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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

时间:2020-01-26 15:24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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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关键词:社会性别研究;国内外;发展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09)05-0001-07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10月6日-)与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又译作莫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为思想旨趣,质疑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内涵非常丰富。文化政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政治的后阶级政治(身份政治),一种不同于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的具有诗性气质的话语政治。话语接合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理论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同时反过来对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对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研究理论家霍尔、贝内特、齐泽克、巴特勒等人的文化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启迪价值。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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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新兴批评流派。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和黑人女性语体的确立和发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性别等问题,同时也研究作品中的阶级、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种族运动开始兴起,邓巴、杜波伊斯、哈里斯、华盛顿、凯布尔等具有民族责任感的黑人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加深了人们对有色人种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种族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文学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黑人女性作家群体出现。1970年,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诗人、表演艺术家玛雅·安吉洛出版系列自传的第一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立刻畅销;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出版,开始了她们辉煌的文学事业。她们均摆脱了那种表层的社会抗议方式,有机地结合两种传统和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将种族道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层面上,最终达到在融合中确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励黑人女性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流派。
  在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界,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出于建构黑人女性积极主题精神之目的,走向学术研究等公共领域,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她们积极发掘、总结淹没多年的黑人女性先辈的创作成就,捍卫黑人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派别。1970年,托尼·凯德编辑了作品选集《黑人妇女》(The Black Woman),汇编了当时黑人女性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称之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表现出对黑人女性形象再现中涉及到种族、性别问题关注的鲜明特征。批评家们寻找、阐释黑人女性积极形象,视之为建构黑人女性行动主题的精神资源,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认识上的自觉性和行动上的迫切性。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在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Zora Neale Hurst-on:The Black Woman’s Search for Identity)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Black Women Image Makers),以及她选编的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Black-Eyes Susans)的序言中都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她确信: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她对黑人女性独特而与众不同的看法。
  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不事张扬地向“性别”这个概念转移。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以及“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与此前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并用,似有代替以“女性”为词首的一些概念之势。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不谋而合。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突出强调黑人女性的经验,甚至提出其语言经验的独特性。同时,“种族”这个概念被引入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她认识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种族、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是重要的连锁因素。”在这一认识下,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阶段。
  80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它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界限。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审视围绕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它更加深远、全面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一、解构与建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层理论结构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最新而且发展最迅速的模式,是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黑人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学,是在反对其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临来自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她们为了民族的、种族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反抗,让世界正视黑人民族的存在,白人作家体会不到其中的感受。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一段话,显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其次,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黑人妇女的身心都处在极度痛苦之中,这一点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都没有切身的感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密斯曾说过的,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批评应该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井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黑人妇女这种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着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文化、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来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别和社会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实质上是文化和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应该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
  
