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奥门新萄京8455 > 现代文字 > 正文

奥门新萄京8455:机制下的网络理学热,更要写好

时间:2020-02-10 05:47来源:现代文字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正文 1.文学圆梦的“全民写作”机制 ■消费主义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依赖于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支撑下的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正文

1.文学圆梦的“全民写作”机制

■消费主义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依赖于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支撑下的资本与信息的跨国流动,消费主义正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在全球扩散,并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股重要的潮流。

当下的文学创作重新强调现实主义精神,动力并非单一,而是时代、读者与文学本身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选刊》今年邀请近百位文学评论家参与,组织二十余万字的“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主题讨论文章。而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创刊六十余年的西南文学名刊《四川文学》近期全面改版,新设的“视界”栏目开栏即关注“现实视野与现实主义”主题。其中作家阿来的文章《创造与伟大现实相配的文学》,对写作者如何面对那些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现实题材有中肯表达。

人民日报: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

时间:2018年10月12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赵慧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不矮化;用生命锤炼精品,不讨巧;与读者做真诚的心灵沟通,不敷衍。这是柳青、路遥、贾大山三位作家成就自我的路径,也是一切作家迈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张江:一提到当代作家楷模,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仰视他们执着于现实生活的坚定、面对名利诱惑的超然、用生命锤炼作品的赤诚。有人说,这样的作家只能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还会出现柳青、路遥、贾大山吗?

  尊重生活尊重创作尊重读者

  张志忠: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生活之树常青。社会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作家创作可以抵近现实风云,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剖析心灵,可以天马行空,但文学土壤永远是现实生活,离开这片土壤,文学就失去生命之源。

  当代作家柳青、路遥、贾大山,他们所处的三秦厚土、燕赵大地是中国文明传承久远的所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转型典型的所在。这三位被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高度赞扬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年代和表现的生活各有不同,但他们对待生活、对待人民、对待文学事业的热忱与忠贞却一脉相传,彪炳文学史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开掘和传承。

  这三位作家都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为在文学创作上行高致远放下个人名利。柳青为写出史诗性作品,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14年身居皇甫村,还直接参与和指导当地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信条“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被路遥继承: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三读《红楼梦》、七读《创业史》,更身体力行尊重生活实践,为写出煤矿工人的生活,他换上工装下到矿井,为体会打工生活,他跟着弟弟到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贾大山淡泊名利,曾在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力荐下担任县文化局局长,为正定县文化建设做出很多贡献,功成身退回归文学创作,小说越写越精。

  尊重生活、尊重创作、尊重读者,是优秀作家之所以优秀的三个支撑点。以最大的真诚对待读者是他们的职业美德。三位作家都曾遭受冷遇或误解,《平凡的世界》因其现实主义风格被贬抑为“过时”,但路遥始终相信广大读者,他的作品也在年轻人那里得到强烈回应。贾大山同样看重读者反响,病重住院时几个中学生的探访让他感到莫大欣慰。

  现实主义精神具有超越性

  张江: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不矮化;用生命锤炼精品,不讨巧;与读者做真诚的心灵沟通,不敷衍。这是三位作家成就自我的路径,也是一切作家迈向成功的必然选择。诚然,柳青、路遥、贾大山都属于特定时代,他们的思想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其创作又超越时代,因为他们摸索出来并终其一生践行的创作之路乃是文学创作铁的法则。

  张清华:柳青、路遥、贾大山如今被再度提到重要位置并非偶然,他们是在特定年代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是可以称之为“人民作家”的写作者。

  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一属性:既属于特定年代,又超越特定年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柳青写《创业史》时身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斗争烙印;路遥、贾大山登上文坛,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氛围使得他们的视野和眼光较之柳青有了明显变化。他们笔下的人物有了更多个人意志、更多个性特征。如果说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话,高加林同时还是个人奋斗的典型,社会的进步赋予高加林、孙少平个人理想以同样的光彩,这就是进步。

  现实主义立场使这些作品产生超越时代的价值。这一点,从杜甫到鲁迅、从柳青到路遥,概莫能外。恩格斯曾指出,巴尔扎克作为政治上的保皇党却写出不朽作品,其根本原因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意思是,巴尔扎克忠实于现实,因此可以逾越其观念乃至时代局限,揭示出贵族阶级必然被打败的历史趋势。

