姜广平:您曾经说过:“我把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这样一来,这样的学术企图是不是过于宏大呢? 王富仁:这是一种观念,不是一种企图。正像我说中国有56个民族,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国家。但我自己是一个汉族人,而不是同时属于56个民族。 姜广平:您曾经指出:“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学者中仍然存在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隔膜乃至对立情绪。”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二元对立的模式,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我也同样觉得,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审慎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文化角度看,当时的破坏,肯定是大于建设的。甚至连建设意识都没有。可能只有像鲁迅这样少数几个所谓“从旧营垒中来”的人,倒是看出了这里面的门道,因而以自己的《狂人日记》《药》《明天》等出色的作品,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奠基性的成果。可惜后来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如所谓革命文学派们——我觉得他们的主要特点如果从语言建设上看,就是革命 爱情的简单模式,以及对汉语的粗糙而泛滥的使用——对鲁迅大肆攻击,则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无论是从立场本身还是从语言建设角度,我觉得他们都远未及鲁迅的深刻。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似乎还在为成仿吾翻案,认为成仿吾的人生悲剧是鲁迅一手造成的。革命的成仿吾,被毛泽东安排为山东大学校长,似乎被当成了一种流放。不说这了。然而,很少人看到,鲁迅的文学世界或文化世界里,其实存在着二元论的情形。或者,鲁迅的辩证与融通,并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出来。我也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发现,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历史时期,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对汉语本身并没有敌意。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对汉语保持了一种敬畏。否则,就不会有两部文言文著作,也不可能写下那么多辉煌的作品。然而,当时国内很多学者,都似乎要将中国文化中的一切都要像倒洗澡水一样倒掉。 王富仁:这里有一个具体分析和整体把握的关系的问题。从整体上,我们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不可能一切都具备了,也不能保证以后的路就永远正确,但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这个新起点,是伟大的,而是当时那些先驱者共同创造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功劳。至于他们以后的发展,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破坏与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狂人日记》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古代小说体式是一种破坏,但它本身也是一种建设,是中国文化革新的一个宣言,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此后新文化发展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从后来人的角度谈,不能全部上推。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其思想后来被改造成了政治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文化工具,但这不能概括孔子本人的思想。孔子有孔子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一种文化传统的开创者,绝对是很伟大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也应这样看。 姜广平:所以,当我看到您的关于汉语言的论述时,我实在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困惑,终于在您这里找到了答案:“学术,是一种语言建构”,“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学术”都是“由民族语言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整体”,“在一个民族内部,要永远坚持民族语言的母语地位”,“从事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担负的是“发展民族语言的任务,通过掌握语言,运用语言不断积累知识和思想、不断产生知识和思想的任务”。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之、吴虞等人,本身似乎并不是以一种学术态度来面对汉语本身的。也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歧途。 王富仁:除了上文说的,还有一个文化发展与流变的过程的问题。当时的文言文,是有绝对权威的,革新者要破坏它,建立白话文传统,当然要对之施行强烈的攻击。实际上,他们那一代人,古代语言的修养是很高的,有的甚至高过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到了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由于白话文革新已经成功,从小学的是白话文,古代语言的修养实际是比当时的革新者更薄弱的,有些人为了出国留学,重视外语,甚至连中国的白话文也没有学好,更莫提整个中国人文文化的素养了。说实话,我对世界性的英语霸权地位,怀着极大的恐惧。在当前世界,每一个民族都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如此发展下去,当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普及,势必造成这样的现象:世界上的人都会说英语,而只有本民族的人能说本民族的语言。在这时,英语就有可能像退鱼鳞一样将鳞片状的其他各民族的语言退掉,而英语也就成了整个世界的语言了。这可能是杞人忧天,但从现在的世界语言发展趋势推断,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世界各个国家需要考虑的语言战略的问题,靠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当前各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又大都是说英语的,英语也赋予了他们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不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以供更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姜广平:所以,我现在看您的新国学,我觉得您似乎在接续着鲁迅当时未竟的努力,在现当代思想、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出现的分化和裂变,不同的思想倾向、学术观点,不同的价值标准,以至不同的思想、文化、学术派别的多元化合唱中,您努力打通所有相异的价值立场,形成诸如“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旧文化—新文化”、“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这样的二元融通的结构和模式。 王富仁: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各有个性,也有竞争,但以充分发展自己为目的,不以压制或消灭对方为目的。 姜广平:所以,对林琴南这样的“旧”文化代表人物,我发现,您的论断因而十分精彩,他的问题和失败,“不在于他企图维护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问题是他维护的立场与方式,将批判的武器异化为一种武器的批判。同样,当新文化已经取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并成为主流时,也逐渐以“新—旧”二元对立的学术框架,压制了对立面的发展,因而也遏制了自身发展的生机。世纪之交,我读到您这方面的论点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即便如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都只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气喘吁吁,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却没有人能挑破这里的迷障。这里关于母语教育的思考,我真切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体察到您的思想与对汉语的感情。 王富仁: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病在于总是强化人与人的相互比较,使学生从小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压倒别人身上。要强调自己成长与发展,我过去不懂什么,现在懂了什么;我过去不会做什么,现在会做什么了。不要老想压倒别人。整个中国社会都鼓励学生争第一,太可怕了。我们现在的学术界,都在这样一个人压倒人的意识之下进行的吗?13亿人,人与人争,爬上去的是上等人,爬不上去的是下等人。想和谐,谈何容易? 姜广平:与先生的经历有点相同的是,我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在深入体味新国学中关于母语教育问题时,我则又注意到先生最近关于《项链》的解读引起的《语文学习》一些读者的争议。争议是好事,但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语文界同样没有能读懂您。至少,关于西方作品的文化背景与宗教背景,是这些语文界人士所忽视的。当然,从大的角度看,宗教背景也是一种文化背景。国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大多还是依靠了原有的阅读经验,或者,是借助于中国式的体验来解读西方作品。这显然是与西方作家们的初衷与动机不相契合的。这样一来,从学术角度看,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尊重也就没有到位。因而,同样不符合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态度。 王富仁: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解读西方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解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文学解读的一项基本原则。 姜广平:话还是说回来吧!“传统派被西化派逼到了‘唯传统主义’的一极,西化派也被传统派逼到了‘唯西化主义’的一极”,不幸的是,思想、文化、学术的独尊,即便是现在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仍然严重存在。正统意识、主流思想、导师情结,就像可怕的瘟疫,甚至连一些所谓大师级人物,也都不明白自己的位置了。情形如同鲁迅所讲的,因这导致自身陷于瞒和骗的大泽之中而不想自拔,大家都在抬着混。所以,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鲁迅,面对他,我们会时时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王富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像鲁迅一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活得更像一个人。谁都别想包打天下。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种“治国、平天下”的野心,在当时,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在文化普及程度大大提高的现代社会,我认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老老实实做一个人,认认真真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要抢全国人都抢的东西,不要凑热闹。这同时也是我提倡“新国学”的原因。 姜广平:但另一方面,我想斗胆相问:如此看来,“新国学”重学术而不重其他的方面,是不是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了?现实世事,是不太可能让文化如此纯粹的啊! 王富仁:我们讲的是学术,当然重视学术。但世界上不只有学术。政治家是不会不重视权力的,企业家是不会不重视利润的,老百姓当然要挣钱吃饭。但在此之外或之中,也是要有文化知识的,也是需要有点人文精神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方面要担点责任、做点贡献的人。 姜广平:还有,在现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譬如草根盛行,大众文化低俗而伧陋,而您所要寻求的精神归宿,即所谓具有“整体性”的民族学术,在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是否又过于精英化或精神贵族化呢?说得更准确一点,您是否有“阳春之曲,和者必寡”之忧呢? 王富仁:学术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所以它必须具有超越世俗观念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君子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是世俗的成分多而贵族的成分少。提高一级工资就高兴,降低一级工资就不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谁给我的钱多我就写文章歌颂他;谁不给我钱我就写文章诅咒它。到了学术中,得有点超越性,得有点责任感,得有点良知,得有点骨气。一个民族,不能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但也不能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我们是干这一行的,得在这一方面用些力量。我不反对草根文化,是草根就有草根的文化,这是人家的自由。但我们不是草根,不是草根装草根,是连草根文化都不如的。当代的中国,关心学术的人还是很少的,和者寡也是当然的事情。但不能因为和者寡就不这样做。如前所言,一种文化有一种语言,《狂人日记》不能用说书人的语言表达,陈景润不能用天津快板的语言演算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同样,学术的东西必须用学术的语言进行表达。我们可以写得尽量通俗些,但不能转变成鸳鸯蝴蝶派小说。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 四 姜广平:还有一些规定性的问题,我们也问一问吧。您当初是如何走进鲁迅研究这一领域的,又是如何发展自己的学术,走上现在这样的学术之路的?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除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给了您深刻的影响之外,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哪些?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精神与思想影响您的? 王富仁: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喜欢上文学是在初中二年级,但从来没有想以此为职业,所以在大学读的是外文,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要被派到国外做间谍的。因为是爱好,所以就乱看,没有个头绪。勉强说来,以下一些人对我影响最大:一、我的母亲、父亲和姐姐。我是独生子,母亲、父亲、姐姐都很爱我,并且爱得很真诚,很朴素。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用心灵与周围人沟通,不知道、也不喜欢礼节那一套,说话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会巴结人。我认为,这是我从十几岁就能喜欢上鲁迅作品的原因。现在有很多大知识分子都说看不懂鲁迅,我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接受方式的问题。我喜欢鲁迅那种不加任何粉饰的语言,甚至认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二、鲁迅,在初中二年级开始读鲁迅,一生未曾间断过。三、外国翻译小说,其中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对我影响更大一些,除艺术上的因素外,巴尔扎克的作品使我知道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家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我们能够看到人的灵魂;契诃夫帮我解剖了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和心理。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我自己读的,不是领导要求读的,我认为,我的马克思主义立论理论应该说是过了关的。除了《资本论》,主要著作我大概都读过,并且多数读过两遍以上。直到现在,我尊重马克思、恩格斯,超过对西方任何一个理论家的尊重。不过我对马克思主义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同情是真诚的同情。有这种同情,就有马克思主义;没有这种同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著作,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五、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也是在别人没有号召读的时候自己读的。直到现在,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思想虽然不如鲁迅深刻,但也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六、《红楼梦》。它使我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了解了贵族家庭的生活和贵族男女的文化心理。七、在文学评论上,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在大学准备研究契诃夫,所以一个大家可能不熟悉的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契诃夫的戏剧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姜广平:对我们这样的年轻学人,恳请您给我们提出点希望或者忠告。 王富仁:首先喜欢上读书,喜欢上学术。有了兴趣,就率性地去做。

