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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今世危害与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衰,西方

时间:2020-02-10 05:46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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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到底什么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近几十年来,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特征是,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在这里,社会空间不再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它是具体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在这个空间里,各种权力关系得以显现,而空间也构成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文学作品对空间的表述和再现,展示了权力关系之间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纠缠。作为20世纪经典作家之一,莱辛作品涉及的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无论在早期的短篇还是后来的长篇中,都市一直是莱辛作品中的重要背景。而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男性空间、同性恋空间等都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被充分讨论。
  城市像是一座迷宫,城市空间的逐步创建与社会差异密切相连。社会差异是如何扎根于城市的不同空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固定化,使城市形态发生相应的改变,并影响城市的本质特征,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们把社会差异的重点分析放在了社会阶级、种族和民族这几个方面,而性别对城市影响的实证研究是零散而稀疏的。在莱辛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同种族、民族和社会阶级一样,社会性别也在大都市空间中留下了重要的足迹。由于性别差异的视角的介入,一个普通的主题也会具有某种建构性和超前性。
  毫无疑问,莱辛作品具有一种对都市生活空间性别差异的敏锐认识。莱辛对女性生活的了解,赋予她洞察和表现都市不同性别气质的特殊能力。在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对莱辛而言,女性、男性或同性恋者,所有人都受到了制度、习俗、传统及整个社会关系的支配和控制,对既定的社会关系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这些性别空间的革命和振荡。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曾指出的那样:空间的生产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如此深刻地左右着这些空间的斗争便是对亨利•列斐伏尔观点的最有力的诠释。
  
  一 伦敦的女性空间
  
  空间作为社会的特殊产物带有“性别代码”,它既能反映同时又影响性别社会的构建和理解。长期以来,女性在都市的经历和体验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现代性体验之外,是因为大多数关于现代性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公共空间,而忽略了私人性的领域,譬如家庭。但在莱辛的作品中,女性不仅重要地参与了现代性体验的形成,而且,她们的体验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构成的典型要素。这里,有一种被忽视了的日常生活的动力学:厨房里的声音,家里的喧响及街头的符号等。作品中的女性沉浮于现代生活大漩涡的方式是对20世纪生活的主流叙述中存在的拒不承认的挑战和质问。
  (一) 家。家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所,人们总是把它看做自然而然的事物。但是不能因为它的平常就认为它没有意义。《自由女性》这部分就是围绕“家”这个空间来讲述女人的故事,男人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小说空间的边缘人。女主人公安娜不仅占有主要的小说空间,她的内在意识还成为叙述的主线,整个外部世界都是通过她的意识来构建的。家既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又是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空间场所。所以,在《自由女性》的开始,作家这样写道:“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①摩莉和安娜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及对男权的反抗是从对居住空间的占有开始的。房屋的空间如此重要,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外部性结构框架,而且它已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的政治关系中来。安娜和摩莉作为单身母亲,在女性的空间中相互扶持,设法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正因如此,摩莉的家这个空间回响着女性的声音。正是在这个空间中,在精神层面上,安娜和摩莉一直在与外部环境抗争,力图拓展自己的内心空间,以抗衡各种形式的压迫。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妥协和失意,却仍然有着尊严和优雅。在空间的拓展中,慢慢触动社会关系,以求得变通。单身母亲的出现和增加是女性空间被拓展的标志,单身母亲这一群体显示了一个变化中的社会和家庭组织。
  在家这个空间里,一般而言,厨房是压榨女性时光和精力的地方,是艰辛劳作的空间,但在安娜和摩莉的眼里,却成了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的场所,成为两个单身妈妈恢复元气,寻找安定和生活平衡点的港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摩莉一边用鲜草莓自制奶油水果沙拉,一边与安娜享受温煦的阳光。谁能料到,女主人的品位和权力将这个家庭内部的边缘场所转化为拒绝父权制的独特空间,厨房的每个角落处处是家的温馨的表意。
  (二)公共空间。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关于都市公共空间的著名论述中,反复强调了公共空间是一个流浪汉或艺术家的男性领域。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在都市公共空间中的扩张性的文化体验,正在改变着这一认识。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所独享的领域,而是一个被许多空隙所标志的性别空间的通道。在这些模糊的空隙中,阶级、资本和性别权力纷纷侵入并相互纠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阶级形态重建性别关系的地方。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大街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彰显着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没有街道,就没有城市。在探寻城市消费空间现代性根源的诸多专著中,过多地关注拱廊和销品茂(shopping mall)的典型消费空间的研究,当代都市生活日常的景象,尤其是大街小巷的平民购物文化却被疏忽了。其实,街道已成为城市最主要、最混乱的部分,街头购物已构成了一种复杂、多样而模糊的消费空间,这个空间不仅与种族、阶级紧密相连,而且更是和性别紧紧相拥。一般而言,女性在街头的活动与男性相比,很受限制,因而,街头的购物活动对女性而言则显得尤为重要。
  街道上的社会生活和街道上的人们,展示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性。摩莉在伦敦的公寓是在二楼,面对的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如果俯身往下看,可以看到街道上发生的一种社会交往“闲谈”、把瓶装牛奶送到前门的送奶人、流动的卖水果或蔬菜的小贩,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或者他们手中牵着的宠物……总之,只要把头伸到窗台边,街上的情景尽收眼底。这条街是家庭主妇们的天下,与形形色色的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购买时,唠唠叨叨,有一种世俗的心满意足。这里,大街作为城市的血脉,与女性结合在一起,它是都市女性消费文化的前哨。
  