  柳青、路遥、贾大山忠于生活、忠于人民,扎根火热现实,所以才能在历史的风云变迁、现实的复杂纠结中体察到人民的悲欢与希冀,看到历史的暗流与激荡,找到时代精神与方向之所在。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从艺术规律出发,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赋予这些人物以生动个性,由此超越时代、超越个人认知局限,创作出具有长久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作品。重新认识他们的价值,对于我们重估当代文学史、省察当前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熔铸创作主体的热血与情怀

  张江:为什么当下少见柳青、路遥、贾大山这样的作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可以罗列出若干客观原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剧增、对生活的认知难度更大、作家面临的诱惑更多、媒介格局发生变化、文学受关注程度下降等。这些因素当然客观存在,并且的确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没有哪个时代的作家生活在真空中,每个时代的作家面临每个时代的问题。决定性因素在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是否在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文学。

  洪治纲: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作家受到一代代读者青睐,并引发人们不断讨论,这说明他们的创作在直面现实生活同时,还蕴藏更为丰富的生存况味和生命情怀。面对现实的诸多冲突与生活的种种困厄,他们笔下的人物既不逃避也不戏谑,而是带着坚定信念抗争,用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宽厚闪亮的体恤超越一个个人生困境,散发着令人企慕的精神品质。我以为,这才是这些小说的特殊魅力,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极为诚挚的写作态度。

  按理,由柳青、路遥们承传下来的这种写作范式,完全可以在当代文坛继续发扬光大。但事实上,在多样的文学格局中,这类真正呈现出普通人顽强奋斗、展示创作主体热血与情怀的作品并不多见。对此,我以为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缘由。

  一是生活理想的多样化。随着现代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生存观念日趋多样,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目标也变得多样化。特别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使人们在选择人生出路时,可以灵活地避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多方位调适生活,而不必像梁生宝、高加林或孙少安那样,必须舍命般地应对和解决现实困境,这也使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少了执着甚至决绝地战胜命运的精神力量。

  二是道德约束的宽松化。社会迅速转型,一些人对欲望化生存习以为常,甚至默认其合理性,由此导致道德感难以成为人们内心的铁律。我们因此也很难再读到《创业史》《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对传统伦理的恪守,尤其是人物在道德困境中的奋力挣扎。

  三是一些作家对生活的真诚思考和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匮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缘由。从柳青、路遥、贾大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用全部生命和热血写作,作家的叙事智慧和生命思考都融化在作品中,人物与创作主体的内心情感紧紧熔铸在一起,共同直面生存的困厄,探讨人生的出路。当下很多小说不乏技巧和立场,却难以让人感受到作家生命的内在律动,读者也难以在阅读上与作家形成情感共振。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展示作家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对人生的深切关注、对生命的深情体恤。作家的智慧、视野、胸怀、情操以及艺术积淀,只有真正地熔铸于作品之中,作品才能散发出恒久魅力。

  呼唤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

  张江:造就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愿望。将愿望化为现实,需要作家们克服若干现实困难。首先,市场经济于我们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但不少文艺创作者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还不够成熟理性。恐惧、回避、逢迎、追逐都不足取。其次,要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把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转换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品。再次,重拾柳青、路遥、贾大山乃至一切文学先贤的品格和精神,扎根时代、研读生活,在生活的沃土中厚植作品。

  赵慧平:尽管有无数关于文学的理论言说,文学终究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这一根本属性。人是文学活动主体,文学是人特殊的审美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文学世界中呈现的是他自己——他的现实生活、他的情感世界、他的审美理想。一个作家拥有什么样的心灵、以什么样的观念与方法感受所处的时代、呈现时代中的人和人的精神,决定其是否能够创作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时代不仅赋予作家参与推动民族复兴的幸运,也赋予作家创造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召唤新创作,也为作家写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和审美理想提供良好契机。但是,必须看到今天仍然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原因是许多作家根本没有读懂新的时代,没有像柳青、路遥、贾大山那样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感受新时代新生活,没有敏锐把握新的时代精神。

  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突破创作瓶颈,需要作家艺术家坚守文化立场、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不为资本和利益所控,不为一时的流行思潮左右,深入生活,用心体会人民大众生存现实。柳青、路遥、贾大山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真正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角度感受新生活,这使他们有真知真识真情,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全部生命和情感。新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家。

  在新时代学习柳青、路遥、贾大山和文学先贤,并不是要简单复制其文学表现形式,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和创造精神,像他们那样以理想乐观精神拥抱新时代,以文学的方式与人民大众一道参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展现新的时代气象。