一、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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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文学史命名无关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说: “‘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1]( P18)这样的评价,不知道是说其好还是说其不好,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非常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偏至观的不良影响相当深远。由于对传统怀有偏***绪,企图以“新”来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煞中国文化遗产,导致当下一些“先锋”学者不加选择地继承了“五四”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精神,将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否定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想主流和精神实质。因此,也发生了当代文学史家编撰思想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一脉相承的现象。这些编者将新时期的文学直接说成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用“复苏”和“凝聚”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学和文学现象绝对化、简单化地“等同”起来,在文化精神血脉上作出“同类项”的联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这些研究肯定不会注意到传统诗赋,也绝对不会让其入史的。那么,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传统呢? 五四运动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五四新文学则是一种与文言文不共戴天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以历史进化的眼光,主张文学口语化,提出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胡适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命而废除文言。蔡元培也曾说: “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2]从单元文化孤立走向多元文化交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明显的消极作用就是急于同外部世界接轨,让先进的西方文学样式颠覆或取代古老的中国文学,思想方法上极端形式主义的“新文学”观,矫枉过正,全盘否定传统,甚至要“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对以文言文为语言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温儒敏、贺桂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指出: “‘当代文学’的出现,是使文学的历史叙述高度规范化的步骤之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从‘新文学’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种概念和命名的更替中。”[3]( P1)虽然此论并非针对新文学的局限和偏颇而言,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淡化“新文学”的作用。事实上,新文学的概念正在被逐渐代替。诚如钱理群所说: “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是自有其缘由的; 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把这种对立绝对化,就不免出现了偏颇。”[4]作为对文学现象进行最高评价的文学史,唯新去旧,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成为普遍的现象。朱德发在《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中综合分析了“五四”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直线进化论。在这种文学价值观之下,凡是现代文学都是先进的、前卫的、先锋的,凡是古代文学则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朱德发指出,这种机械片面的绝对化的价值判断,“给现代文化文学和古代文化文学研究带来难以估量的误读误解,甚至作出了不少荒唐可笑的判断结论; 但是可怕的习惯势力或定型思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着我们的研究视野与判断标尺……它无疑严重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文化文学和古代文化文学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价值判断”[5]。杨义、江腊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949—2009)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其第十八章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其中第二节则是: “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作者严正指出,那些持旧体诗词不能入史论者,“大多在文学新旧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既展示了他们捍卫新文学精神的可贵,也造成了对当代文学整体形态的遮蔽。编新文学史的人总是站在维护新文学的立场,很容易接受、采用文学革命先驱者留下的史料和见解。这是后来编出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不记叙旧体诗词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把诗歌形式的旧和思想内容的旧等同起来,因为它采用了旧的艺术形式便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这明显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和20 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实际。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旧体诗词是否具有新诗一般的‘现代性’特征”[6]( P428)。非常难得的是,此论著将当下文学史著所讳莫如深的旧体诗词问题引入其中,关注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领域,花了一章两节的篇幅。将传统诗赋纳入当代文学史研究视野,无疑是一种睿智和时代进步,表现出优秀文学史家所应有的开阔视野。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 五四激进的现代性,压抑了晚清更多元化的现代性[7]。对此应再加上一句,也压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多元性和现代性。虽不敢说当下的文学史家对传统诗赋所持的也是这种激进的“压抑”态度。我们更不敢说,文学史对传统诗赋说“不”者,就是对五四文化偏至论的坚守。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深受“新”文学的“新”的影响,而将传统的诗赋视作“旧”而加以排斥,则是一种大不明智的自残。“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胡风、聂绀弩、吴祖光、茅盾、姚雪垠、臧克家、何其芳、钱钟书等,均创作了一大批旧体诗词,如果按照新旧二元对立观来看,那些出于文学巨匠之手的旧体诗词,也不能算是现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进入文学史。显然,这种否定现当代诗赋是新文学的偏见,也是当下文学史撰写中“荒唐可笑的判断结论”。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经过了诗歌界的自我反省,诗人们把关注的目光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开始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去发掘和起用一些淹没已久的精神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今天诗歌创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和艺术要素”[8]( P323)。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当下已经出现了杨义、於可训等学者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将传统诗赋入史的可喜现象。