  二 伦敦的男性空间
  
  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工作。与此同时,20世纪的中后期,消费占据了英国社会一个特殊的位置,物质世界成为决定个人、性别和身份特征的重要因素。
  (一)写字楼。一般而言,写字楼位于城市的中心,是拥有特权标志的地点,同时也是地位和权力眷顾男性的地方,因此,办公室中的性别关系暗示了个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成功与失败,在这个空间里性别差异和分隔就更大。另外,一些较大的社会机构理所当然地坐落在写字楼里,也为不同性别在威望和权力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窗口。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男性可以通过掌握一些关键性的资源,维持他的严格控制,而且,通过维持他的独立空间,对女性行使权威和权力,并造成女性的焦灼感。在这里,女性则仅仅占据一个隐秘的、暧昧的空间,这个封闭的单向度空间隐伏在办公室的巨大阴影里。
  拥有特权的人们能够居住在城市中心,并且,在城市中心做生意。都市中心方便的交通,快捷的信息流通,确保了商业活动的成功运作。这间在都市中心的陈设豪华的理查办公室处处炫耀着他的成功,因为,自从理查接手家族这份产业以来,理查的帝国的产业和利润扩大了四倍。这种成功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更是男性的。要想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必须拥有偏重传统男性气质的品质,诸如抱负、活动能力和冷酷无情等。
  
  与此同时,在办公室,男性仍然视女性为征服的对象,或是通过性,或是以婚外恋的欺骗手段获得。这里,办公室里的性征服似乎也是男性成功的一部分。在理查的办公室里,有一位长着一身胡桃色皮肤,体形很像理查的现任妻子马莉恩的年轻女秘书。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难发现这位花枝招展的秘书与理查的暧昧关系。其实,这个名叫琼的秘书既不是理查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二)娱乐场所。二战以来,伦敦的都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再建,许多改造都是意在体现首都的超级繁华城市的面貌。城市的商业设施诸如商店、咖啡馆、饭店、酒吧和太多的夜生活的去处已成为特殊的戏剧场景,它们不仅成为一个背景场所,而且直接参与塑造男人的自我意识,以社会地理的位置规划了男性。性别的特权显而易见,男性将娱乐的理想之地留给了自己。
  在过去,一个男性的成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升迁。现在,情况有了改变,成功可能意味着成功者采取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娱乐场里的消费带有社会荣誉,与羞耻感和罪恶感无关。在《自由女性》中,摩莉的前夫理查压根儿就是个典型的城市居民。因为他的周末总是在俱乐部和酒馆里轮流度过。养成旅游的习惯、摆一摆所谓的艺术派头或者沉迷于自己的某种爱好等更是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必备条件。在娱乐消费的背后是等级的差异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而这些娱乐性消费空间的发展进程,并不单单是地理空间的变化和更新,它们正改写着城市的内核和价值。
  在现代都市里,消费是一种积极的与集体和世界保持关系的方式,对时尚的追求更是为了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服饰既为自己也为别人说话,释放着潜在的意识形态信息。理查虽是一个中年人,但由于重视体育锻炼和日常保养,他看上去则显得年轻得多。每年初夏,他会到意大利度假。平时,他爱穿紧身运动衫,一条薄薄的裤子。一年到头每逢星期天,不管夏季还是冬季,理查总把自己打扮成在野外旅游的样子②。理查在这里所展示和炫耀的是一种差异消费,也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三 伦敦同性恋者的空间
  