  张江:柳青、路遥、贾大山再次引发热议,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它折射了当下语境中我们对这三位作家品格和精神的留恋、渴望,更蕴含着大众对当下作家的期待和诉求。从数量到质量的跃进、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没有捷径可走,如果有捷径,那就是真正扑下身子,融入到人民大众生活中去,对文学和读者报以真诚。做到这一点,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的出现就不再是梦想。

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一、文学表现方式的嬗变: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

深度写作、宏大叙事几成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文学的仪式意义渐被消解,文学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之一,深度写作的给力环境不复存在,文学写作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坚守,也可以寻找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同构,因而出现了文学的多方面嬗变。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伴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高蹈于政治化语境,其内容与时代主旋律互动同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消费主义成为时尚,大众传媒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再难守持原有的深度模式,需要对接受环境密切对接,于是引发了文学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从深度模式转到平面化,作品的内蕴与深度让位于表层材料的真实与新鲜。形而下的生活具象被强调,形而上的艺术与哲学精神被丢弃疏离,走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相悖的路,作品不再追求耐人寻味的深沉和深刻、作家也不再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坚毅和执着。文学的这种转型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成果,后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源,视文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无需深度,无需阐释,只要平面可复制、易传播即可。法国摄影现实主义就要求作品像摄影一样复制生活,高度逼真而无需深度,美国美学家苏珊•桑格塔提出文学作品“反对解释”。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在她看来,但丁等文学大师“为使艺术作品能够在不同层面上被体验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谋篇布局,想必是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它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了。它只不过强化了作为现代生活主要苦恼的那种冗余原则。

奥门新萄京8455:机制下的网络理学热,更要写好。当然,苏珊•桑格塔的美学思想也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不乏深刻的内涵。但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对传统经典文学的颠覆。文学创作有依据地从原来的深度模式追求转变为平面化处理。着名作家王蒙就曾感叹过,现在追求发行量,追求票房价值,追求眼球效应,文学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以至于《知音》、《故事会》就是人们理解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文学还是守持传统的表达方式,维持高贵的姿态,追求对人的情感表达的精致性、深刻性,竭力追求深度模式,有四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事物的核心在本质深处,文学要着力写出事物本质。二是精神分析学的隐抑论,认为事物分为明显与隐含两个层面,文学追求的“隐含”的深度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非确实性与确实性,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确实性。四是符号论的能指与所指,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所指”。这种守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分化,被弱化,虽然仍有部分作家坚守,但在消费主义时尚影响与大众传媒的解构下,更多的是作家不执着对“生活深度”深入体验与提炼,而是欣喜于大众媒体的现场效应,独钟于简单的“生活平面”,对可复制充满快感。作家不再以作品深远影响人的心灵为荣,而是以作品发行量为陶醉。他们同意接受以现实生活现象为题材的文学,但动摇了文学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本质的观念。他们只相信眼见的真实,即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不再信奉甚至不承认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出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真实。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精神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总体上,文学“快餐”取代了精神盛宴,新媒体写作,让全民进入作家时代,传统的纸质文学,新生的电视文学,广播文学,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甚至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形式。文学俯身于传媒,确实带来文学的惊人数量,文学几乎无处不在,不过,留得下来的真正具有文学品格又有多少呢?文学面临广泛质疑,作家含金量由此缩水。大众传媒解构了文学的神圣,解放了作家的自由,作家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压力,却也让作家们过于陶醉自我,满足“我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文学和“身体写作”等,把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和落后文化影响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艺术视野,并无拘施以浓墨重彩,为人们提供现实的新的文化景观或生存景观,看上去如同现实主义,但由于抽空了内涵,消解了深度,只依了现实主义的形式,浮光撩影,实则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无论是“新写实”的原生态,“新体验”的现象追踪和体验,都市文学的“欲望化”表现,看上去很美,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对于历史人生、文化意识形态的穿透力,其所复现的现实,没有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畴,因而只能随风飘逝。客观地讲,文学内容表现的这种转型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把定位固定于深层模式,以宏大叙事、深刻意义作为唯一指归,也狭隘了文学意涵,文学应该有全方位的自由,以前的文学也过于地强化了深度功能,不过,矫枉过正,一味的平面化,放弃文学的核心品格,无异于自我裁军,自毁文学。尤其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这种文学创作回避或者丧失对生活的穿透而调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接,而是过分迷恋凌乱偶然的生活现象的堆积所带来的浅层快感,不再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解构,走向了形而下的具象的写真,放弃了通向人的精神真实的路。

