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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现现代历史学创立路线索求,

时间:2020-02-10 05:46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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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不同肤色的人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这是记者8月10日上午在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听到最多的问候。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俄罗斯、意大利、荷兰、乌克兰、韩国、埃及等十几个国家的汉学家相聚北京,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围绕 “中国文学翻译经验与建议”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各国汉学家和中国作家、翻译家们一起,就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现状与经验、翻译与汉学、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话题展开讨论。

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必经之路。“文学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文化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然而反观文学翻译作品出版种类、发行数量等硬指标,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究其原因,翻译难辞其咎。笔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固然重要,而发挥外籍翻译人才的作用更为关键。

  11月23日,应我校文学院邀请,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作客文学院学术捭阖名家讲坛,为文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学术报告。

奥门新萄京8455,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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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心与心的彩虹》的致辞。铁凝说,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始终需要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建造者和守护者,那么文学翻译家则是这种精神力量不可缺少的传递者和沟通者,是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当自己被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打动时,会首先想到感谢翻译家。没有他们奉献的智慧,很多读者将会是璀璨的文学星空下的盲人。铁凝特别代表中国作家向各国汉学家、翻译家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文学;翻译家;翻译;本土翻译人才

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25部书中,23部为文学作品,包含了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侧重点在当代文学,入选作品有10部,这10部除了舒婷的诗,其余均为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报告中,季进教授从当代文学的“中国书写”讲起,结合具体中国作家作品和海外翻译出版现状,围绕“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的热点现象”“当代中国文学英译与传播三方面的转向”“中西方文学交互传播差异窘况分析”“翻译与当代文学的传播机制”“作为世界文学的当代文学”等话题做了阐述。报告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指出,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走出去,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作家潜在的使命;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需要有优秀的作品,需要有实力的译者,需要有良好的机制,更需要有对“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信。

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现现代历史学创立路线索求,罗利大学教学季进作客理高校学术捭阖有名气的人讲坛。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现现代历史学创立路线索求,罗利大学教学季进作客理高校学术捭阖有名气的人讲坛。铁凝表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酒好不怕巷子深”。但生活在资讯爆炸、信息繁杂的当今世界,酒好也怕巷子深。全球化语境中的写作给中国作家的创造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同时,中国作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中国作家们对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及生活的丰富表现,对汉语的娴熟运用,都构成了展示中国的风格、神韵和气象的窗口。拥有十几亿读者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样、这样充满活力,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不只是中国,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铁凝坚信,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不能以牺牲文化作为昂贵的代价。在“喧哗与骚动”之中,更多的中国作家仍在坚持有难度的写作,坚守高贵的文学理想。

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必经之路。“文学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文化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然而反观文学翻译作品出版种类、发行数量等硬指标,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究其原因,翻译难辞其咎。笔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固然重要,而发挥外籍翻译人才的作用更为关键。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节奏的加快,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中,还是在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都逐渐呈现出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

  季进教授,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常务副院长,长期致力于海外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研究。主要著作有《李欧梵季进对话录》《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彼此的视界》《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等。

关于文学译介,铁凝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人的共识。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文学让人意识到,原来彼此之间有相通的情感;文学也会使人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人们将在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

本土“中译外”人才紧缺

  中外作家在面对面互动中增进了解

谈到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交流中的工作,铁凝提出了“三个乐于”:中国作协乐于帮助译者联系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出版商,协助解决版权;乐于帮助译者申请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资助;乐于连续不断地在汉语的故乡接待翻译家,为翻译家们创造和提供更多的与中国作家接触、交流的机会。中国作协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增进各位汉学家、翻译家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更多了解,期待着聆听各位专家介绍各自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感受和体会,对今后如何改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等问题坦率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希望通过研讨结识更多有志于推动中外文学交流、参与译介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翻译家和书评家。

翻译人才,特别是“中译外”人才是决定“文学走出去”战略成败的关键。然而本土“中译外”人才十分紧缺。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译入”和“译出”严重失衡。西方世界大量的文学、社科和自然科学著作被引入中国,在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而中国自己译出的作品却寥寥可数。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本土翻译家大多致力于“译入”,忽略也无力于“译出”。可喜的是,为数不多的“中译外”大家如许渊冲、杨宪益夫妇、沙博理等披荆斩棘,将大量文学经典译介到了海外。然而,许多优秀的老一辈“中译外”大家或已经辞世,或停笔在即,后继无人。目前虽然多所高校设置了翻译专业,但是由于文学翻译门槛高、收入少,毕业生大多从事非文学翻译工作。而文学翻译者中的大部分也仅仅从事文学“译入”工作。因此,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间内,专门从事“译出”工作的翻译人才仍将供不应求。

  近年来,中国作家与域外作家之间的交流日渐活跃,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家到我家,我家到你家,中外文学交流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曾翻译过余华《活着》等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白睿文也在开幕式上致辞。谈到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白睿文反问,在海外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拥有很高知名度,但有多少人了解丁玲、莫言、王安忆、余华等作家?《卧虎藏龙》《英雄》等大片颇受欢迎,但又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而恰恰是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信息和特征,需要加以推介。白睿文说,二十一世纪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网络、手机、电子书的普及,会给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带来何种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他希望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艺术及发展现状的同时,也可以深入思考面临的种种挑战。白睿文相信,此次汉学家、翻译家、作家、学者们的“风云际会”,只是一个开端,在今后将会开花结果,希望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更结实。“让我们一起开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的道路吧!”白睿文真挚的呼吁引发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09年,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第一次受邀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派出了由铁凝、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100余位作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展开了包括“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德语小说在当代中国”等演讲、对话、论坛、朗诵会。2012年,在第42届伦敦国际书展上,中国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组织30多位中国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前往助阵。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健,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主持。余华、徐坤、刘震云、李洱、胡平、艾克拜尔·米吉提、徐小斌、陈众议、许钧、黄燎宇、高兴、陈树才、周启超、傅浩、叶隽、徐明强、董强、邵东、王明杰等中国作家、评论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参加了开幕式。