空间、制度与代际:

在对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五四”文学革命刚刚落幕,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五四新文学进行总结的相关论著。但是在这一阶段,如何定义五四新文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概念交替出现。

二、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

影响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因素

“新文学”的命名比较普遍,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1934)、《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1935-1936)等等。而进入50年代,对于新文学的总结和评判更是成熟,如《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1951-1953)、《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蔡仪,1952)、《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1956)等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基本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资源。运用“新文学史”的命名,一方面直接针对“旧”文学,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区分开,将新文学视为独立的、不同于近代文学的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则包含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接的意义。比如在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中就这样定义了“新文学”的性质:“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再比如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强调新文学史课程应该“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据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等人拟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第一条即为“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可见,强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是这一阶段“新文学”命名的一个重要内涵。

自“五四”以来,随着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冲决,新文学逐渐由于其所谓的“现代性”而一统天下。而旧体诗赋也因其形式上的传统而转入地下,转入民间,转入私下。新文学作家扬眉吐气而大光其彩,而旧体诗赋作者则仿佛在偷偷摸摸地作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狭隘文学史观指导下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限制了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广泛进入。何谓文学史?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文学史家袁行霈认为: “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他认为: “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 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随意性的同义语。”[1]( P3—5)袁行霈还强调,文学史家应有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文学史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忠实历史,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文学某一阶段文学发生、发展和流变的现状与现象,正确评估文学的态势及走向,总结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一部好的文学史,写什么,不写什么,怎样写,都应当由历史说了算。而文学史的撰写者,只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书记官。也就是说,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只能遵从科学史识和学术规范,而不能听凭自己的一己喜好而做随意取舍,更不能以所谓“现代性”的卡尺来坚拒传统诗赋入史。根据洪子诚的考证,直到 1950 年代后期,文学界的权威机构和批评家还未明确使用“当代文学”这一说法,文学史家唐弢曾撰文明确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但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创作的新发展,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于建史的论证和著史的实践。陈晓明被认为当代文学史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花了不少笔墨谈论“现代性”问题,讨论的中心是当代文学建史的合法性。陈晓明指出,“新文学”被“现代文学”替代,那就是抹去了“新文学”的革命性标志,将它限定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内,而“当代文学”则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含义[9]( P3)。陈晓明提出了“历史化”一说,认为: “正是因为‘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甚至与现代文学的显著区别才体现出来。”[9]( P21)陈晓明的主潮论几乎涵盖了当代文学所有的形式和流派,以“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为例,有伤痕文学、朦胧诗、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后现代、新写实、晚生代、女性主义、第三代诗人的转向与叙事、话剧、散文、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等。他似乎什么都看到了,其论中也似乎应有尽有,而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唯独没有看到当代的传统诗赋创作,未把当代诗赋作为一种文学。或者说,其“历史化”使得“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出现了一条分明的泾渭,即便是创作于当下的传统诗赋也不是“当代文学”了。与陈晓明紧相呼应的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异常活跃的孟繁华,他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与陈著均出版于 2009 年,但孟著的视野似乎比陈晓明还要开阔,论及了网络文学,并关注到了源自港台的“拟历史”文学。他似乎是反思性地说: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我们拥有了引为自豪的大国文化。但是,自我们遭遇了西方缔造的‘现代性’之后,在‘维新图强’思想的支配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破坏构成了自近代社会以来主要的思想潮流。建设‘新文化’的想象使我们很少有机会重新审视、重构、再造传统文化。因此,在全球化的压力面前,当我们试图用传统文化作出反应和抗衡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于是,在文化市场上,对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的理解,就构成了极大的问题。”[10]( P411)从此段话来看,他似乎已有了某种的觉醒和焦虑,已经感觉到了现当代文学的“有限性”,隐约中还表现出一种对于传统文化承传不力的忏悔,感到迫切需要从传统中汲取什么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或者说,虽然孟繁华没有专论传统诗赋,却已经站到了对传统文学不说“不”字的边缘。传统诗赋被排斥在外,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缺乏“现代性”。自己没有旧体诗赋的创作实践,又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怎么就知道旧体诗赋没有“现代性”呢? 王泽龙是这样说的,新诗是文学的主潮,“更切近现代人丰富心灵世界与繁复的现代生活的表达”。“20 世纪的旧体诗词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质的作品,但是旧的格律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我们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经典化的历史……20 世纪的旧体诗词,也包括 20 世纪的文言小说、文言散文在 20 世纪的文学历史中不具有经典性意义,可以不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研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一种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不存在‘压迫’、‘拒绝’与‘悬置’的问题。”[11]此论虽然也是针锋相对的,却说得比较温和,但实质还是坚守在一个“新”字上的狭隘。因为你是“旧体”,所以你就不可能是主潮的、经典的,而且是不能具备“审美品质”的,所以不能入史也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其“现当代”应该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而不应隐含有新、旧之价值判断的评价性质。事实上,新与旧也只是形式,而不是能否“现代性”的价值标尺。钱理群说得好,在表现现代人的思绪和情感上,旧体诗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不会消亡,仍然保有相当的发展天地”[4]。在“五四”时期,曾有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早年极力提倡新诗而排斥旧诗,但到了中晚年,却又重新皈依旧体诗词。叶圣陶在1920 年代曾将旧体诗词说成是“死文字”,是“形式的桎梏”,认为“要用它来批评或者表现现代的人生,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指责当时写旧体诗词的人是“骸骨的迷恋”。但他自己到了中晚年却也写起了旧体诗词。这种“勒马回缰写旧诗”者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臧克家等早年写新诗,中晚年却抛弃新诗而大写旧诗。因此,从文体功能及其演变的角度来考察,说旧体诗词在表现“现代性”上无能为力,绝对是一种偏见。文学史既然是文学历史的科学记录,怎么能够不顾事实地随意阉割呢? 不承认旧体诗赋的“现代性”,难道现当代创作的传统诗赋应该归入古代文学吗?无论怎么说,当下的文学史家排斥传统诗赋,无疑是使文学史残缺一角的短见。如果依照当下文学史家们的“抉择”,其编制的文学史根本不能叫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应该叫作“中国现代新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新文学史”。钱理群也说过这种意思的话: “现有的现代文学叙述一直是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作为前提的,而且是将‘旧文学’( 包括被称为‘旧小说’的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旧戏曲’) 排斥在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代文学史’也就是‘新文学史’。”[4]