二、文学功能的嬗变:从教化到娱乐化

与放弃深度模式,选择平面化相适应,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从从教化转型为娱乐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在“眼球”,目标在利润,这就必然催生以市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的崛起,娱乐化成为文学的功能特征,“文以载道”被解构,文学回到散漫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表明,文学始终在服务大众与寻找自我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纯文学逐渐式微,日趋贫困,而另一方面大众文艺则遍野蔓生,随物赋形,娱乐、休闲与文艺结合,一切传媒手段皆参与文艺制作,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无厘头的戏说穿越“恶搞”文艺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具有广泛大众性和强烈行动感的文艺应运而生,文艺消费主义蔚成大观。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乱花迷人眼,这类文学直接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大众也自娱。文学文艺成了“快餐”,当然也满足了最大范围的文学大众的需要,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坚持传统的教化功能的高雅、凝思、无怪力乱神的、用于陶冶和文化积淀的文艺,在消费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下也艰难得更新,也在追求娱乐元素的强化,追求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追求一定的消费接受。比如为了好看,出现了戏剧、歌舞、杂技和现代舞台科技多样式的渗透组合,出现了音乐剧、人偶剧、杂技芭蕾、小剧场艺术等艺术形态,香港用3D技术拍摄了肉欲撩人的“肉蒲团”,而北京又弄了芭蕾“肉蒲团”,娱乐几至无边界。文艺的属性是多元的,娱乐性是其题中之义。传统文学强化教化,坚持文学以思考、深邃,载道于主流价值,作用于人的心灵为目的,虽然也强调“寓教于乐”,但是,娱乐不是目的。文学总有一种使命感,厚重感,深远感,作用于读者深层心理。文学希望接受者通过文学接受体会到责任、价值。文学的这种定位抓住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过,娱乐性也因此往往被忽视,或者说为了核心价值的表现而有所牺牲。这样,文学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就可能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文学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更新,要与时代同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得不从人生导师变为消费对象,下圣坛而与众生为伍。不过,这种调整也不应否定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教化目的,相反,娱乐化应该有所克制,注意“度”,一味市场化,迎合读者的肤浅接受心理,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意义。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消费主义渗透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文学市场化亦成趋势,文艺创作变成了地道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的专业术语已简化到与市场生产术语同构,艺术构思、典型化、艺术风格等专业术语被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代替,文学娱乐价值的片面强调和市场化运作将文学导向庸俗与浅薄。文学书刊出版,市场收益成了最大的考量。绝少把文学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主要是看它的消费市场,有的甚至采用作者包销形式,虚构消费市场,把文学彻底沦为商品。曾经神圣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一般商品的制造,曾经劝人读书促人成才的古训“开卷有益”在今天已不再是真理,复杂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简单的对发行量的追逐,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大众文化时代,市场经济削平了审美的深度追求,追求最大的通约项,即大众娱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覆盖各式各异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的是娱乐,产品是最易畅销的公共产品。于是,文学市场成了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纯娱乐消闲的栏目和内容广泛盛行,另一方面,非娱乐性的内容,也想方设法注入娱乐因素,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泛娱乐化。娱乐至上,主流价值缺失。今天,重新过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而拒斥娱乐化或许以为不可,但是辩证地予以取舍似乎不可少,必须纠正娱乐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庸俗与浅薄,让娱乐回归文化愉悦大众的本位,夯实心灵书写的文化质感,填补价值缺失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崛起,走上娱乐的正路。“文学市场既不可能驱逐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也不能一窝蜂地走娱乐化之路:文学要张扬其娱乐功能的本性,但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依然应是不变的追求。”