  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
  
  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但其所引领的文学思潮和批判视角,却是独辟蹊径和发人深省的。使得黑人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使人类社会种族观及民族观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改变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和内涵提供了新视角。黑人女性文学承接了以往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同时又以独特视角挖掘了潜藏在黑人社会内部的性别歧视。整个文艺批评界开始正视黑人女性文学区别于白人女权主义的特殊性,提出黑人女性主义的概念,用“黑人女性主义者代表黑人女权主义者或有色人女权主义者——尤其使勇敢地主张全民族(包括男女)的生存和完整的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提到黑人妇女的书,那通常没有超出黑人文学的范围,这就大大忽略了性别政治的含意,当白人妇女在读黑人妇女的作品时,她们当然无力解决种族、政治的微妙问题。在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中,性别政治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极重要的连锁因素,因此,体现这一认识的一种黑人女权主义的文学方法是绝对必要的。”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识,也关系到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认识。作为对女性身份的一种认定,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性不仅是有性别的人,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性别问题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正是在这种寻求与区别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它从不依附于任何文学与批评的派别,所建立的无不是对以往黑人文学或是白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充实与完善,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自己身份所涉及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所接触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对西方文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形式与批评理论。用贝尔·胡克斯的理论总结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仅仅对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政治,必须在尊重差异而不是与之对抗的基础上建构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辟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新领域、新境地,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为美国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所研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跨越国界,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研究,对任何存在着男性知识霸权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都具有实际意义,它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对世界各地有着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学术在全球的迅速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从学科体制到学术理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学术概念也早已进入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机构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决策中,成为在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中实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和统计类别。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相互推动的关系。西方的少数族群与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分子积极参与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领域和概念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包括世界各地各种族男女。他们在本土多样的实践和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在此笔者简要介绍两个相关学术概念交叉性和男性研究,来说明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关于交叉性概念。美国的少数族裔妇女对推动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当中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学者把理论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上时,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在1970年代就鲜明地声明:我们积极地承诺起向种族、性别、异性恋、以及阶级压迫的斗争,鉴于主要的压迫制度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把发展基于这个事实的综合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1]墨西哥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性倾向上的少数群体)的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个将多种压迫制度综合起来思考的理论工作。这些来自美国社会边缘群体的学者指出,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单一的女人身份上,其实是暴露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学者在种族和阶级上的特权地位。任何人都不会只有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身份总是与其他身份交互共存。换言之,不存在抽象的基于生物性的女性。尽管女人有相同的生殖系统,全世界大部分妇女生活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但是她们同时也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以异性恋为常态的性存在制度、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女人都处在多重等级制复杂结构的一个交叉点上,她们的人生经历是由她们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她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含义都因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国族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非西方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们则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身处西方的白人妇女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白人妇女在全球地理政治的等级架构中占有很不相同的社会位置和资源。如果西方白人妇女把自己以中产阶级白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作为妇女的普遍经历来对待,那么她们实际上是遮蔽了殖民主义历史留存下来、且依然存在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性别研究不仅不能假设有一个普遍性的妇女为研究对象,相反,研究者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自己在全球等级架构中和本国多重等级制度中的具体位置,先梳理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知识,然后再分析它们对自己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只有在把自己所占有的特权位置可能造成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偏差都提到意识层面上分析透彻后,身处西方的研究者才可能避免在知识生产中复制各种权力等级和对非西方妇女生存状态和人生经历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非西方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不能以对西方的研究结论为准绳,而是要深入当地的具体文化社会,来探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在不同的区域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和相同作用,对当地男女的人生经历和社会性别身份构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当地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对殖民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鉴于在殖民主义历史中非西方的被殖民者,尤其是被殖民的妇女,极少有言说的权力,所以,当代女权主义重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造这种权力关系,使得非西方非白人妇女,尤其是下属群体(subaltern)妇女获得参加知识生产的渠道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女权主义学术界加强了对全球地域等级和不同国族文化等级的警觉性,对每个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的认识更添了一层复杂性。交叉性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性别研究不再假设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女性,而是在多重等级和权力结构中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鉴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是改造压迫制度和文化,所以,它的很多研究关注在多重等级制中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体。并且,社会性别研究并不假设社会性别等级造成的压迫一定是第一位的。对许多底层妇女来说,往往阶级和种族的压迫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最紧迫的问题。而对同性恋妇女来说,可能强制性的异性恋制度是让她们最感到受压抑的方面。即使同一个妇女在不同的处境和时刻面对的主要矛盾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不能简单刻板,而需要能剖析和揭示依具体时空条件不同而多变的复杂性。交叉性概念不仅使得学术研究更复杂细致,也为女权主义社会干预性行动提供了工具。一些行动项目可以通过对各种等级架构的调查摸底来界定处于最边缘和最缺乏资源的妇女群体,并设计相应的对策来改变这些群体的生存状况。不过从总体来看,交叉性概念虽然提供了对处于多重等级架构中男女主体身份建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多重等级制度本身的综合性措施。中国革命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是在分析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的状况时,却是颇具对多重压迫多种等级制的认识。关于男性研究的概念。中国在19世纪国门被打开后把当时的西方学术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并思考这些批评与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来研究开始,发展为主题多样开放的领域。对男性特质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是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安排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性的机制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与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与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把男人做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比如在历史研究中至少需要考查这样一个问题:男人身份的建构和体验,如何影响男人活动的过程和意义。此外,这样的历史还需要考查:男人身份和男性特质的含义,对不同群体和阶级有何差别,以及这些含义如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变化的理想的男性特质的观念如何推动了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等等。男人的社会性别,在以往的学术中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中国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在过去20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男性特质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男性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理论阐述,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包括那些看似与妇女毫无关系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她的这些理论见解在后来出现的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中经常被运用。男性特质的研究一般具有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涵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上,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得某些男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印度历史学者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2]概括地说,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对西方传统知识生产(即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体制和成果)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前沿领域,这个领域男女学者都有,不少男性学者非常深刻地剖析男性性别特权的形成,并非常警觉男性特权获得复制的机制,包括能够警醒地提出不要让新出现的男性研究又成为建立男性霸权或争夺学术资源的一个领域。他们提出的作为防止这种倾向的一个措施是,研究者必须直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架构。男性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已经被运用到改造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干预性行动项目中,比如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改造教学内容以改变对男孩的塑造,让他们认同具有平等理念和关爱心的新型男性特质,能抵制霸权霸气和以男性特权、甚至是以征服女性为天经地义的男性特质。在反对男性暴力的项目中男性研究的成果也被用来调适施暴者的自我认识。男性研究的发展是社会性别这个学术概念的逻辑延伸,要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决不能仅仅是一群妇女在那儿摇旗呐喊,没有男性的改造和重塑,社会性别等级制将不断被巩固复制。