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所达到的成就及其问题、可能的发展方向已如上简述,但如何评价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况,其成败得失又该由谁负责等问题,同样也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我们关注、思考。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讨,还是新领域、新议题的相继被开发出来,它们首先都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催生的结果,但在同时,也是学者们对自身的学科、专业定位及其展开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困难、疑惑、焦虑,以学术的方式所作出的共同的回应。这种种困难、困惑、焦虑的感觉,清楚不过地体现在几代学者连续呼吁建构一个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有关论述当中。

而“现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则比较复杂,它并非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后才出现的新名词,早在1933年,钱基博就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只不过他所谓的“现代”指的是1911-1930年之间,也即辛亥革命开创的“现代”,这本文学史著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诞生发展视而不见,对整个新文学都基本持否定态度。另外也有少数以“现代文学”命名的文学史著作自新文学发生写至成书年代,主要指称“现时代”的时间概念,如《现代中国诗坛》(蒲风,1938)、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等。在使用“现代文学”命名的诸多文学史著作中,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特别值得注意。丁易1954年任教于莫斯科大学,并在莫斯科病逝,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史略》的体例特征也与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非常接近。这主要表现在《史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调,对鲁迅经典地位的特别突出(对应于高尔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打乱“文学史”线索而将“论”(革命史和文学理论)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使用“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当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方面,50年代正是“冷战”阵营美国提出“现代化理论”的时期,由此展开两大阵营的竞赛,那也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度膨胀的年代;而另一方面,50年代以来一些译自苏联的文艺理论参考书,开始普遍地用“现代文学”来指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将“现代”界定为“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到现阶段的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从5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现,大多数都采用了“现代文学”的命名方式,如孙中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林志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4)、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程光炜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普遍地用“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也是为了突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的涵义。事实上,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破除近、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立,“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在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双重坐标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即使我们讨论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特征,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融这个总的文化背景。”在此之后,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等一批文学史的出版,都体现了各个学者以整体观审视20世纪文学发展脉络、重建文学史研究框架的尝试与努力。

三、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后的精神恐惧

1985年,马良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现代文学史料学”予以学科化的倡议。此文首先区分了文学史学和文学史料学的不同研究任务,进而就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解释,最后也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类型学观察,和以此为基准展开相关工作的设想。依文献史料类型的不同,其将工作范围划分为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考辨性史料等七大类。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观察仍显粗疏,且偏重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亦未涉及一个专门领域建立时需要确立的理论、方法、作业规范、程序等前提问题之讨论,但作为拓荒性的工作,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仍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不久问世的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也审慎地接纳了这一提议,但有所修正。不过,马良春、樊骏等人的洞见,不仅在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就是在90年代也被暂时搁置,此时如火如荼的“重写文学史”热避之不谈文献史料,致使有关的文学史书写不免硬伤累累。[47]直至2004年,刘增杰发表了《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表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治学观念、研究取向再一次发生变化。四年后,谢泳又发表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使设想变得更为具体。此外,也有青年学者“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提出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看法。[48]凡此种种,既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所致,但在同时,也象征着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对自己充满浓厚兴趣的文献史料工作不断寻求意义、如何向同行及更为广大的学术共同体说明工作意义何在的不懈努力。

从新文学、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对这段文学史的不同思考,这些思考明显带有各自不同时代的背景特点。而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不仅是这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历史,而是一种从“五四”生发出来的,开启了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完全不同转型的“大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是一个才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完成,仍然在发展建构当中的概念。以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这个意义认识不足,将其等同于文学史层面的“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其实是不到位的,甚至是两回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与文学史的命名无关。

只要稍微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旧体诗赋是文学,而非政治,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献或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描述发生在现当代时段的文学现象的历史,发生在现当代时段的诗赋创作,自然应归之现当代文学。关于这一点,著书、编写文学史教材提供给高校教学的当代文学专家们自然也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要拒当代创作的旧体诗赋于当代文学史之门外呢? 这其实是源于骨子里的一种恐慌,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危机感,惧怕当代创作的旧体诗赋占去“半壁江山”; 二是羞怯感,因为压根儿就不懂,或者说从未研习过旧体诗赋。王富仁说过: “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等同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策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 也不是它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12]他不执意反对“鸳鸯蝴蝶派”入史,也不反对新武侠小说入史,唯独反对旧体诗赋入史。他的观点是,如果给了旧体诗词一席地位,无异于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这势必会危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大量的党政干部、画家书法家、学院派教授、宗教界人士就将占据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13]王富仁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这种捍卫现代文学独立性的精神也很让人感动,但却有失宽容与大度,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深怕丢失“半壁江山”。这种“恐惧”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像王富仁这样开明的文化精英尚且如此坚决反对旧体诗词入史,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的主流文学阵地,力排文言文写作,旧体诗赋入史可谓难矣。然而,旧体诗赋至今依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以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为例,李遇春曾做过梳理和统计,“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安泰、李汝伦、张采庵等,京津诗坛的张伯驹、寇梦碧、俞平伯、钱钟书、张中行、郭风惠、陈宗枢、邓拓、李锐、巩绍英、黄万里、江婴等,皖苏沪诗坛的汪东、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鲁、陈声聪、潘伯鹰、周炼霞、陈小翠、张珍怀、丁宁、曹大铁、徐定戡、沈轶刘等,闽浙赣诗坛的夏承焘、吴鹭山、陈琴趣、宗远崖、许白凤、周素子、陈朗、周采泉、洪传经等,湖湘诗坛的沈祖棻、刘永济、罗密、朱雪杏等,巴蜀诗坛的曾缄、胡惠溥、吴宓、黄稚荃、许伯健等,西北诗坛的霍松林、罗元贞、胡秋、宋剑秋、徐翼存等,齐鲁诗坛的冯沅君、黄公渚、牟宜之等”[14]。当代诗词创作,无论是作者和创作的数量,还是读者数量,都不在新诗之下,丁芒、霍松林、叶嘉莹等发表了不少精品力作,新旧文学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而非要以新旧来划清界限呢?旧体诗赋创作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提升。就新诗而言,其出生、成长以至成熟均受旧体诗赋的影响。以咿呀学语时的新诗为例,胡适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2 卷第6 号( 1917 年2 月出版) 的《蝴蝶》,有“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之称,后来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胡适被誉为“中国第一白话诗人”,其白话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白话了,而体式却是清一色的五七言格律诗的旧套,表现出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学而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过旧体诗词包括辞赋的影响,绝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学作为一种总的文化生态,所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文学大生态中互为因果的,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如果彻底排除旧体诗赋,当代文学的不少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新诗在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历程之后,旧体诗词的影响依然如故。2003 年 11 月,《诗刊》社在深圳举办了“在古典诗歌长河中传承”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4 月,新诗代表性人物舒婷出版了《影响了我的两百首诗词》一书。这些“现象”都具有了“接源”的意识,是诗人们对于传统诗赋文化“反思”的觉悟。因为害怕丢失“半壁江山”而宁可自残,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文化心理,不是一种包容的文化心态。杨义、江腊生在对这种排斥旧体诗赋入史者的心理进行分析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意思的是,这些从外部对旧体诗词进行研究的学者,无论是赞成入史的一方,还是不赞成的一方,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多不从事诗词创作,而是文学史研究,或者宏观的现代性研究。这些研究显得视野有余,而真正的诗性本身的研究不足。他们往往纠缠于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入史问题以及存在价值问题研究,却因为自身缺乏诗词创作的体验,忽略了旧体诗词如何继承和发展古典诗词的传统,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美学形式差异,旧体诗词的精神品格等方面的微观研究。”[6]( P429)王兆鹏也指出: “除了受狭隘文学观念的制约之外,窄狭的知识结构也限制了学者们对旧体诗词研究的热情。知古者,多不识今; 识今者,多不识古。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分工,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结构的天然缺陷。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不是很熟悉,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语境不很了解,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研究旧体诗词的成绩不太容易; 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旧体诗词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特征又并不当行,也就难以对它品头论足了。”[15]我们绝不敢妄言,当代文学史家都不懂传统诗赋。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旧体诗词研究基础薄弱,漠视和排斥旧体诗词成果的现象,却是事实。因为这种自身的“虚弱”而引起的恐惧,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无端坚拒旧体诗赋入史的短见,自然要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自残性的残疾。而现当代文学史之自残事小,却扼断了中国文学的千年血脉,使几千年来积淀和建设的传统诗赋断流于当下,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传统文学的辉煌,也续写无篇。这种扼杀,历史将会证明,是无效的,也是大不明智的。笔者大胆断言,传统诗赋入现当代文学史是迟早的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什么文献学者需要不断寻求意义,并向同行作出解释、说明?这固然是任何学术工作需要的,但的确在这一领域更为突出。因为,就在马良春、樊骏等人试图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学科、力图“完成自身系统工作的建设”未久的20世纪90年代初,孙玉石就发表了与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辨伪与考订,不仅在于完成自身系统工程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没有完整史料建设基础的理论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升华的史料建设也是没有完成的史料学。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49]从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论者在向文献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论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实上,却也显露出文学史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持以不敢信任、认同的态度。在文学史家看来,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是需要为文学史研究服务的,过于强调其独立的学科性、专业度,而不能与理论对话、与文学史研究对话,其价值或恐微不足道。这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刘福春所论:

新文学之“现代”与现代文学之“新”

[参 考 文 献]

有些人常常说,我们这些做文献的就是为研究服务的。我觉得不对。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工作规范、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已经能够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但对于文献工作却并不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的话,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50]

我们往往将最近发生或者刚刚出现的事物称为“新”,从一个简单的时间逻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距离我们更近,更有当下性,比较而言是一种更加新质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当代文学称之为“新文学”,而将离我们相对较远的、相对越来越历史化的五四新文学称为“新文学”?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时间远近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学性质变化的问题,因为五四新文学是最靠近传统的那个点,因而它的变化也具有根本性,它开启了“现代”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不同于几千年古代传统的,是全新的,是会长久新下去的,是在动态中国不断发展建构的。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就此而言,刘福春的论述代表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所发掘、整理、校读、研究的对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献”。二者的分野其实非常明显:对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学,只是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对于“文献”来说,自有其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非只史学一端,易言之,“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文学也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51]由此出发,在众多先驱者所开辟的道路上,“现代文学史料学”“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及“现代文学资料学”等理论构图,开始不得不转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新境,但回顾来时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动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了这一领域数十年来的发展。这些影响因素,在此主要指的是学术与高等教育在空间上的差异,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及文献资料利用制度的不良,学者代际的转换等。

新文学之“新”不仅是新在语言,新在文体,更加新在它提出了现代的思考。《狂人日记》作为五四现代宣言的出场,是新文化先驱对历史和现实、对未来中国所给予的一种充满象征的寓言。鲁迅在小说中的很多判断是非常决绝的,而鲁迅的深刻也正来源于此。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几千年的历史被鲁迅看作是吃人的,习惯于正史和儒家经典记载的文人无不斥之为虚妄,直到今天相当部分站到古代文学立场的人对于鲁迅的这个判断都是不能认同的,认为鲁迅此言、此举过于简单化粗暴化,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鲁迅首先发现并宣告了中国历史“吃人”的本质,古往今来从未有人作出“吃人”这样的概括和总结,难道鲁迅不知道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一方面在于鲁迅习惯用极端的方式讲问题,他主张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要多看外国书,难道鲁迅自己不看中国书吗?据统计,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14000多册,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八十多部完整的丛书。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没办法冲破时代的禁锢,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和诉求。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新文学作家正是以这样一种认识和态度发起文学革命的。鲁迅的理想很简单,“救救孩子”,只是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要一再重复“吃人”与“被吃”的命运。但一百年来,这个简单的理想我们实现了吗?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问题在中国消亡了吗?

[2]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如所周知,自1949年至今,虽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程中,一度皆有专人开设“新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也培养了一些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但与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教育的整体格局及人力资源相比,仍如杯水车薪。这首先是由于开设这些课程的高校,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优质学术、教育资源聚集地和文化中心地带,未能辐射至全国各地,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即便是在这些高校内部,无论是课程建设,还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只限于任课教师个人的努力,而未能获得制度的支持;其所用于教学、研究的文献史料,多为任课教师个人收藏,极小一部分才来自学校和当地的图书馆,远远谈不上系统、深广;其间进行的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师门内部的传承、一种“默会之识”的习得,而非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业训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就连授课教材基本上也是由任课教师自编自印,直至1986年朱金顺以课程讲稿为基础、修改完成的《新文学资料引论》[52]作为该领域首部教材问世,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这些课程的影响,只能及至于选课学生、任课教师所指导的少数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以及这种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婚恋小说,由于其晦涩的表达与丰富的内涵而被认定为鲁迅最难阐释的小说之一。茅盾早在1927年发表的《鲁迅论》中提到《伤逝》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说明一个脆弱的灵魂(子君)于苦闷和绝望的挣扎之后死于无爱的生活的面前。”而周作人认为“《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近百年来,《伤逝》这篇小说得到了启蒙、婚恋、女权、经济等诸多层面的阐释和解读,然而始终没有形成定论,没有定论正是鲁迅这篇小说的一大特色,甚至是鲁迅整个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伤逝》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新旧交替之中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困惑。鲁迅提到自己的婚姻时曾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是最反对包办婚姻的,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毅然决然地选择与涓生在一起,按理来说这种自由恋爱应该是鲁迅所向往所希冀的,然而鲁迅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是鲁迅的深刻之处。无论是思想的启蒙还是精神的觉醒,时代与社会的现代转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伤逝》这篇小说的核心就是在探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在探讨启蒙之后现实究竟走向何方的矛盾处境。这不是在简单地指责谁,也不是解决社么矛盾。这样的矛盾恰恰是在五四思想启蒙之后所带来的新局势下才有的,这样的问题鲁迅没有解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没有解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3]温儒敏,贺桂珍.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新文学资料引论》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学,正在于其思想的更新开启了“现代”的思维,人们开始具有了现代的追求,开始关注现代人的生存价值与精神意义。针对不少学者提倡“开拓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唐弢曾认为应该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涉及现代文学的根本意义,“即能够称得上‘现代文学’的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新’的意义——不同于‘五四’文学运动之前的‘现代’意义。”在唐弢看来,“新文学”之“现代”在于其根本性质是与几千年传统文学决然不同的,与此相对应的,那么“现代文学”之“新”就在于其前瞻性与超越性,它不是一个短时间、阶段化的“现代”,而是长久的“现代”。