三、文学表现形式:从内在美到外在美

大众传播的特质是当下性与即时性,文艺的特质则是对心灵美的重视,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刻揭示。大众传媒时代必然对文艺的的这种特质构成冲击,促使文艺向眼睛、耳朵的美感和快感的转向,赏心被悦目、悦耳替代。读图时代的到来,更是开足了浅层感官的功能,“好看”成了时尚,成了文艺的基本标准。审美被物化,被悉心经营和强化的色彩、构图、光影等可视的物象所替代。“诗意的栖居”不再是精神的栖居,而是对官能的诱惑。一方面,文艺创作强化表层的形象元素,力图声光影的外在美,一如张艺谋电影的炫丽斑斓,一如一些作家在篇名上的花里胡哨,文艺作品将表层“好看”作了卖点;另一方面,文艺批量生产与不重内容而重外包装,精装、镶金,在包装上下足功夫,整个一绣花枕头。在“好看”的追逐中,文艺刊物纷纷化妆打扮,粉墨登场,各种文艺期刊为之改版调整,《北京文学》明确推出“好看小说”并热情推销:“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篇篇好看,篇篇耐读,它能使你不忍释卷,恨不管一口气读完,它也能让你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久久回味……”其实,“好看”是好看,“久久回味”未必,“好看”一词正式成为文学关键词。文学变成了文学市场,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好看”本是迎合市场而诞生,缺乏科学的意涵,正如作家毕淑敏所指出的,是个“简陋的接受美学命题”,“判决权”全在读者手里,“读者觉得好看,它就好看,读者觉得不好看,它就不好看”。更有甚者为了上视像媒体,把暴力色情作为“好看”卖点。如泛滥的“肉蒲团”等,“好看”也就标志着读者被确立为真正的“上帝”,文学发生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判系统的由“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不可否认,“好看”显示了文学对读者权利的重新尊重,切合了接受美学原理,尤其是对以前文学一味讲究宏大叙事,讲究服务于“道”等外在功利目的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除了不绝于耳的被官方容忍的“票房价值”数据满天飞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励十分明显地将发行量列为为参评条件中,要求参评图书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印数,强调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其逻辑似乎“好看”等同于“好卖”,进而等同于“好书”,这对文学极具潜在危害性。“可读性”诚然重要,票房价值也不是坏事,正如一些专家所断言的:“艺术向世俗的无限妥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想像力的萎缩,审美深度的削平。作家为了保持作品长久的吸引力———“好看”,往往采取的捷径是“经验化”写作,而读者也习惯了用已有的“好看”重新唤起新的阅读期待。”这就带来了缺乏创新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或相互模仿,“作家沉浸于自己的作品好看、有趣、富于刺激性和震惊效果,大多显示出“同族化”的类型特征。不少作品都只是同一模特改头换面后的时装表演,一些段落只不过是人物姓名改动了一下,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文学艺术紧紧与大众传媒关联,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但过分追捧传媒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作品的水准下降、审美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典性作品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诚如斯言“文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纠葛盘根错节,端繁绪杂,迄今为仍是文艺研究中尚未彻底厘清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毛正天 史红玲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阅读次数:人次

网络技术的“平权式”规制,颠覆了“金字塔”式结构模式,消除了传统体制下文学作品的“出场”焦虑,拆卸了文学创作、发表资质认证的门槛,谁都有权力上网写作并发布自己的作品,谁也无权阻止他人创作和发表,这就给了每一个文学钟情族以网上圆梦的机会,使来自民间的文学弱势人群有了“人人都可当作家”的平等权力,形成了“全民写作”的新机制。“网络文学解放了以往的艺术自由中的某些不自由,为文学更充分地享受自由、更自由地酿造自由精神的家园装备自由的引擎,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在互联网上,文学打破了创作身份确认的藩篱,任何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上网写作和让写作上网,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大狗小狗都可以在这里‘汪汪’叫上一通。”1994年中国加入国际互联网时,网友们呼吁:“全世界网友联合起来,网络的自由就一定要实现!”文学圆梦的“全民写作”机制就是这一愿望的现实体现。手机文学、博客和微博创作出现后,“自媒体”文学创作大行其道,让“全民写作”更加普及。2011年以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终端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文学写作更趋全民化、年轻化。微信出现后,有了微信公众号的新平台,为公众的自由言说与表达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场所,“全民化”写作已成为当下网络文学作品的主要来源。总体看来,“全民写作”机制的产生一方面来源于文学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受到网络信息技术特点的影响。

■通俗文艺确实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大众的一种需求,但是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的文艺欣赏水平,同样也是大众真实的文化需求。

题材;文学创作;价值

从文学自身发展需求的角度而言,网络文学的通俗化写作兴起,还在于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学市场的冲击。自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首次直面市场经济浪潮。“千禧年”代际之交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商业社会中消费趋向的明显化,激化了传统文学的表征危机,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学舞台的边缘,让位于通俗文学、亚文学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通俗文学、亚文学全面异军突起,离不开喜爱、拥护它的市民阶层读者群。受“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主导,一向以精英性著称的传统文学日渐曲高和寡,难觅知音。而通俗文学的叙述内容更贴近群众,满足了普通市民阶层闲暇娱乐的精神消费需求,从而受到群众和市场的推崇。中国当代文学史记载,中国文学发展到了90年代,受消费主义影响,“对现代都市活物化现实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开”。这个“展开”一方面表现在以林白、陈染为代表,彰显个人体验的“新体验”“新形态”小说的兴起;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的转变。由80年代主要体现“体制内”的人和事转向了展现都市白领、个体户以及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都市趣味。如朱文的《我爱美元》、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何顿的《生活无罪》等,成为这一类型文学的主要代表。由此可见,反映个体经验、体现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品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文艺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文艺活动本身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定位,是文艺的重要问题。消费主义思潮造成了文艺价值观上的混乱。如果一味地被消费主义思潮牵着鼻子走,则必然会导致文艺创作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