而男性的改造和重塑必然需要具有自觉意识的男性的积极参与。男性研究也是在和交叉性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存在理论等等的交融中发展的,因此,对男性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置于具体时空中的研究,是同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紧密结合的。反过来说,今天就这些重大主题的前沿性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具有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具体身份的男女的分析,也不能脱离对男女所处的上述多种权力关系和结构体制的分析。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在北京召开后,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大量面对贫困地区的发展项目,并且这些发展项目大多要求有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为指导,所以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在许多接受国际赞助的地区和项目中开展,中国妇女组织活动中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一方面所获得的赞助也超过其他领域,其结果是社会性别这个词在不少我们认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另外,由于全国妇联尤其是妇女研究所在中央政府部门推进社会性别培训以及落实联合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的行动,使得中央政府有些部门领导对社会性别概念已有所了解。而在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虽然我们从1999年开始从福特基金会和路斯基金会获得专款资助来推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从总体来说,这个学科建设在高校和学界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学术界基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学的隔膜,也是对国际人文社科学界隔膜的一种表现。由于社会性别学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按传统学科建制,要在体制上突破难度确实很大。目前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跨学科的妇女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有的高校有了在传统学科领域如社会学或历史学中授予的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建立社会性别史的博士点;至今中国尚没有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学硕士或博士点。而学术刊物至今也只有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主办的《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三种,另外还有个别学刊开设的几个妇女研究专栏。总的来说这门学科在体制上的推进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主要是依托高校体制来进行的,从体制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仅仅是一只脚挤进了高校,还谈不上学科的确立。在学术理论方面,在过去10多年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传播面应该说是较广泛的,同笔者上面说的妇女组织活动的范围密切相关。1996年笔者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目是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辩异。那时在妇女研究界不少学者对女性意识和社会性别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尚缺乏认识,所以两个指代不同内涵的词经常被交替使用。今天我们看国内妇女研究界学者的著述,这种混淆的情况比较少了。当然,这不等于说在公共话语中,女性意识的使用频率减少,更不等于说,今天女性味话语已经被社会性别话语所取代。事实上,社会性别话语尚没有进入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依然在生产着女性味话语,包括从全国妇联到地方妇联办的各种妇女杂志,也是女性味话语的生产场所。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到女性味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社会性别话语尚不能与它匹敌。在妇女研究界,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程度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界定。我们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妇女状况的剖析工具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封建思想这个模糊概念。恩格斯的简单化论点妇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才能获得解放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构想的理论基础和奋斗目标。恩格斯的论点为妇联系统推进妇女的有酬就业提供了合法性,至今仍具有它的话语力量。妇女就业率的提高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缩小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支配掌控作用,在不改变家庭结构的情况下部分改变了父系夫权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贤妻良母,成为1949年以后起码两代城市妇女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男女平等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庇护下,普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空间,起码在城市里有效地打破了社会空间里的性别隔离。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是由家族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制度等诸多社会体制维系和复制的,并非仅仅是封建思想的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封建思想这个词在妇女干部的用法中替换成性别歧视主义来显示这个意指所指涉的实际内涵,来点出1949年以后妇联系统干部的明确斗争目标。但即便如此,除了对妇女经济独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外,我们看不到她们对造成社会性别压迫的其他社会文化机制的阐释,或者说,其他机制都被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模糊概念所概括。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座大山的总目标下,反封建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妇女干部对主流语言和利益的策略性挪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可是,对这个政治有效但缺乏剖析力量的模糊概念的长期依赖也造成了妇联和妇女研究界的认识障碍,反过来也影响了她们在改造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今天我们可以注意到,妇联系统内外的妇女研究界不再满足于用一个模糊的封建思想作为分析框架,无论是社会干预性研究还是学术研究,许多研究者开始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状况。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女研究界迅速学习运用一个外来的理论概念,这说明我们很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自己的麻雀,也说明在中国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具有剖析力量。引进和运用一个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产生的最显著和有意义的一个变化。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这个深度不足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在她1986年的文章中,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权力关系体制结构时,才可能有力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性别制度。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妇女研究界很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界的学术成果,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审视男性问题?研究研究是哪些男性问题既造成了妇女成才发展的障碍,也对男性本身身心和谐发展造成障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男性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妇女成才需要解决男性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女孩获得必要的个人发展的资源,女大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女硕士女博士也同样日益曾多。但高校男学生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这种由男性制造的陈腐社会性别观把有成就的女性打入另册,把她们界定为非女性,这必然对青年女性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们受到多重挤压:为了增强自己在性别歧视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多女青年希望以高学历来竞争一份较好的职业,但是学历高了,又怕找不到结婚对象。我们需要探究当代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陈腐的社会性别观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打压有成就的女性的做法是否体现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男性的焦虑?这是否是市场经济和男尊女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1世纪的中国精英男性应该如何重新构造男性内涵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落伍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准则?才不至于成为中国女性发展的障碍?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男女的平等和谐发展?要突破妇女问题的思维定势,拓宽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除了可以审视男性问题外,我们也需要把视野打开,尤其是学术界的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学术的主流思潮中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限于对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关注。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中的问题,我们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几年前中国妇女研究界就有人犀利地批评,妇女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应该说多年来不少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这个思维框架的转变不是放弃对妇女的关注,而是强调要改变妇女的边缘地位,妇女就必须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为我们介入主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对于身处学术界的女性学者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挑战学界主流存在的男性中心文化和知识权力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结构和体制,也无望使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进入学术中心。这个学科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不仅仅是关系到女学者个人学术地位或工作量是否能获得承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男女将确立什么样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维持巩固多重等级制度并追求成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还是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为人生目标、并有行动能力去改造多重等级制度?这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也关涉到亿万妇女的生存环境。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最新的左翼理论思潮和真正理论化的学术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拉克劳和墨菲两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径直把后马克思主义简称为或并称为拉墨理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称谓(或命名)是别人授予的,而拉墨则是自觉扛起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其他理论形态的后马克思主义偏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味解构和批评,而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却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层理论结构。拉墨解构(而非简单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张通过解构来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有价值的部分,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传统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重现活力。正如拉墨所说的:我们著作要说明的是,当代思想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前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竭力为知识传统注入活力。[1](P146)与阿尔都塞的两个马克思之说相似,拉墨也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普遍阶级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对这部分要给予否定;另一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关于领导权的这部分对这份要给予激活①,并要用后结构、后现代、后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精神分析等当代最新理论充实到其中,进而重构新社会主义规划和激进多元民主策略即新霸权(hegemony,又译作领导权)理论。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拉墨理论才是最具代表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笔者的资料限制、阅读视野和论文篇幅之所限,本文所论之问题主要以拉墨的三部最有原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为重点(兼及拉墨的其他著作),这三部著作堪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部曲。精读这三部曲,即可窥见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貌,把握其理论要旨和理论精髓。