海外翻译家和汉学家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被称作“没有到过中国的中国通”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他翻译的《中国诗歌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不仅广受英美国家读者欢迎,且被认定为英语文学的重要部分,深深地影响着英语诗坛。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因成功翻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而名声籍甚。虽然霍克斯版的《红楼梦》受到了许多诸如“文化霸权”和“消解中国文化”的质疑,但这部翻译作品的文化传播价值不言而喻。当代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的外籍翻译家也屡见不鲜,如英国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澳大利亚翻译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印度翻译家狄伯杰(B. R. Deepak)和日本翻译家饭塚容(Iizuka Yutori)等。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他走进世界文学最高殿堂不得不部分归功于外籍翻译家。瑞典籍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将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翻译成了瑞典语,在中瑞文学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而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则被认为是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界开花结果的“接生婆”。实际上,这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还帮助包括苏童、毕飞宇、冯骥才等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打开了英文图书市场。相比于本土翻译家,外籍翻译家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空间优势和文化优势,其翻译作品更易被西方主流读者接受。顾彬、马悦然等国际著名汉学家都认为,优秀的外籍翻译家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关键。

  此外,国内外大学、文学团体和研究机构之间所展开的中外作家之间的互访、交流等等,也日显活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主办了多场高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学互动格局的形成。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在来访中说:“你们谈到的恰恰是我想要表达的。在中国、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在域外相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文学大奖,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分量,激发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中外文学交流、对话形成良性格局的最好明证。尽管作家不是为了在国外获奖而写作,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作品的艺术魅力,他们书写人类共通主题的本领,是可以联通世界的。

  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学交流活动,域外作家、读者、翻译家、评论家、汉学家乃至出版商,可以面对面地与中国作家交流、沟通与对话,在零距离的互动中增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中外作家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和宝贵契机,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营造富有品位的接受氛围。

翻译是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与我们本土极为活跃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文学认知的差异、审美好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因素,翻译或许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瓶颈之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域外世界了解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的了解也愈加广泛和深入,域外的翻译家已经与中国作家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他们可以通过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或者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他们有意翻译的中国作家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已经将莫言的11部作品翻译成了英语,评论界将其视为把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葛浩文公开称赞莫言对译者很体贴:“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

  同样,葛浩文与贾平凹、刘震云、李锐、姜戎、苏童和毕飞宇等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也保持着顺畅的沟通。这种良好的互动格局,要做到“疑义相与析”,甚至要彼此成为诤友,在目的语和源语的审美习惯、价值观念之间实现平衡。在葛浩文着手翻译刘震云的《手机》之前,就注意到: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葛浩文坦率地对刘震云说:“如果照这种顺序翻译,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作家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一改变,提高了《手机》英译本的销量。

  除了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国家也在行动。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1年至2014年中国作协连续主办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有“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世界汉学大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等诸多活动,在客观上也向海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传递了十分积极的信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确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这对于营造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沟通的良好氛围,激发海外翻译家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情,具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但总体而言,海外世界依旧严重缺乏翻译汉语文学作品的专门人才,即便是有翻译中国文学经验的汉学家,也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了解也很难切近本真。此外,海外的翻译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而不大乐意接受被指派的任务。所以,我们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也要多抱一点平常心,不必那么急切地要争着抢着走出去。我们不仅要给作家与翻译家留更多沟通、交流的时间,而且要给世界更多的时间。对中国文学而言,首要的是创作出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不辜负我们伟大民族和悠久文明传统的文学作品。没有扎实的内功,没有中国本土文学的做大做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其他问题都是空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纪人助力作家作品海外传播

  作家身边出现经纪人,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013年2月15日,莫言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授权女儿管笑笑出任其经纪人,使文学界对于作家经纪人这个话题表现出了较以往更加浓厚的兴趣。但国内大部分当红的或大牌的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无异于直接交给市场来检验。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看重的是由专家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其文学价值的评判。另外中国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不高,让他们难以雇佣经纪人。再有我国的出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文学作品出版领域还缺乏成熟而专业的经纪人。也正是由于专业经纪人的缺位,才使得中国作家潜在的市场号召力及其作品的附加值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作家收入的增加,他们自然也就请不起专业的经纪人了。

  以往,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的海外版权过程中,受骗上当、遭遇霸王条款的情况并非个例。

  麦家的小说《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图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对麦家小说的文学特质的敏锐判断,如果没有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和拼命三郎式的专业推介,“麦家年”或许很难以我们已经看到的方式出现。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迟子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经纪而卖出了多国版权。

  迄今已有近30个国家购买了阿来《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也完全是由经纪人来运作的。阿来表示:“对于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国外的版权代理人正在积极发掘中国市场,2014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上,就出现了前来中国主动寻找代理机会的国外出版机构及其经纪人。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

  除了上述互动格局外,我们也期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界、出版界等方面也出现中外良性互动的格局,从而形成助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合力,在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同时,为丰富并发展世界文学,作出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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