  “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词语是匈牙利作家本科特(Benkert)在1869年创造的新词,它源自希腊语“同一”(homo)和拉丁语“性”(sexus)与“异性恋”(heteros)相反。最初,“同性恋”一词既用于男性也用于女性,现在,该词主要用于男性。女同性恋者则逐渐被“lesbians”所代替。
  在西方历史上,同性恋始终被暧昧所包围。一方面,作为对同性之间的性交往,一直遭到社会强烈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同性恋的道德和法律的谴责却很不统一。有些人认为同性恋者的精神性的交往要比异性恋者间的关系好得多,虽然也批评其违反自然的法则;有些人则对同性恋者的交往完全持否定态度而加以道德谴责,认为这是比强奸还要可耻的事。无论这些争论如何,但是关于同性恋的偏好应归之于先天倾向还是环境因素,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直到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才对这一问题有所推进。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社会建构,被主流意识形态用于对常态和非常态进行区分。同性恋的定义是被文化所决定的,这一观念是同性恋政治学的根本③。
  在莱辛的多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同性恋关系的描写。这里既有《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对男同性恋的描写,也有《重坠爱河》对女同性恋的叙述。其实,英国贵族学校不少是男校,同性恋司空见惯。后人就曾认为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有同性恋的倾向,因为福尔摩斯表面上冷静,沉默,单身而且对女人不感兴趣。某种表层的选择可以成为有意的政治策略,通过对这些同性恋文化生产者的关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表层的东西是如何得以产生意义的,其方式尽管与现代主义的高深理论不同,但其意义却同样重要。
  (一)“另一半”们。 20世纪50~60年代的伦敦还是相当保守,同性恋群体遭到了彻底的边缘化,他们被描述为一批没有性特征的人。大多数时候,同性恋者对自己的身份保持沉默,并谨慎地与周围的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有时当他们的身份暴露时,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消极无为的,常常他们通过更换家具,惹恼房东等方式,有时甚至通过以播放音乐或大声喧哗以惊扰四邻等方式,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进而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胜利,也许声音、语调、服装和头饰都是他们的斗争武器。
  在《自由女性》中,带有女人气的男同性恋者罗尼是一个演员,而且,经常失业,经济拮据,常常需要情侣阿尔佛的支持,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租房住。最初,讨人喜欢、友好而敏感的阿尔佛刚搬进安娜家时,进进出出十分谨慎。后来,罗尼失业,经济紧张,阿尔佛恳求安娜让他和罗尼同住,安娜完全是看在女儿简纳特与阿尔佛的友谊上,才让罗尼住进来。在安娜家安顿下来后,阿尔佛和罗尼就结成了一个联盟,他俩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宣称自己的存在,蔑视女性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阿尔佛喜欢给安娜的女儿简纳特讲故事,有一次,当温和的他绘声绘色地朗读一个有关女子学校的故事,而发现安娜在门外倾听时,阿尔佛故意提高嗓音,而且在语调中多了一层意味:轻蔑。这轻蔑并非针对荒谬的故事本身,而是针对女人的世界。这种轻蔑既是男同性恋者的自我保护,更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有意无意地限制自己与女人的交往。当安娜从他们那里退下时,阿尔佛的声音里便不再含有装腔作势的意味而恢复了常态。这里,蔑视成了一种斗争。同时,这种争取社会空间的反抗中,暗示了同性和异性之间的利害冲突及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时尚中的性政治。20世纪中后期的伦敦是时尚之都,时尚成为打开各种社会环境的宝贵财富,向传统智慧地位挑战的一种工具。同时,时尚也给有如他者的同性恋者提供了表达自己和判断、发现或重新找回自己“身份”的机会。在资源极为缺乏的世界里,优势要通过尖锐的、对抗的姿态才能得到。在时尚界,设计师通过塑造先锋派的形象,来实现这一理念。因此,时尚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人们的现实,形成了人们文化的材料。
  男同性恋者罗尼的外形也与当时的男性着装有一定差别:“罗尼是个皮肤黝黑、举止优雅的年轻人,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光的,脸上露出灿烂而做作的微笑”。这种形象是一本名为《面孔》的同性恋杂志所推崇的,尤其是他的发型:“这是一个富有魅力、做过头发的脑袋,就像一个男性化的年轻女子”④。在苏和区,这样的同性恋者结成的团体随处可见,追求时尚是为了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里的穿着记号不是男同性恋文化所特有的,但却是受过消费时尚洗礼的一代年青人的意识的一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典型着装形象是一种时尚化的对性别的模糊处理。这种商品文化中性别反叛的形象,对主流社会男性形象的界定是一个冲击。男人在修饰他们自己的运动中包含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社会生活形式。
  有时,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气度非凡,保持魅力,男同性恋者还会使用一些女性的化妆品,保护自己的面容,消除额头的皱纹。罗尼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都要去安娜的浴室,使用安娜的棉球往自己的脸上搽面霜。早上出门时,罗尼会打扮得很整齐,而且,在脸颊上搽点淡淡的胭脂。时尚消费不再是纸上谈兵的表现形式,它们直接地影响了那些参与当代城市生活的人们的内心生活。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身份特征不仅同自我肯定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直接与关于自我的生活方式有关。最终的效果就是生产出社会的自我,作为一个以内省的方式来组织的行为,深入影响到个人”⑤ 。四 结 语
  总之,在莱辛的小说中,性别与大都市的关系引人深思,城市的性别化和城市的知识性别化至关重要。性别差异和关系不仅渗透进社会空间的产生过程中,而且,造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又影响了社会身份的塑造。莱辛正是在对都市性别空间的探索与书写中创造了一个抵抗的空间,揭示了都市里的性别地理。
  另外,莱辛的作品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紧张状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当代多元都市生活中突出的特征。他们在文本中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告诫我们:如果承认和尊重差异是必要的,那么,阻止其变为明确的标签也是重要的。莱辛试图跨越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模式的努力,提醒女性主义研究者对社会性别差异的重视,尤其需要探讨由历史造成的,对这种差异的不同的对待方式,进而找到一个更为细致的性政治的答案。
  