原标题:题材好,更要写好

二十年后的今天,受互联网以及消费社会共同影响下的文学写作出现了文学与市场“联姻”的现象,大众化、祛魅化趋势明显。较具代表性的是“80后”文学创作广受追捧。诸如韩寒、春树、郭敬明等作家快速走红,甚至春树和韩寒还登上2004年亚洲版《时代》杂志封面,产生国际影响。他们的成功虽然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推力,但其作品本身的大众色彩和文学祛魅不可忽视。例如,韩寒的作品始终没有离开都市日常生活描写。开创了3年销售100万册销售奇迹的《三重门》,主要刻画的是一个中学生叛逆、反抗最终辍学的故事。虽然作品本身稍显稚嫩,称不上完美,但仍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群体的热捧。从其作品内容角度的看,离不开作品对于中学生成长过程中可能遇见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的全景呈现,准确反映的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微妙情绪波动以及情感困惑,以及为广大已经历或正在经历过应试教育的人发声。再如郭敬明,2003年以一部《幻城》登上文艺社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三名;2007年,青春校园题材的《悲伤逆流成河》出版一周销量破百万,成为当月中国图书销售量排行榜前三。着重介绍繁华都市中富二代、女白领、大学生们的恩怨纠葛的《小时代》系列出版后,也陆续创造各项销量神话,后来郭敬明推出了《小时代》的系列电影,虽口碑不佳,但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小说是否存在美学价值和思想意义等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我们暂且搁置一旁,但就其娱乐性而言,其作品的确反映了广大青少年群体以及都市白领等层次的读者的生存现状,并且将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中剑拔弩张的矛盾置于明面上讨论。这一情况本身满足了各类读者群体对于消闲娱乐目的的诉求,在阅读这类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宣泄,从而达到自我心理的平复。由此可见,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当下消费导向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学若想克服自身的拘囿,重新占据公众视野、提升自身影响力,势必要满足大众对于文学消费的各项需求。文学回归民间已成大势所趋,这是网络文学回归大众的重要背景。

■简单地传承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创新性发展更为重要,而这需要我们倡导并践行重视自由创造精神的文艺、文化价值观,营造重视自由创造、创新的文化氛围。

当下的文学创作重新强调现实主义精神,动力并非单一,而是时代、读者与文学本身的共同追求。《长篇小说选刊》今年邀请近百位文学评论家参与,组织二十余万字的“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主题讨论文章。而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创刊六十余年的西南文学名刊《四川文学》近期全面改版,新设的“视界”栏目开栏即关注“现实视野与现实主义”主题。其中作家阿来的文章《创造与伟大现实相配的文学》,对写作者如何面对那些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现实题材有中肯表达。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全民化写作”的创作热潮也与网络时代的精神指引密切相关。网络文学在中国成长的二十年历史,也是互联网在中国更新换代的历史。互联网是自由精神的产物,也是无数网民自由创造与平等参与的结晶。这个自由平等的环境,孕育出了开放、平等、兼容、共享的互联网精神。自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将众多独立计算机终端紧密地连为一体,互联网精神也顺着这“不可见的网”,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写作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动终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文学表达。

■在文艺价值观上,我们倡导“自由的精神生产”、“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对于滋生拜金创作和低俗、享乐格调的消费主义思潮,具有针锋相对的批判作用。

比如,他以当下的部分脱贫攻坚题材写作为例说道:“如果我们学不会用越来越多的层面来审视我们的表现对象,审视我们文学面临的真正困难,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写了某种题材就有某种正当性,只要写脱贫攻坚就很伟大,人家就会对我们青眼相加,或者人家就会像照顾贫困户一样,对我们写脱贫攻坚的人给予某种照顾,那当然就写不出好的作品。”这个直白的比喻,其实可以读出不少有意思的问题:写作者的自我意识,题材在文学写作中的位置……作为写作者,尤其要清醒认识文学创作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能把表现对象的价值简单等同于自己写作的价值。