[4]钱理群.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J] 诗探索,1999( 2)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未完成的“现代”

[5]朱德发.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沉思[J].文学评论,2005( 1) .

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努力消除空间差异,试图寻求制度支持,缔结学术共同体,从而相互支援,共享专业资讯、资源及学术研究的信念。这表现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等学术团体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新文学史料》《中华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刊物的创办,都见证了这一努力的过程,但这一努力是否奏效?我们仅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华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刊物相继停办,最后只剩下《新文学史料》这一发表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及其研究的专业刊物即可一窥全豹。然而,学者们尝试将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学科化、制度化的种种努力,并未因此而中辍。新世纪以来,一系列以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为主题的专业会议的召开,乃至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这一学术团体的成立,不仅使得全国范围内该领域学者走向联合、达成共识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现代文学史料学”向“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全面转型。2003年12月20-21日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学举办“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在河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2009年11月1-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16年4月8-10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开幕。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专业刊物也开始接受文献工作成果。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正在迎来它自己发展最好的时候。

相对几千年古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走过的历史还很短,在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古代”再漫长,也已经沉淀为历史和经典;“现代”再短暂,它终究是一个新的起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6]杨义,江腊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949—2009)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但我们不必高估学科化、制度化的倡议以及过度渲染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重要。这是由于不良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和文献资料获取、利用制度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其发展历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期刊的逐渐增加旋即凋零,变为以报纸副刊、书讯类报纸、非学术刊物为主,再到如今为专业期刊和报纸部分接纳,70年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和研究论文的发表条件,可谓一波三折,当然,这也与相应的学术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前引不止一位文献学者在呼吁建议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其在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积极、公正的评价,直至今天,“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工作辛苦、时间长、见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学术评价不高”[53]仍使同道中人耿耿于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迄今为止,在“王瑶学术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奖”等专业奖项中,几乎看不到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论文,更无论文献整理成果。

从五四起步的冰心,一生都没有放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从最初发表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作品,跨越半个多世纪,直到80年代创作的《万般皆上品……》、《落价》、《干涉》等作品,家庭关系、妇女地位、婚姻恋爱、尊重知识、民主自由等等现实人生的一系列焦点、热点问题,一直贯穿于冰心的整个创作中。五四时期她写过封建家长干涉子女婚姻的悲剧作品,《秋风秋雨愁煞人》里的英云被父母包办嫁了司令的儿子,从此踏入旧式大家庭变得沉默寡语,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到了八十年代她又写了年轻的子女干涉父母一代人自由恋爱的悲剧,1988年《干涉》同样是婚姻恋爱的悲剧,但是人物角色发生了置换,儿女开始反过来“干涉”父母的再婚问题,谁都能够看得清楚,这种变化只能说明悲剧的更加惨烈。五四时期,父母干涉子女,核心在于自我的利益;到了八十年代,子女反过来干涉父母,核心仍然是自我的利益。只能说明五四时期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

[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毋庸置疑,这一有欠积极、公正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重要因素,乃是不同世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何谓现代文学、何谓现代文学史、何谓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如何做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和研究、如何评价这一工作等问题理解有异导致的。尽管“世代”这个社会学的概念“在使用时要相当谨慎”,[54]但正如史学界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现象所示,不仅21世纪年轻一代的文献学者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前辈学人“迥然不同的样貌”,[55]就是在此前几代学者内部,不同世代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研究的取向、学术工作方式及其意义的理解有异,也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者的研究、写作取向,影响了其在相应阶段的学术生产、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角色。举例来说,当阿英、唐弢等人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时,极为热衷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而朱金顺、姜德明、刘增杰、陈子善、商金林、刘福春、解志熙等人的观念、实践则较为多元,但因他们与现代文学家多所接触,进退取舍之间,仍不无感情倾向,但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更为年轻的世代进入这一领域时,现代文学及其文献史料已成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我们所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历代前修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影响的焦虑”,还有来自古文献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数字人文”等等不同学术传统、领域的学者的影响和挑战。

一个作家由现代进入当代是如此,当代作家传承现代作家的精神传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授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来评价莫言奇诡的想象力和超现实的创作风格,实际上莫言对西方的借鉴正是五四传统的延续。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多处运用了现代派的象征主义手法,而现代派正是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文学潮流。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借助了许多带有魔幻和神话色彩的中国传统故事原型,更为清晰系统地表现了对所谓历史真实及其背后权力话语的强烈质疑。如小说《起死》让庄子与复活的骷髅鬼魂对话辩论,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手法,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文化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解构。在小说《铸剑》的最后,鲁迅更是大胆尝试着用了一种超现实的、魔幻的结尾,让复仇者和统治者的头颅纠缠在一起鏖战、最后一起被埋葬。可以说鲁迅是中国同时运用多种创作手法的作家,鲁迅的世界影响力恰恰来自于他的世界眼光。毫无疑问,莫言的文学创作是深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他的一些魔幻手法,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描写、情节,在对历史、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最大真实地折射出生活的本质。现实的丑陋、怪诞和扭曲,用文学艺术的夸张手法表现出来,极具冲击和震撼,也往往不易被读者消化与接受,就像鲁迅当年刚发表《狂人日记》,主人公在历史书卷中看出满本写的都是“吃人”,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可到了莫言创作的小说《酒国》、《生死疲劳》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食婴”、“吃人”这样的情节。魔幻现实主义把鲁迅和莫言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在于二人化用了同一种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从鲁迅那代人一直到今天莫言这代人,他们始终有一种向外吸取艺术手法的“拿来”姿态。“拿来”二字是鲁迅那代人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没有“拿来”,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就谈不上“新”文学,这也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质之一。