  注释:
  ①②④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15页,第417页。
  ③参见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27页。
  ⑤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摘要:社会学一开始,最早的比如说孔德想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那么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全国妇女研究会给了这个讲座的任务,我也感觉是个压力,今天主要就把自己这些年想到的性别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流一下,用了一个比较醒目的题目,叫做陷阱,其实就是说性别研究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到国外学习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性别研究,实际上,那个时候性别研究在欧洲也刚刚兴起不久,或者说刚刚变成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我刚去的时候也不明白,性别研究这个词(GENDER SDUDIES)究竟是什么意思,至少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课和阅读、讨论,大致弄明白了这个GENDER SDUDIES作为一种方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只要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就一定是性别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才是性别研究,而是说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NEDER一词,我觉得应该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换句话说: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一定要由女性来研究,而女性研究的,也不一定就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另一个概念feminist也是这样。当然许多做性别研究的人是feminists,我们在中国文里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者,甚至一开始还把它译作女权主义者,但我1980年代去欧洲学习的时候发现有些男性教授也自称是feminist,或者说是从 feminist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性别,也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也许feminist这个词翻译成(男女)性别平等主义者更准确。我们知道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它把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其中最经典的当然是马克思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其他流派,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也好,别的什么流派也好,甚至不用阶级而用阶层分析也好,他们也是根据经济地位,或者根据收入,或者根据职业来看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分析的,这里的分歧是用阶级还是用阶层的方法看问题。在这个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之外,西方社会,部分的是欧洲,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引进的一个方法就是族群。这是一个涉及到种族关系的概念,不同的族群之间,如美国白人、黑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欧洲当然也有,甚至更早,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二战以后,很多殖民地先后独立,但是那些殖民地的贵族和上层,在独立前后移民或者是搬迁至欧洲,所以欧洲很多社会也成为不是那么纯白人的社会。例如英国,原来在非洲、亚洲有很多殖民地,到了1980年代,还有很多社区住的大多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这些前殖民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这就在原来的社会学经典的阶级、阶层的方法基础上,在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1945年战后和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后,这个族群的分析方法也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只是阶级。从阶级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有穷人、富人(当然还有中间层),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等。而按照族群的方法来看问题的时候,当然白人内部也有贫富、阶层、阶级的分析,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族群。第一批殖民地独立以后,有能力(包括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而且能够移民到欧洲去很多人都是是原来非洲和亚洲的富人,甚至是贵族和皇室的后代,但是他们进入这个社会以后,就发现他们在欧洲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不是用财富或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地位)比欧洲的穷的白人还要低。这样,社会结构就变成两个维度了,一个角度就是从阶级的维度来看,社会财富、收入多少的差异,另一个就是从族群(或者说叫种族)来看,哪怕你很有钱,甚至也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因为你的肤色,你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这个不只是一个社会地位和文化上的认同问题,也包括法律上,比如说刚刚你移民的时候,即使允许你移民了,允许你居留了,甚至也有了一些社会的权利,例如上学和就医。