注释:

拉墨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2](P2)沉积(积淀)(sedimentation)与激活(reacti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重要术语,沉积指理论惯性和科学常规对科学原初、学科本源的遗忘,激活则是对科学本原的恢复,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与胡塞尔不同,拉墨不仅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还要呈现其理论原创的偶然性。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借鉴和改造了胡塞尔这一激活的现象学方法,以反思和发现传统理论所谓客观性、必然性和制度化深处的偶然性踪迹,从而激活、揭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正统理论所遮蔽所压制和所遗忘的民主、霸权、偶然性话语及其新的政治建构的契机。正如拉墨所言: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2](P4)拉墨立足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立场,反观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被遮蔽和被中断的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领导权概念的出场确定谱系学依据。

①这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一句名言。参见《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玛丽莲鲍克塞著,王政译,余宁平、杜芳琴主编。

拉克劳认为:所有本质主义的系统式微,为激进传统的恢复铺平了道路[1](P231)。因此,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与建构双层理论结构。②即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和重构。一方面是拉墨足于反本质主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具体地说,其解构部分主要有以下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解构,对阶级本质主义或普遍阶级论的解构,对闭合社会的解构,对大写的阶级政治和政治代理人特权的解构,对领导权本质主义的解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必然规律、以暴力革命为根本、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话语的解构,等等。另一方面拉墨又运用后现代思维激活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价值等积极因素,并将后现代和后结构等理论成果融入其中,以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其激活、建构或重建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西方两千多年哲学史上接合论的激活或谱系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霸权理论传统(偶然性、多样性和霸权理论传统)的激活与重建、尤其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激活和重建,对激进多元民主的新社会主义民主规划的建构,对新领导权话语接合实践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理论构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解构和建构(或重建)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不可截然分开,只是为了阐述的方面而归纳之,应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思考和把握。《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Politics)(1985)一书是拉墨最具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霸权这一核心概念的谱系,指出当代左派理论的危机及其根源,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阶级斗争论、普遍主体论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张在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霸权理论,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连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

参考文献:

拉克劳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时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2](P4-5)拉墨反复强调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而是对这个知识传统的解构、重构和发扬光大。并认为从这个谱系学视域来看,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拉墨重申:透明、同质的神话(这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要坚决地予以抛弃。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这一方式,我们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只能开始于对其自身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停留于我们的传统与政治文化之中,亘古常新。[1](P160)

[1]Herrmann, Abigail J. Stewart.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 Theorizing Feminism[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29.

二、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

[2]Mrinalini Sinha.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J].Gender and History, 1999, 11(3): 445-460.

拉墨在谈到后马克思主义兴起语境时指出: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3](P51)正是为了阐明这种新政治的变化,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以拉墨最重要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为例,拉墨在很多场合提到,该书的写作语境有三:一是法国左翼思想界用集权主义概念来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对拉墨产生很大影响;二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治盛行,英美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三是新社会运动如种族主义、同性恋和环境主义运动兴起,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和阐释这些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主义方案必须正视之。总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应对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所遇到的理论危机。

[3]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C].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保守主义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执掌的政府推行一套实际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左翼政党和知识界普遍失语。拉墨认为,撒切尔夫人以其集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策略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保守主义的反动具有一种明显的领导权特征。[2](P197)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集权主义的领导权,同时避免后现代主义绝对的分离主义和虚无主义,拉墨重新思考和探索左翼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策略,主张捍卫民主传统,并努力将其扩大到后现代社会诸多新的对抗关系,进行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等同性接合,建构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或曰新霸权。墨菲称之为激进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它的目的是创造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另一种纽结,而不再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看待权利,宁愿设想民主的权利。这将产生一种新的霸权,这种霸权将是最大可能数量的民主斗争的综合产物。[奥门新萄京8455,4](P20)拉墨主张在后现代自由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有条件的左翼主体身份的政治认同,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1. 31-32.

拉墨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同质化的政治代理人理论。拉墨认为,政治代理人的立场也是异质性、多元决定的(而非单一的同质的),不能把政治代理人在其他语境中的立场也误认为工人阶级立场。代表关系其实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一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2](P133)。我们的方法不是去关注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代理人的变化。关注的是开始从社会身份的架构如何思考政治,这联系到身份问题。对于我们,政治身份不是直接给予的。政治身份总是在复杂散乱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放弃将代理人视作同类的身份去思考,而将代理人看作多元政治议题和政治干涉的实际的接合的结果。[3](P180)拉墨主张改变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具体说是工人阶级主体,拉墨称之为特权主体),代之以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反主流反体制力量。他们反对使用内在主体性的阶级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历史化的行动者(agent)。因为阶级是独断论的本质主义概念,行动者则是社会历史建构和身份认同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不是普遍的阶级,而是一种由多样和差异化主体接合而成的政治认同体。拉墨认为,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认同政治学。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并且是这样一种,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214)以身份认同政治取代总体化的阶级政治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规划。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5期第1~7页)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提供一个构架[奥门新萄京8455: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现状,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及其文论价值。4](P8)。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是一种差异主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在强调差异与多元的意义上,拉墨反对阶级政治、倡导身份认同政治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的激进观点具有某种相似,但不同于后者绝对化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拉墨肯定了领导权及其连接的必要性,承认领导权接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化的普遍主义。领导权的接合与再接合是拉墨对哈贝马斯的普遍同一性政治和利奥塔、德勒兹的绝对异质性政治的双重超越。拉墨主张以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以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其认同政治学也是对西方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

三、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对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当代西方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西方左翼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同时也反过来给它们以巨大影响。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同一性又不是围绕阶级利益建构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政治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妇女、学生、移民、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反核的和平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等,因而必须重新构想新社会运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新战略。拉克劳写道:《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链接起来。[2](P14)拉墨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一方面是阶级主体的破碎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能再简单地划分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拉墨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的、历史必然性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主义的解放话语之式微,导致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每一个对抗,都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我们面对着一个真正充满歧义的领域。每种对抗的表现形式无法预先决定,而是领导权斗争的一种结果。[1](P188)随之也带来阐释的战争,各种斗争都有自己的诉求,都自行其是,带有局部特征,而且因此可以表达成完全不同的话语[1](P189)。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力量因而需要领导权的接合,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1](P191)。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效的部分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应当得到拯救。复兴和重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规划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策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这也是墨菲《政治的回归》一书的主旨。拉墨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2](P15)拉墨虽质疑普遍阶级的理念,但不赞成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绝对异质性的政治立场,因而提出话语连接和霸权接合的重要性。接合(articulation)是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等同性话语实践。通过霸权接合,新社会运动主体身份得以确立或身份认同得以实现,解放诉求和意义阐释诉求通过等同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得以具体实现。身份认同、新领导权接合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意义既非固定不变,也不是绝对差异纷争的,而是在与其他斗争形式的连接中暂时地被部分固定。并且,这样一种霸权接合永远不会终结。正如雷蒙威廉斯所阐发的,霸权总是一个过程,带着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总是不断地被更新、被改造、被修饰并受到反霸权的挑战。[6](P121)