[8]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图书馆及其他文献庋藏机构的书刊利用制度的不够友善,致使研究者获得并利用原始文献资料极其不易,也是限制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此,周谷城曾指出:“造成民国时代学术文化的断层,原因之一是民国图书的馆藏量少和流通不善,书籍难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直接服务于现代化事业。当前,民国图书成了学术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难寻的书籍。全国只有少数大城市和几所主要大学藏书较多,但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而且纸张变质,有的字迹模糊不可卒读。十年动乱,人为损坏更严重。因损失较多,有些书籍已成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而不能对外开放。同时,由于古籍的影印本与文献复制本的出现,竟形成了民国图书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难看到的奇特现象。”[56]既然专业学者长期以来都难以接触、阅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而不得不借助于建立个人收藏,或是寻求建立与收藏家、书商的私人的文献史料交换网络,才能从事相关工作,其他对此怀有浓厚兴趣却缺乏一定条件、能力的同行,若欲顺利迈入这一行列,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直至21世纪以来,随着图书馆等文化馆所服务意识的提高、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的迅速发展、旧书刊售卖和拍卖网站的开放运作,才逐步消除了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我们更多、更充分、更多元的文献研究成为可能。但在另一方面,恰以文献利用制度的不良,激发了学院内外的学者,投身于广泛搜集实物史料、建立个人收藏、辨别史料真伪、注释和考订文本等工作。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魏绍昌、朱金顺、姜德明、包子衍、陈梦熊、倪墨炎、徐重庆、胡从经、陈子善、龚明德、谢泳等几代学院内外的文献学者,莫不如此。他们的工作状态,颇有几分近似于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在欧洲近代史学出现之前十分活跃的“博古学者”,“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57]但也因此,这一领域较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史学等其他领域,对来自大学、社会科学院系统之外的学者更少排斥和敌意,后者当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与职业学者不相上下的出色成就。

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现代”是一个动态的价值体系,它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文学与当今时代的互动中不断得以建构。长期以来,针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野,学界要么强调断开,要么强调衔接、打通、一体化。其实现当代文学不需要打通,本来就是一个同构的整体。“当代文学”不仅在命名方式上直接来源于“现代文学”,在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上同样一脉相承。一方面,现代文学期间的颇多作家,他们的创作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更为重要的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作家们所提出和揭露的问题仍然延续至当代社会,正如当下的问题将延续到明天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抱着急于完成历史任务的姿态,而是要站在当下,放眼无限漫长的未来之路,毕竟我们身后是几千年深厚的传统。

[9]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绪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然而,就其总体而言,由于上述所论诸影响因素的存在,1949年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虽已有不少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仍很突出。例如,樊骏当年提出:“从史料工作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修养,到应该如何进行史料工作,再到如何检验工作成果,它应该达到何等水平等,都缺少具体明确的要求和标准”,[58]可谓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然而直至今日其仍未被充分讨论,只在辑佚学等分支领域稍有论及。[59]诸如此类,理应构成21世纪这一领域研究的起点。

[10]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5

[11]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J].文学评,论2007( 5) .

走向未来:

[12]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 2) .

文学、文献学与史学的辨证

[13]王富仁.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J].文学评论,2000( 2) .

自笔者于三年前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至今,[60]当代文学研究界亦出现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之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亦有学者检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等问题。在这一讨论中,其强调了“史学化”研究趋势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压抑、弱化,重新提倡“文学史”研究不应过分重视“史”而轻忽其之为“文”的面向。[61]此后,尽管也有学者从正面提出了在现代文学领域采取“史学化研究”路向的必要性,并提出重视朴学方法,以求得戴震所谓的“十分之见”,[62]显示出文献史料学者不畏时议、坚持己见的姿态,但也有年轻学者就此类现象发表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14]李遇春. 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N].文艺报,2012.

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些年在佚文搜集、版本考证、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步,为后世研究者的工作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不过,如果仔细想一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年出现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格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细化而已。因此,学界对现代作家生命中的隐秘之处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作品发表时的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考察,那些早已被作家本人遗忘的佚文也纷纷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所有这一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80年代以来研究界对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是首先划分出各自的研究领域,然后分头进行深耕细作式的钻研,根本没有余暇看看旁边的“风景”,更不要说去重新思考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63]

[15]王兆鹏. 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序[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10.[责任编辑、校对: 王维国]

这一论述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判断,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界仍未有大的创新,大致上仍延续80年代的研究格局,二是近四十年来文献史料、文学史研究者们“深耕细作式的钻研”并未带来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的改变。但对这两个判断的理解,其实都关系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应该说,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判,这一问题,也似乎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批判的原因无外乎是说“碎片化”不能导向“整体图景”的重新描绘,亦即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实上,这一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还不够“碎片化”,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之类的基本史实迄今未能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常因关键性文献的缺乏而徘徊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评以不顾及版本学、校勘学研究而无法使之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单单是由于我们可以援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修辞,得出“整体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为基础很难站住脚,碎片化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化视野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类折衷、调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说,无论是史学界所谓的“全史”“通史”或“整体史”,还是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总体性”“整体化”视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提出这些设想虽然都有其必要性、现实关怀,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种设想,既有其洞见、贡献,也是一种“迷思”、一种“想象”、一种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诱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视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个“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并不必然导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观、整体之眼光并不必然带来对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解释。其实,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对“碎片化”与“整体化”问题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和辩论,[65]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是否选择微观研究的取向,既与学术潮流、学者个性纠缠在一起,也因为许多批判“碎片化”的学者未有专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陈义过高,难以以理服人。

王德威

至于论者热衷于制造“碎片化”与“整体化”的虚假对立,正如制造文献史料研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虚假对立一样,乃是对文献史料研究的性质及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关系缺乏较深入之认识所致。以至今尚未“古典化”“历史化”的当代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例,洪子诚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即已声明,“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因为,“‘史实’与‘史识’是相关的。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赋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长、变化或消亡的。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待搜集整理的材料,一是搜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与材料建立的关系。尽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业规范’,但是这个关系是独特的,难以通约化。如果对文学历史的状况和问题晦暗不明,欠缺相应的历史观和艺术判断力,将如何理解材料的价值,如何将它们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上?”[66]

但如此立论,并非是想要弱化文献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思想视野及其与文学、史学研究的对话关系。恰恰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文献史料研究的专业度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要从小的、具体的细部研究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观察是有难度的。正如汉学家德沃斯金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已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学的灵魂不是按年罗列事实,而是解释。”[67]无论是开掘文献、校勘文本,抑或是钩沉考证、重建史实,无一都需要提出新的解释,而不只是对事实本身的尽可能的还原或无限接近。支撑我们从事文献研究的基本观念是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但对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自尼采、福柯、波普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至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等人,都有诸多精彩论述,显然,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不可能亦不必推崇至极端境地。不过,“求真”“求实”仍为人类认识自我、世界的主要目的、冲动,因此,后现代主义并未摧毁实证研究,相反,实证研究所以长盛不衰,乃是从后者那里汲取了不少新的灵感和思想,从而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不足,一面用心开拓胡适所谓“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的“高远的想像”[68],训练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使研究与事实相合、与逻辑无违。在此二方面认识配合之下,学者们实虚相济、文史兼修、图文互证,并辅之以新的研究工具、资源,或可使其专门研究及所作结论、相关认识,既不会像传统的学者那样天真地以为真理、事实、真相在握,也不会轻易地走向妄说、臆测之境地,而失去应有的分寸感,使“科学性”“客观性”及韦伯所谓的在学术研究中尽量悬置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的追求,成为一纸空言。