欧洲社会福利是比较高的,战后它慢慢发展出一个福利体制,你甚至也能得到一些救济和保障。但是,至少很长时间内,你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和当地那些很穷的白人的政治法律社会地位就很不一样。所以,阶级(以及阶层)是一个基本维度,而族群是第二个看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的维度,第三才是性别这个维度。这是第三个观察世界的维度,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白人还是黑人,仍然还有一个社会性别上的差异。这个性别差异即使回到白人社会内部也有,比如说回到政治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那么即使在欧洲,很多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才获得选举和被选举权的,有些是在二战之前才有的。哪怕你是有钱的甚至是贵族的妇女,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就像切一个西瓜,你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切。第一刀切下去是按照阶级的方法,第二刀切下去是按照族群的方法,那第三刀呢,是按照性别的方法。如我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些男性学者也宣称自己是feminist,就是说他们看这个世界也有社会性别这个角度,也主张男女平等。如果从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这个社会性别角度去看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历史上经典的著作,比如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人权宣言》,到莎士比亚的剧本,乃至于古希腊、古罗马那些优秀的文学艺术哲学著作等等,其中在长时期内是男权的或者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就是说没有女性的地位,所以说它用词语,比如讲人、人权,它用的是man,直接意思是男人。当然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有,像政治权利一开始的时候是贵族的,平民更别说奴隶都没有。在相当的范围内,包括整个的基本的叙述,从社会科学到文学艺术,它的叙述里没有这个性别的视角,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另一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性别或者被忽略,或者被轻视,或者被边缘化,不只是在第一个层面,如经验层面、事实层面,在科学本身最基本的,甚至像科学程度最高的物理学,仅次于数学的这种学科里面,它也是由男性的话语构筑成的科学。包括牛顿也好,当然也包括生物学,像达尔文,达尔文讲到进化,讲到动物和人的关系,但是没有一个性别的概念,物理学三大定律也好,由物理学衍生到后来的,第二层次是化学,第三层次是生物学,第四层次是心理学,然后到社会学,早期都没有性别的视角。社会学一开始,最早的比如说孔德想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那么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这实际上是比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如女性究竟有多少选举权、多么高的地位,有多少百分比能够到社会的中层、上层。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少了性别的维度,也就是切西瓜时,没有了那第三刀。由于没有这一刀,世界失去了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最硬的科学是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的,所谓硬指标也好,理性也好,排斥了情感以后,去认识世界,包括认识生物界、认识自然界,当你把情感的东西(甚至心理的东西)排斥在科学之外,说那个无非是情绪的,是文学艺术描述的,那你再去解释人的行为,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难的,或者很不完整的。而如果你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少了情感与心理这一部分之后,你要科学地解释由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那都是很成问题的。其实古典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一个是社会关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见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里面活生生的人(现在社会科学里叫行动主体[agent]或者行动者[actor]),不能解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绪、情感、心理有关系),那么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机械论的解释,变成了简单化的解释,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谓可重复性)的解释。它至少是把性别部分给忽略了,认为那不是科学,不需要处理。20世纪的30~60年代以来,原来的社会科学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它这个不完整不只是说在原有的脉络里头,比如说在阶级分析里面,还可以加上阶层分析,或者阶级分析还要/可以细化,以及阶级关系里头除了冲突还有合作、协调、妥协的一面,那是你怎么深化的问题。但是,1930~19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族群的角度,一个是性别的角度。当我们把这两个角度引进来,再重新看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和18、19世纪那个经典的、古典的大师们所阐释的世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奥门新萄京8455,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曾军.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的一种认识[J].学习与探索,2015.