网络的平等开放精神决定了写作主体广泛的可能性。在互联网环境下,只要拥有一台支持TCP/IP协议的计算机终端,无论是谁,身处何方,都能轻松实现信息资源的快速共享。在互联网中,任何人都有着平等的创作机会,只要有写作的想法和表达的欲望,就能进行网上写作。网络时代的许诺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此外,网络空间以其空间虚拟、身份匿名的特质,给网络写作蒙上了一层狂欢的色彩。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都市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这种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导致了当下都市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网络空间中身份的匿名化为网民提供了巨大的言说自由。真实身份的隐藏,使得写手可以在道德法律允许的以“无我”表现“真我”,可以轻松快捷地借由网络及时抒发现实生活的感受,尽情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卸下现实生活中的“盔甲”与“伪装”,做“真实”的自我,满足大众现实生活中因各种因素不可达成的宣泄欲望。通过满足大众的宣泄欲的方式,网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以敲击键盘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网络写作蔚然成风。

当前,我国文艺发展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文艺健康发展的因素,其中,消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尤烈:内容空心化、情趣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价值立场失守、社会责任担当弱化、道德教化功能萎缩、审美涵养稀释,都与消费主义思潮有一定关联。

作为文学编辑,多年阅读稿件的经历中,不乏碰到作者说文章“写的是特别有意义的题材”或者“特别感人的人物、事迹”,觉得应该被发表。很多时候,我读完的感受则是“可惜”,题材本身有意义,人物、事迹本身感人,但“可惜”作者没能把意义写到位,把感人写得感染人。题材与表现对象的价值,在这时候,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不能把这一点认识到位,盲目的写作很容易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前不久,《人民日报》学术版上有篇文章《良史莫不工文》谈到“工文”对史学家、史学著作的意义,引起共鸣。史学都如此重视“文”,以“文”自名的文学创作更不能外。

网络时代的到来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移动网络和信息技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和消费社会市场导向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学自身的拘囿日益明显,文学创作面临新一轮的转型。恰逢此时,立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精神的关照,“全民写作”使得写作本身再也不是一种被束之高阁的少数人行为,更不是被精英垄断的某种崇高技艺,文学写作体制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写作成为一种日常化、全民化的行为。正是出于群众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需求以及互联网自由、平等、兼容、共享精神的引导,网络文学创作迎来了“全民化写作”大潮,文学重返民间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它既考验写作者认识现实的能力,也考验以文学视角熔炼现实的能力。前者已不简单,并不是说生活在“现实”中就意味着能直接、彻底认识现实;后者更非易事,要做到“高于生活”,已非单纯对“文采”的要求,而是对写作者全面的、尤其是思想深度的考验。

注释:

消费主义首先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依赖于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支撑下的资本与信息的跨国流动,消费主义正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在全球扩散,并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一股重要的潮流。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又是一种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观、生活观,往往通过影响大众日常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来扩散自己的影响,可以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尖锐对立,其社会危害非常隐晦,但严重程度并不低。与此相关,作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奢靡生活方式,当今消费主义不仅通过通常的奢侈品消费表现出来,而且往往也通过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消费表现出来,并由此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与极端拜金主义价值观相关的过度商业化,也进一步助长了消费主义在文艺、文化活动中的泛滥。消费主义对文艺发展的危害表现在很多方面。

题材的价值,要有效地转化为文学的价值,绝非顺水推舟般轻而易举。认识其中的难度,我们才能找准努力的方向。

①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自由本性的学理表征》,《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5期。

首先,内容空心化盛行,以浮华的笔调,对奢靡的时尚生活方式和奢华的生活场景,进行炫耀性展示,已成为一些严重消费主义化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典型景观。在近年来的影视和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品离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内容空洞,情感苍白,更无精神道义担当可言。一些人在人生价值观上出现了迷失,热衷于炫耀性、夸饰性的文化消费,并以此来炫耀个人财富和地位,而那些奢华而空洞的文艺作品,一定程度上正迎合了他们在文化消费上的拜金、炫富需求;当然,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一些艳羡暴富而尚未发财的人群渴望过上奢靡生活的虚幻欲望。一些缺乏精神担当的文化人对富人群体的奢靡消费热情过高,并且还为富人群体骄奢淫逸的消费生活方式寻找和建构“文化”、“美学”方面的合法性依据。比如,一些文艺、文化批评者往往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所谓平面化、快餐化、抛弃深度模式等时髦理论,来为消费主义文艺的内容浅薄化、空心化等辩解。