与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统一主体及其政治理念相反,拉墨提倡的是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立场。墨菲指出,新霸权的建构虽是民主事业,却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而被称为激进民主政治学。墨菲认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理念将近代人人平等的概念从公共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关系,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则将这种平等原则扩展到了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等新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同质化或同一性逻辑,而是承认复数、差异和多样性的等同逻辑。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对此所作的理论回应。建立新霸权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即通过话语接合,建立表达新社会运动各个成员某种等值性诉求的联盟,等同链的另一侧是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或共同的敌人。墨菲把这种联盟称为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维度。激进多元民主的目标是在差异和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即建立一个关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等同性联盟,把诸如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连接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简洁而通俗地讲,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新构想的领导权就是这个我们。[4](P8-9)

拉墨反复强调: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2](P4)。领导权的连接是根本性的政治。[2](第二版序P8)政治及领导权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2](第二版序P9)。政治及其领导权连接不是必然与阶级和政党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是必然和预先设定的;而是历史建构和话语接合的,并且是不断解接合和再接合的,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的关键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权的连接。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4](P3)拉墨认为,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具有社会本体的地位,因而其政治领导权连接就不是围绕某一个固定点展开,而是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一个个的阵地战。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整体的接合是政治接合,那么社会之所有层面无不是权力与反抗形式得以操作的场域,既然这些接合并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和必然的根源,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本质性的权力场所,而毋宁有多重维度、多样的斗争。它们的统一性(或分离)一直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着。[3](P59)新社会运动身份认同与激进民主政治是差异性与等同性、自主性与领导权之间的相互限制和辩证统一。拉墨的身份认同政治、新霸权策略或激进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策略是对极权主义政治(无论是前苏联式的或撒切尔夫人式的)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双重质疑、批判和超越。

拉墨指出: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3](P103)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新领导权既非资产阶级的霸权,亦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当今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力量的领导权,是诸如都市亚文化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社会力量接合而成的新领导权,是黑人、女性、劳工、同性恋者之间的等同性、去中心、去总体化的政治联盟。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2](P74)

四、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主题转向

奥门新萄京8455: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现状,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及其文论价值。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这使得他们注重从后现代视域观察各种社会新变。同时,拉墨又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隔线,因为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应当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接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重构新社会主义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规划。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主题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③:

1、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其政治的去总体化、去宏大叙事,拒斥普遍化的同源性的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P150)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拉墨指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趋于终结一样,普遍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2](P2)一方面,传统左翼运动低潮使得传统左派的宏大政治叙事在后现代境遇下日益受到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现代性政治学的普遍性书写的革命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2](P1)。拉墨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政治变化,即两大阶级的整体性二元对立斗争日渐消失,而其他形式的局部性社会对抗却越来越复杂、多样和扩张。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2](P215)因此,新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方性的。

拉墨抛弃了阶级而留下了政治,在宏大的阶级政治消失之处重建了微观政治的尊严。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指出,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与几十年前的古典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小写的解放(emancipation),而非大写的解放(Emancipation),任何斗争都是不全面的斗争(即使对政权体制的暴力推翻也是如此)。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它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1](P272)每一个新社会运动的行为者都是丰富的、生动的、异质性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中,显示出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语境性。在一些关键词的书写方式上,拉墨别出心裁。拉墨善于在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词the,常在一些表达抽象文化意义的词语前加定冠词the,使之获得一种在特定语境中接合而成的具体含义。例如,区分不加定冠词的大写的社会(Society)和加定冠词的小写的社会(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逻辑的、完全缝合的总体化社会,这种社会只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后者则是话语建构的、不断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逻辑的、多元开放的社会。其他如大写的政治(Politics)与加定冠词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一元论的、同质化的、普遍阶级的或特权代理人的政治,后者是具体的、差异的、不断接合的、多元民主的日常政治。

2、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种宏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乃是本质主义的冲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政治的去阶级化。拉墨认为,进入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管理层、技术人员、失业人员的阶级属性难以归类,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已然破碎,阶级划分越来越缺乏直观性可感性。从阶级的经济还原论、阶级的同质化、两大阶级的对垒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等各个方面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到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墨对阶级概念更是给予了彻底的解构。前一本书仅仅是质疑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彻底告别阶级政治。在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政治主体被瓦解为不同境遇下的差异性的多元身份主体。普遍主体被行动者代替,阶级被身份代替,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被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所取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不同,拉墨强调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学。

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政治不再把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作为目标。拉墨认为,同质化的阶级不复存在,应代之以不同身份之间的认同。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其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个时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念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剥削、对抗、斗争;但斗争却越来越不再是阶级斗争了。[1](P197)西方新社会运动并非由同质性的阶级发起,而是由不同身份的行动者所发起。他们有着某种共同政治诉求,依据等同性逻辑在一定条件下接合起来,但这种认同和接合不具有同质性、必然性、稳定性和永恒性。毋宁说,身份认同政治是异质性、偶然性、语境性的暂时接合。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解接合和再接合。