洪子诚

我们也有必要确立这样的“常识”:文学研究并非中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化外之地”,也并无超越其他任何专业领域的“治外法权”。我们已经听闻许许多多的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强调、对引进西方当代流行诸种文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的强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却一例充满了偏见和成见。尽管对现代文学研究“碎片化”的担忧本身并非偏见、成见,但也与此密切相关,或可谓是这些偏见和成见刺激、延伸而出的一个必然的观点。不过,正如上文所论,基于文献史料的文学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在其研究中重视对“整体图景”的理解,从而使文献整理与研究在获得具体、细部的认识的同时,推动、帮助我们形成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亦须使这一工作享有其应有的尊严和荣誉的同时,不断保持与传统、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对话关系,是内蕴于文献整理、研究本身的,并非我们强加、强行赋予或“过度诠释”得来。与那些担心文献研究无关现实、无法回应现实关怀的学者的看法相反,余英时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就得出过完全不同的判断: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本身,即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69]学风如何影响世风、政风之变,正可由此想见。

总之,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既与未能充分吸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有关,也与其间的文献学、史学取向发展尚处于原始阶段相关。因为,若是文献学取向已有长足之进展,我们应该就不会只有一部《鲁迅全集》可以信赖,其余则聊胜于无;若是史学取向能有出色之发挥,我们的研究能与专业历史学者的成果比肩,则文献史料是否需要开掘、其与研究之关系何在等问题,似亦不必在此饶舌。历史学者早已指出,“史料无论新旧,关键是要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否则无论前人用什么材料,讨论什么问题,甚至就是一篇小说,都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话提前说了”。[70]进一步来说,“‘材料’与‘议题’”是“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71]

因此,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还是令其他学者担忧的“史学化”研究趋势,所折射出的恰是当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史研究共通的焦虑、困难与盲点,以及其尝试提出的因应之道:在文学、文献学与史学之间,如何辨证、折冲、协商、妥协,互相支援、互为其用,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既获得历史化、古典化的品质,亦不失其当代性和文学性。当然,面对种种一时难以定谳的争论,文献学者既不必妄自菲薄、自觉低人一等,亦不必因此妄自尊大,以为斯文在兹、学问在兹,相反,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广泛地吸收新知的同时,作出诸多切切实实的研究,以使自己的工作成果,成为此后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和有效的学术积累,恰是应该追求的境界。但这仍只是最低层次的追求,我们更高远的目标是,让既有的宏大叙述、历史书写及文献编纂“实践中一贯的简化、区隔、压抑、排斥策略以及选择性、习惯性遗忘等”[72]得以再度彰显,从而尽可能还原一个复杂、多元、歧义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历史图景,而这将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与现代社会、制度、文教、道德伦理之关系的同时,亦可使我们自身不断成为更加开放、包容并具有充分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现代自我。这不仅是现代文学文献学之于全部人类学术工作的贡献,也是其之于当代人、当代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 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2]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辑。

[3]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4]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

[5]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6] 刘增人、陈子善教授谈话记录,2019年6月5日。另,据此谈话记录,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书的下落》有关记述有误。

[7]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8] 陈子善:《十五年来史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994年5月2日-6日。

[9] 陈子善:《为“张学”添砖加瓦》,《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

[10] 关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理、运用图像资料的初步探讨,参见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

[11] 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初步观察,参阅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12] 易彬:《“钩沉集腋,功在文苑”——陈子善老师学术工作评述》,《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

[13]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14] 叶圣陶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转引自朱金顺:《新文学版本的学术和文物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5]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7页。

[16] 姜德明:《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页。

[17] 徐鹏绪、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类型论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类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类型研究之一》,青岛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8]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19]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氏著:《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20] 张丽华:《通向文化史的现代文本文献学——以鲁迅随感录〈新青年〉刊本与北新书局〈热风〉本的校读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1] 顾农:《鲁迅怎样编校〈唐宋传奇集〉》,《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

[22] 参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刘涛:《绪论——民国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凌孟华:《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5 年第4 期;汤志辉:《民国时期的中学校刊及其文学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23]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上海鲁迅研究》第82辑。

[24] 廖久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谈》,《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

[25] 王贺:《从“研究资料集”到“专题数据库”》,《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集体署名”与全集编纂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6] 钱理群:《有缺憾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27] 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何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8] 杨洪承:《“新编年体”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徘徊——评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

[29] 陈其泰:《历史编纂:中国史学优于西方史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3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1] 付祥喜:《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氏著:《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页。

[32] 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33] 陈子善:《手稿的定义和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季桂保编:《思想的声音——文汇每周讲演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五四新文学何以,王富仁助教访问。34] 张重岗:《冯铁:中国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35] 桥畔:《“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赵献涛:《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王锡荣:《手稿学在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10月26日。

[36] 易鹏:《“花心动”:周梦蝶〈赋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编:《观照与低徊:周梦蝶手稿、创作、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版,第271页。

[37]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38]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39] 陈子善:《“希望不要买毛边书”》,《文汇报》2019年6月16日。

[40] 陈子善:《叶圣陶的〈城中〉》,《文汇报》2019年6月18日。

[41] 朱金顺:《讲究版本要靠实物,初版时间要凭初版本版权页——序〈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陈子善在其文献编纂、研究及“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讲授中,一直践行并强调从实物出发这一作业原则。

[42] 陈子善:《〈呐喊〉〈彷徨〉版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2019年6月27日演讲。又,此文演讲稿即将发表;作者对《呐喊》版本的前期研究,亦可参《〈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43] 胡博:《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的守护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页。

[44] 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5] 王瑞来:《既是方法的阐述,也是发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论〉导言》,《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46] 详参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7]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针对该书的文献使用错误、匮乏及“过度阐释”等问题的讨论,近十余年来,层出不穷,参见徐润润、徐楠:《“多义性的诠释”不是脱离文本的随意阐释——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付祥喜:《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李明军、拉珊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诸问题商榷》,《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6期。

[48] 袁洪权:《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6卷第4期。

[49] 孙玉石:《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华文学史料》第1辑。

[50]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51]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52] 《新文学史料学研究之回顾》,《朱金顺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53]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54] 罗·埃斯卡皮:《文艺社会学》,罗美婷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55] 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56] 周谷城:《民国图书资料的学术文化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57] 转引自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58]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59] 参见潘树广、涂小伟、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3-1307页;王贺:《〈西北文艺〉所载夏羊佚诗、佚文与遗札——兼论现代文学文献的散佚及价值》,《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60]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61]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62] 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

[63] 李松睿:《整体研究图景与单一化的历史想象——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64]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5] 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6] 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67] 转引自杨天宏:《“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

[6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页。

[69] 《余英时访谈录》,

[70] 《明清时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样的——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书序》,赵世瑜:《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7页。

[71]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72] 孙民乐:《“不屈不挠的博学”——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五四新文学何以,王富仁助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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