作者简介

②文学史系列书籍合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018年4月查询。

值得注意的是,受商业社会中过度品牌符号化、明星化包装和推销方式的影响,一些文艺、文化方面的创意时尚产品的市场价值与其内容、质量的联系严重脱节,进一步助长了内容空心化倾向。比如一些青春类的文艺作品和杂志,学习西方高端奢侈品的营销方式,也搞私人订制、限量版等,并且定价奇高,而这种营销方式,使文艺明星符号化的“身价”最大化,使崇拜明星的粉丝们的利用价值最大化。再比如影视作品在营销环节的投入节节攀升,明星们为了宣传造势而疲于奔命,与表演相比,他们在营销、推广上所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多。此外,影视作品广为诟病的不会讲故事的痼疾,其实也是内容空心化的一种重要表现。近年来,全明星阵容、俊男美女时尚的生活、杂乱无章的奢华生活场景、炫酷的特技等视觉奇观越来越多。而通过具有内在逻辑的故事情节和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来表达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作品,则越来越被轻视。

姓名:虞金星 工作单位:

③黄鸣奋:《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

其次,情趣低俗化泛滥,打着通俗的旗号,以媚俗为目标,以庸俗的方式,传达低俗的内容,似乎成为一些奉行消费主义理念的文艺创作者所追捧的流行趣味。历史地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观念的兴起,是西方消费社会转型的一种伴生现象:生活日渐富裕、传媒日趋发达,使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让越来越多的大众享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确实是文化精神享受越来越民主化、普及化的重要标志。但其过度商业化的运作,也确实产生了种种弊端,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方面在理论上同样存在误区,把文艺大众化、民主化、多样化与低俗化直接划等号,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模糊的假设:大众的文艺趣味和需求始终是低级的乃至庸俗的。然而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论述,早已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通俗文艺确实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大众的一种需求,但是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的文艺欣赏水平,同样也是大众真实的文化需求。低俗化的文艺不需要其生产者投入多大的创造力,当然也不需要文化商人投入多大的资本,如果能把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趣味控制在低级层次上,显然更有利于低俗文化商品的大量倾销,从而使文化商人大赚其钱。反之,投入较大艺术创造力的作品却往往不一定能尽快地赚钱。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在商言商的市场逻辑,文化市场就有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这种市场环境的恶化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因为那些打着市场化、产业化旗号的低俗化文艺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道德上都产生了一些不良乃至恶劣的后果。例如,这些年来,一些文艺表演、影视作品、游戏娱乐、嘉宾访谈类节目,对许多红色经典进行解构、恶搞,对历史进行戏说,有时还打擦边球,突破基本的道德底线,经常引起社会争议。虽然主管部门的处理总体上妥当,但理论工作者介入太少,对这些消费文化现象了解和研究不够深入,分析和批评不够到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低俗化、突破道德底线的倾向,不仅在通俗文艺中有所体现,在传统意义上所谓“高雅”的前卫文艺中也时有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所谓“前卫”文艺创作就出现了非道德化、反道德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对人的原始本能暴力和性的放纵展示和把玩上:在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家各显身手, 逞勇斗狠, 酷语、秽语和黄段子充斥作品之中;在美术创作中, 满脸淫笑的泼皮、艳俗肉感的女体堂而皇之地涂抹在画布上;在影视屏幕上,血腥残暴的场面、恐怖刺激的镜头、大胆露骨的性行为随处可见。更有甚者, 在所谓行为艺术中, 那些前卫艺术家们不仅突破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而且公然向文明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挑战, 当众表演各种骇人听闻的把戏。道德意识的丧失和对创作自由的绝对化的理解, 造成了一批艺术家其中包括一些原本很有责任感且不乏艺术天分的艺术家普遍的精神迷失和情感世界错乱。他们无所顾忌,结果使当代艺术的思想和美学高度以惊人的速度下坠、堕落。原本应当成为人的精神养料和情感寄托的纯洁而神圣的艺术,终于沦为语言排泄物和镜头垃圾, 成了一时刺激人的神经的精神鸦片和饮鸩止渴的慢性毒药。因此,这些打着文艺创作旗号的所谓“前卫”文艺活动,尽管喊着“自由”、“创意”、“启蒙”、“解放”等貌似高雅的口号,究其实质,实际上无不坠入了消费主义低俗化的浊流。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机制下的网络理学热,更要写好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