3、从和谐政治(或同一性政治)转向对抗政治

不仅如此,拉墨还进而质疑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冲突斗争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的假设,强调异质对抗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状态,对抗具有不可根除性。对抗是拉墨用来阐明其身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墨承认,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2](P9)对抗不同于对立,对立只是对抗的特例;对抗则是人的社会生存的本体状态。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对抗是社会存在与建构的前提条件。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绝对封闭和固定,社会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最终缝合。拉墨指出: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差异的,那么,足以看出差异体系并非封闭的,它遭受外在语境结构行为的损害。因为任何认同(即存在,而非实存)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所表明的赋予事物存在以固定本质的不可能性[3](P133)。主体的绝对的、内在的、固定的同一性已经不可能,相反,同一性是多元决定的(或者说,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同一性建立在具体历史性和多样化语境条件下。对抗即是一种反认同,对抗揭示了认同的不确定性或歧义性。没有对抗,也就没有社会。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对抗的透明的、同质化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没有绝对同一的身份认同,只有各种异质性的主体立场在差异中的某种等值性的暂时接合。认同政治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和谐的,而是激进、多元、有限接合的。正如齐泽克所精辟指出的:《领导权》的真正成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对抗概念:不是把所有的实在都还原为某种语言游戏,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为结构化的区域,它涉及创伤性的不可能性,以及难以被象征符号化的断裂。[1](P301)拉墨的身份政治理论旨在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对抗形式提供一种理论分析范式。

拉墨认为,当代语言哲学揭示了实在的不可言说性、语言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社会对抗的不可根除性正是由话语活动生成的。对抗所表征的是某个社会成员身份的不自足性或内在自我的空缺。任何具体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自我包含的,而总是有某个外在的介入、扭曲和改写。任何具体对象的形式和本质都渗入了最根本的不稳定性。任何认同,就它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总体中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确定的差异而言,它无疑都是歧义性的(或不确定性的)。照此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3](P89)。差异性要素是一系列漂浮的能指,而普遍性则是一个关节点或空的能指。任何差异性都可在一定语境中填充这个空的能指的位置,同时又可能被其他的差异性所替补。但是,如果把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绝对化,就意味着承认了它们是自我决定而非关系决定的,从而沦为要素的本质主义。拉墨既反对总体的本质主义,也反对要素的本质主义。当代身份政治的困境在于如何从多样性中创造出一种等同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拉墨主张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和有限的确定性。

4、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或象征的政治、想象的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本质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在信息时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已然失效;而应代之以去经济中心化、去生产力决定论、去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学。这是因为,当代话语理论揭示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或前话语的实存出发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政治空间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即是话语接合实践活动。拉墨认为:对象的存在不同于其纯粹的实存,对象永远不会被给予为纯粹的实存,而总是在语境总体性中链接而成。真、事实或另外其他的有关对象的真实性,都是在理论和语境背景之内构成的,所有语境之外的真理概念根本没有任何意义。[1](P127)不仅对象的存在是话语建构的,而且传统哲学的主体也是话语建构的。主体(subject)乃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应当代之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也可译作主体立场或主体身份)。社会行为主体不是话语的源泉,相反,正是话语实践建构了社会行为的主体身份。他们是基于某种具体政治诉求进行等同性逻辑意义上接合的产物,不具有那种先于话语活动的本质属性。身份认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而是经由某种主体位置或话语要素的接合而确立和拥有某种身份。新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存在于我们文明中的认同形式和主体性建构形式,必须从偶然性中去寻求普遍性被建构的文化形态,展示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展现所有普遍性的本质偶然性,建构特殊的、非重复的和超越的美。[1](P228)

拉墨指出,当代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回归真实的政治,而是要展开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斗争。[2](P14)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拉墨深谙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谙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因此具有浓厚的话语建构性和文化想象性。政治在拉墨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是关于真实的自在实存的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解放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只有围绕领导权这个空的能指建构的社会想象,才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意义上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权因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拓展到每一领域。当然,由于理性的、普遍主义的自我认同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最终解决,民主政治也不可能终结。用墨菲的话来说,应该把激进民主想象设想为这样一种善,即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这样的民主将始终是将到来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4](P9)用拉克劳的话表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地平线。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建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结束。传统政治哲学基础神话的消解并没有驱散它的不在场的幽灵。这种不在场是断言我们的多元民主规划和后现代激进的形而上学偶然性的历史有效性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双重断定构成了后现代差异政治的地平线,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时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元叙事。[3](P90)

五、话语接合主义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基本方法

为了给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构想确立一个理论基础,拉墨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借鉴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后现象学、后精神分析学等语言哲学的成果,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理论(The 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及话语接合理论,以此作为其新霸权概念的学理支撑。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话语(discourse)及其接合(articulation,又译作连接、链接等)④。

拉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等论著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何谓话语、何谓接合?拉墨认为,话语不等于语言,话语与社会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话语的含义比语言更丰富,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和,是异质性因素间的特定结构方式或关系系统。接合则是建构这种话语方式的实践活动。借用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虽然这种借用不尽准确),话语与接合可谓是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功能的区别。

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对话语及接合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articulation),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性,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2](P114)紧接着,拉墨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特点:

1、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

关于话语的结构原则或建构逻辑,拉墨借鉴了福柯话语理论中的分散中的规则的建构性原则(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以建构话语形态的差异中的统性。话语形态的接合方式即是分散的规则性,话语形态只是差异要素被连接起来并占有不同位置的等同性体系,而非被完全缝合的总体,从而颠覆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这是拉墨话语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分散中的规则的解构与建构双重性的挪用,既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绝对的结构化(当然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总体化或整体性),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差异化和破碎化。