[2]傅洁琳.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J].南京大学学报,2015:11-16.

[3]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江汉论坛,2016:133-137.

[4]王小强.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与流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历程的多重视角探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105-111.

[5]杜彩.新历史主义“历史若文学”的辩证分析———兼论目前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创作[J].现代传播.

[6]李圣传.审美文化:文化诗学建构的支点与方向———兼谈“后理论时代”中文学理论的危机及面对[J].社会科学,2014.

[7]邱运华.汉语“文化诗学”:在俄罗斯传统与美国学派之间———关于“文化诗学”术语及其多样化形态的思考[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10-22.

[8]刘松来,杨群.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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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人运动的式微,各种新社会运动日渐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体形态,身份政治学就是其中之一。与传统社会运动以阶级为基础、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不同,身份政治学大多不是以阶级而是以身份作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立足微观主体与微观政治,侧重多元抗争而不是宏大革命。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维持左派政治与思想活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身份政治学的理论缺陷,也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来。

一部杰出的文艺作品,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要“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然而,历年来获奥斯卡奖的几乎全都是《绿皮书》这种用极个别的特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宣扬“种族性别等问题和阶级无关”“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必然胜利”等概念的影片,从而导致这些作品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这才是西方“政治正确”对艺术的戕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开始施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日益增多的移民人口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种族、宗教和文化格局,同时,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传统价值观控制力的松弛导致西方社会边缘群体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具有越来越显着的社会性。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原有的“福利国家”模式因为经济增长乏力而难以维系,少数族裔、边缘群体首当其冲,生存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较长时期内广受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西方国家陆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引发了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应。在以上背景下,西方左派建构起具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性质的身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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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西方身份政治学进入加速发展期。一方面,这是因为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遭到冲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左派理论家纷纷转向身份政治学,试图以此凝聚左派力量。另一方面,这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时西方的流行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成为一门“显学”。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关注微观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学存在理论契合点。为了扩大学术影响,西方身份政治学积极向后现代主义靠拢,吸收了后者的“主体位置”生产观念,批判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不仅生产出各类主体位置,而且控制了个人对主体位置的选择。西方身份政治学正是通过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链接”,为自己的发展赢得学术空间。

这几天来,奥斯卡奖的获奖影片《绿皮书》在中国上映,现在已经票房登顶。有些人吹捧这部影片,认为其体现了反对种族歧视的进步思想。也有一些人宣称种族平等的观念只不过是西方的“政治正确”,所以这部影片没什么意思。笔者也想就这个话题出发,简单的谈一谈这几年被关注很多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

西方身份政治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身份关系,将女性、黑人等弱势群体从男性、白人等的支配性建构中解脱出来。第二阶段的目标是破旧立新,将相关群体被掩盖的身份特性重新显露出来,并确证其存在意义。第三阶段则试图利用身份差异中蕴藏着的抵抗潜能,对抗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普遍霸权,进而重新召唤出革命意识。

现在,中国很大一部分人,不管是赞成西方“政治正确”的还是反对的,都把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等解读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解读其实是受了西方舆论以及中国公知的误导。西方真正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什么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

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曾发挥过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再次陷入长期衰退,从根本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按理说,身份政治学将获得更大发展,现实却是它迅速衰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像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演进过程中已落入资本主义圈套,沦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帮手”。新自由主义崇拜商品消费的市场逻辑,认为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人首先并且主要是市场中的消费者。身份政治学接受了这种逻辑,认为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性别身份,最终都统一于“消费者”这一抽象身份,并且热衷于通过分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来区分、定位、表征人们的其他身份。当西方身份政治学跟随新自由主义脚步畅谈完全市场化时,它原本力图通过聚焦身份差异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就在不知不觉中为看似个性化实则齐一化的商品选择所置换,而它本身也就从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批判者蜕化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追随者乃至共谋者。

【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种族歧视现象还很严重,美国南部种族问题尤其突出。黑人钢琴家唐·雪莉风度翩翩,受过高等教育,时刻保持尊严和优雅。尽管他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下台后依然因黑人身份屡遭歧视;白人保安托尼·瓦莱隆加粗鲁圆滑,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依然苦苦为生计奔命。迫于生活压力,托尼接受了为唐担任巡演司机的工作。这一对黑人与白人、雇主与司机、知识分子与混混的冲突组合,在一路开车南下的过程里,因为截然不同而矛盾不断,也因彼此需要而共渡难关。巡演之路刚开始时,托尼就感受到唐的严格要求,不满唐的“条条框框”。随着巡演之路的继续,托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首先感叹于唐非凡的音乐才华,继而对他被歧视感到愤慨。最后在体会到唐在被歧视中沉默地对抗、致力于改变美国南方人民对于黑人的歧视后,托尼给他全力的支持。】