2、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

拉墨认为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体,话语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拉墨指出: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1)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2)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2](P116-117)这一点说明了拉墨所谓话语区别于结构主义乃至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语言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当然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二元对立),而代之以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的统一性。

3、关于话语形态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话语不可能是完全缝合或闭合的,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固化,话语形态具有偶然性和开放性。这一点区别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的封闭性,也区别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

接着,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拉墨进一步界说了何谓话语:我们假设,我正在与另一个砖匠共同砌一堵墙。在某一时刻,我让同伙递给我一块砖,然后把它砌到墙上。第一个行为(向同伙要砖)是语言性的;第二个行为(把砖砌到墙上)则是超语言的。它们二者都是砌墙这一总体行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说明从要砖到砌砖这两个要素的总体性特征呢?显然,如果这一总体性包括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成分,那么,它自身则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超语言的;它本身先于两者的区分。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discourse)。

拉墨反复指出:任一对象的存在(区别于实存)是在话语内构成的。[1](P127)。在任一具体语境之外,对象并不存在(而只是抽象的实存)。不可能把任何对象的存在语境同其所谓的实在领域区别开来。这意味着,语境之外一无所有。语境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理论视域。事物只存在于某一语境的构型之中,或只存在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之中。语言游戏即是语言与行为的相互连接,如维特根斯坦为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对两名建筑工A和B递砖与砌砖的例子的语言游戏的分析,递砖与砌砖构成的语言和行为的整体即是所谓的话语或语言游戏。

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拉克劳再次以更为通俗的表述从三方面阐释了话语的特征:第一,话语这个概念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先于语言与超语言的区分。如果我正在垒一座墙并向某人说递给我一块砖,接着砖就被放在墙上。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语言性的,而第二个动作是行为性的,但是,不难理解,它们作为总体活动(即垒墙)的一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活动中的关系性要素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外在于语言学的,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话语由此与社会具有共同的边界。因为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意义,所以社会行为是以话语系列它接合了语言性和超语言性因素的形式构成的。第二,话语的关系性特征无非就是允许语言模式在社会关系整体中普遍扩张。这并不是说:实在(reality)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系统的日益形式化促成了对一套远远超越了狭隘语言学的关系性逻辑的界定。把砖头放在墙上这一动作并不是语言性的,但是,它与前此要砖的语言活动的关系却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关系这开辟了对客观性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的道路。第三个结论是从前面两个结论中推衍出来的。社会认同的彻底关系化增加了它们在新关系面前的脆弱性,即这种关系化把歧义性的效应带入新关系内部。[3](P81-82)

拉墨的话语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新领导权(Hegemony)概念的理论依据,接合主义是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话语既然构成了具体社会及其实践的全部领域,当然也构成身份认同和霸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拉墨通过消解语言与实在的对立,进而取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二元对立、取消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既然话语之外别无一物,那么,霸权接合就不限于意识形态层面,而获得了社会本体存在的维度。领导权的形成即是各种话语接合实践的产物。社会生活的逻辑之所以不是必然性逻辑而是偶然性逻辑,社会之所以不是完全缝合的封闭结构,皆因不同话语因素的接合所造成。所有社会实践在话语维度上都是接合。社会关系不是决定关系而是接合关系,不是经济关系而是话语关系,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接合之所以不同于缝合,正在于缝合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固化,没有剩余的意义或意义的剩余,而接合则是社会要素的非必然的连接,是差异要素之间的等同化。拉墨以此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使霸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层面上运作。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是一个被必然性完全缝合的、完全封闭的、同质化的社会,其中没有为偶然性留下余地。反之,在一个经由话语接合而成的具体社会存在之中,社会是不可能被必然性所缝合的。话语建构的社会是一个接合而成的开放的、异质性的、多元性的、偶然性的、非决定性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拉墨菲将其新社会主义策略规划为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规划为领导权的不断建构的过程,使霸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动态、开放的状态下进行。霸权接合不可能具有终极性,霸权接合和再接合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领导权接合实践是类似于语言游戏似的话语活动。

拉墨以领导权话语接合理论实施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之本质主义的解构。拉墨认为,新领导权及其解放话语是一个空的能指。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着一个长长的等同性的符号场域链条。[3](P89-90)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基础论被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的地平线理论所取代。正是基础与地平线之间的这种对照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解放话语的本体论地位的变化,更一般地,它使我们能理解到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元叙事所发生的变化。[3](P90)。新霸权的地平线是一个空位,激进多元民主就是在这个地平线上运作。新领导权即是话语接合的产物,取决于新社会运动不同主体身份在语境中的某种话语召询或接合,这种领导权接合是暂时性的而非永恒性的,可以在不同语境中解接合和再接合。

拉墨充分运用胡塞尔、索绪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利奥塔、巴赫金、罗蒂等人的哲学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是把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和阐释学、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和后分析哲学以及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乃至康德哲学一并接合(articulation)到阿尔都塞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理论话语之中。质言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可谓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体。

在拉墨的著作中,一些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成了其理论关键词:诸如articulation(接合)、disarticulation(解接合)、re-articulation(再接合),discourse(话语)、discursive(语境)、moments(因素)、elements(要素)、hinge(枢纽)、linkage(节点)、nodalpoints(环扣)、connotative(意涵的)、evocative(激发的)、floatingsignifier(漂浮的能指)、mastersignifier(主能指)、emptysignifier(空的能指)、difference(差异)、equivalence(等同)、syntagmaticpole(组合轴)、paradigmaticpole(聚合轴)、Metonymy(换喻)、Metaphor(隐喻)、Thesignificanceofresidual(意义的剩余)、Suture(缝合)、locutionary(以言表意的)、illocutionary(以言行事的)等等。拉墨的理论文本中到处充斥着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各种后学理论的术语,其后马克思主义堪称一种充满话语色彩的时尚理论。以至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在一篇访谈录中认为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富于象征、转义和隐喻的思维特征,因而完全可以构想为诗学。对此,拉克劳承认并表示:我并不反对把支配这种疏离逻辑的全部活动称之为诗学。[3](P163)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语言学转向(广义)和文化转向的最新产物。他们将其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充分地语言学化、符号学化、话语化、文学化、诗学化了,使之具有浓郁的文学性。正因为此,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把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家、后现代小说家、批评家艾柯的小说作品相提并论。[8](P5)

六、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对当代文论的启迪价值

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政治思想界引起褒贬不一的极大反响和争议,对此本文暂不做评论。然而,几乎无可争议的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界几乎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拉墨的话语接合理论在晚近的文化研究中一展身手,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与发展。正如拉克劳在接受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鲍曼的访谈时所说:(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已被更新的左派所代替)这些最新的左派以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作为其理论基础。新兴的学术左派对我们思想中严格的理论性方面(话语理论、主体理论、对抗理论等等)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其结果就是,热衷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精神分析、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人们纷纷对我们的著作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和意见。[3](P166)。拉墨的理论对文化批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斯图亚特霍尔、托尼贝内特、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之中。当然,与拉墨彻底的话语接合不同,晚近文化研究在借用后马克思主义接合理论时,对它给予了独特的改造,体现了文化研究一贯的善于接合、善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即把单纯的话语接合发展为话语接合与非话语的接合,使得晚近文化研究走向了文化符号阐释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接合。限于篇幅,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在另文中论述。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接合理论虽是一种文化政治哲学,然而却具有极高的文化诗学理论意义和文化批评实践价值。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接合乃无处不在,话语接合主义理论及其批评方法的威力随处可见。正如拉墨所指出的:文化斗争领域在政治认同的建设中具有根本的作用。领导权并不是在狭隘意义上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的链接,而是包括了新文化的建设。这影响到人们在所有层次上的认同及其与世界关系(性、隐私的建构、娱乐的形式、审美的快乐等)的形成。以此方式来看,领导权自然并不是党派或主体的领导权,而是不同运作和中介的广大集体领导权,它具体体现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1](P227)

拿我们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来说,接合理论对于诠释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就极具方法论意义。艺术与宗教、伦理、政治、习俗的连接,从来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过去如此,今日依然。艺术自律只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美学观念,艺术的常态恰恰是以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相连接的形态而存在。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文化审美学、文化诗学乃至文化批评学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法,接合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与方法论意义是:(1)重视话语研究,重视语境批评;(2)对大众文化批评的借鉴价值;(3)对文化政治研究的启迪意义;(4)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意义;(5)对历史转捩期文化转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6)对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意义;等等。

当代美国传播学者斯莱克(Jennifer Daryl Slack)认为: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generative)的概念之一。它对于理解文化理论家如何构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参与形塑世界至关重要。⑥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后马克思主义接合论批评是对当代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矫正。文化研究学者可以创造性地借镜接合理论批评的方法和实践,并以接合克服鲍德里亚的表征的危机,以接合超越德里达的一味的解构,以接合取代利奥塔的绝对的差异化。可见,接合论(接合主义、接合理论、接合批评)优于解构论(解构主义、解构理论、解构批评)和后现代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接合批评比西方解构批评和后现代批评更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建设性,体现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统一。接合(articulation)已然成为当今西方理论和批评中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成为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下社会运作、话语政治、理论阐释、理论建构和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表征,堪称当今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一个最新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拉克劳墨菲和霍尔贝内特等人的接合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接合批评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充分表明接合主义已接合、包容、超越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宣告了一个接合主义的理论时代已然来临。

因此,本文的结语是: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古今会通、中西互动、文史哲相互渗透、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美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研究及其批评实践来说,接合比融合、整合等术语更具有建设性、当代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和可操作性。

[注释]

①参见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译本,第4344页。胡塞尔的激活方法后来在海德格尔与福柯那里发展为去蔽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后二者也是拉墨在其著作反复运用的基本方法。

②国内学者最早发现并阐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解构和建构双重特性的是两位主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孔明安和周凡先生,分别见孔明安翻译的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中译本序言,第1页。另见周凡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中译者序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一文,第41页。

③国内最早注意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用身份政治学改写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学的是孔明安先生,见孔明安翻译的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中译本序言。周凡先生也较早阐发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题的深刻变化,见周凡编译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中译者序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兼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一文。

④接合(articulation)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articulation本是英语中一个很普通的单词,从词源学和语义学角度看,articulation本义是发音、发声,引申为表述、连接、关节等。articulation中文翻译有接合、连接、链接、串联、阐述、表述、表接等等多种译法。笔者建议一律译为接合。接合(articulation)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那里,主要有表征、连接两层最基本的含义。articulation在拉墨那里,一如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意志在尼采那里,现象在胡塞尔那里,延异在德里达那里同样重要,堪称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一把钥匙。接合可以发生在各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接合、社会的接合、政治的接合、主体身份的接合、领导权的接合等。各种接合都发生在话语层面,都属于话语表述与构型的范畴。

⑤拉克劳、墨菲著:《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见《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译,第121页)。在该文中,拉墨还举例说:如果我在街上踢一个球体,或我在足球比赛中踢足球,物理史上相同,但其各自意义却不同。一个对象成为足球的前提是:只有在它与其他对象之间建立起了关系系统,且这些关系系统并非仅仅有对象实指的物质性赋予的,而是由社会性建构的。这一关系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见《新反思》,第122页)。

⑥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David Morley,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1996.P112.

[参考文献]

[1]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周凡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朱迪斯巴特勒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7]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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