其次,西方身份政治学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说到底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修补策略。身份政治学确实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它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并没有从生产方式变革着手现实地推动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是始终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想象”超越,因此在事实上不得不沦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修修补补。

可以说,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强调两者的身份分别是“黑人资本家与白人雇佣工人”,因此种族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对应是错位的。就具体内容上来看,其从头到尾也都在宣传“不同阶级的人完全可以在反对种族歧视这一共同的主题下团结起来”。

再次,身份尤其是种族身份问题被资产阶级“接手”,日益成为转嫁危机的常见方式。在西方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等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范状态下,种族、民族身份话语的出现频率显着增强。在掌握了这种规律进而克服了对身份政治的最初恐惧后,一旦遭遇新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精英就会采用逆向操作,凸显身份问题以转移大众视线。

如果要是我们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部电影带有明显的针对性:60年代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照《共产党宣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等论述认为,美国的黑人受到种族歧视,本质上是白人资本家对于黑人雇佣工人的歧视,必须要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反对种族歧视的广大黑人还成立了黑豹党等组织,在美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可见,西方身份政治学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最终使自己的理论创新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陷阱。这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它是科学的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才有可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方案——

因此,这部电影隐含的核心价值就是批判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革命行动,认为现行的美国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完全可以消除种族歧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较之表面上的“反对种族歧视”,反共反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其真正的主题。

要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基础和主导作用。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身份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阶级关系和阶级身份研究逐渐边缘化,甚至招致否定。然而,就像恩格斯所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忽视乃至否定阶级身份和阶级斗争,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而且无法真正解决边缘群体的政治联合和社会解放。因为不管拥有多少身份关系,边缘群体说到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属于工人阶级的总体范畴,阶级身份是他们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主导性的身份关系。只有从阶级身份出发,才能实现边缘群体个人身份的整合以及边缘群体间的政治联合。

然而,这部电影的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试问,“黑人资本家与白人雇佣工人”这种情况真的是普遍存在的吗?如果要是美国绝大多数上层人士都是黑人,白人只是受黑人雇佣的普通劳动者,那么社会上会是黑人歧视白人,还是白人歧视黑人呢?

要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西方身份政治学所倡导和推行的文化、社会、政治改良措施,说到底都是以不改变甚至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前提的,只能缓解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相对繁荣期时,这些措施似乎显得行之有效。一旦爆发经济危机,社会矛盾趋于紧张激烈,其所谓的有效性就会轰然崩塌,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这启示人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任何普遍的事物当中都会有特例存在,以特例代替一般,只能说是一种无力的狡辩。这就好像我们不能以武则天为当过皇帝为例,证明“中国古代妇女受到歧视和妇女的社会地位无关”。因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高过男子的情况是极少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只不过是特例。如果要是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地位都高过男子,皇帝、地主、官僚等统治阶级都是女子,男子只能担任普通劳动者,那么中国古代受到歧视的就一定会是男子而不是女子了。

(作者:张亮,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一部杰出的文艺作品,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要“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然而,历年来获奥斯卡奖的几乎全都是《绿皮书》这种用极个别的特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宣扬“种族性别等问题和阶级无关”“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必然胜利”等概念的影片,从而导致这些作品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这才是西方“政治正确”对艺术的戕害。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即使是这种抽象化的、去阶级化与去革命化的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等价值观,西方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

比如说,不少西方进步学者指出,卡梅隆的着名电影《阿凡达》虽然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特别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有所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仍然是不彻底的,没有能跳出“侵略者的叙事原则”:

资本主义今世危害与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衰,西方今世历史学中的新Marx主义文化诗学。【众多评论者和博主坚持认为,夸里奇这个人物影射的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他们认为,这个虚构人物对待潘多拉星人的方式与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的姿态颇为相似。然而,影片也在不经意间令观众联想到种族灭绝,这种做法经常性地出现于西方势力试图取得对非西方土地控制之时。夸里奇在讨论纳威族的生死时将其视为草芥,这可以解读为对大屠杀事件的微妙暗指:“我会尽量把原住民的伤亡数字降到最低,我会对其投掷瓦斯,这样做或多或少地显得比较人道。”这样的例子非常明显地标志着这部影片是反殖民主义的。影片中的告诫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对原住文化的轻蔑,它强调了企业帝国的态度究竟可以有多么大的破坏力。但与此同时,该片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殖民主义的奇幻片。詹姆斯·卡梅隆错过了一个摆脱类型传统的机会,他仍然以西方白人的视角来描绘外来种族。让一个白人主人公来渲染这个窥阴式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关于部落生活的神秘故事,这些族人在西方游客的眼中被视为“外星的他者”。……观众为纳咸族所流的眼泪、所感受到的振奋,远远比不上在《爵士歌王》里,观众为种植园时期的黑人文化所流下的伤心的泪水,又或是为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撰写的《最后的莫希干人》里,为那些莫希干人流下的眼泪来得真挚。这无非都是关于白人们炫耀自己如何会讲故事,去忆述各种原住民文化悲剧性的消失,还有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手法罢了。克莉斯汀·埃瑟林顿-莱特,露丝·道提着;余德成译,电影理论自修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04,第392页】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要求卡梅隆拍出正面表现那些“被侵略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严重触犯了西方的“政治正确”,根本不可能上映,甚至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否则,为什么那些批评卡梅隆的进步学者也没有拍一部跳出“侵略者的叙事原则”,正面表现那些“被侵略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呢?

而且,即使这样一部不彻底的电影,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评选当中还是被一部同样标榜“和平反战”的《拆弹部队》顶了下去。《拆弹部队》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美国驻伊拉克侵略军士兵感到当地人民的残酷和可怕的敌对行为,从而对战争感到了厌恶”。这部影片的确也不太赞成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但是丝毫也不否认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性,把所谓“战争残酷”的责任完全加在了被侵略的伊拉克人民头上。这种西方“政治正确”下的“和平反战”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也就可见一斑了。

在这里顺便补充一点,笔者个人认为,像《阿凡达》这样的影片虽然很不彻底,但是毕竟对于美国的侵略行为是持否定态度,而对于被侵略人民的抵抗是持肯定与同情态度的,因此仍然可以说是一部进步的影片。而《绿皮书》和《拆弹部队》这样的影片不管怎么自我标榜,对于革命的严重敌视就决定了其很难说有什么进步性可言。

当然,进步与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像《绿皮书》虽然称不上进步,但是毕竟反映了美国社会上存在的种族歧视,较之中国公知某些胡乱吹捧美国的作品还是要强一点的。值得注意的是,原版影片当中还有一些情节揭露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可是,该片在中国上映时却把相关情节几乎全部删除了,以致给人一种“美国的种族歧视仅仅是针对黑人,对华人并不存在”的感觉。笔者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种删改,难道是怕破坏中国公知塑造的“美国一贯对华友好”的形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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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政治正确”面前。其他一切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都要为其让路。

比如说,西方国家自我标榜“言论自由”,这也被一些人视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之一。但是这一“言论自由”的前提却是“绝不允许宣传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像《毛泽东选集》就因为里边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在英美等国出版的时候就被要求“必须将相关文字全部删掉”,最后因我方拒绝妥协而未能出版: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时,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删去。原文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英方并附来了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英国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其后,波立特再次写信给我党中央,解释理由:这两段文章主张采取武装革命,……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同时,如果此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和发行,亦有可能使美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最后,我方未授权劳伦斯出版翻泽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档案春秋》杂志社编,当年那些事 2,华文出版社,2011.01,第139页】

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崇尚和平等观念也同样在西方的反共这一最大的“政治正确”面前被歪曲了。比如说,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的情况之所以在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有所改进,并不是《绿皮书》所宣扬的不同阶级的合作和美国上流社会的大发善心,而是由于黑豹党等激进革命组织的斗争让美国统治阶级感受到了压力。同样的道理,美国从伊拉克撤出部分武装也并不是由于什么“普世价值的光辉”,而是由于在伊拉克遭到了抵抗。但是如前文所述,这些情况在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之下,都是不能被承认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奥斯卡奖为代表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但并不是要反对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崇尚和平等观念,而是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指出这些东西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建立在一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应该明确,西方由于“反共”这一最大的政治正确,导致这些口头上倡导的观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逐步消灭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侵略战争。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资本主义今世危害与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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