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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发

时间:2020-01-19 05:28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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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翻译家同时又是作家。特定的时代赋予这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作家兼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德文专业撰写毕业论文时,在赵蓉恒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以“施尼茨勒作品中译考略及影响初探”为题,考察这位奥地利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流布,注意到这一现象。

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1940年代的冯至贡献了被文学史家孙玉石先生称为现代中国最佳诗集的《十四行集》,连同中篇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一起,被钱理群先生誉为冯至的“三绝”,也使冯至的文学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叶廷芳--------------------------------------------------------------------------------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不仅在诗人的星座中他是出色的一员,就是在决定20世纪文学基本面貌的那些奠基者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位置。这些人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到20世纪头30年,他们处于年富力强,正赶上时代风云激荡,文坛思潮起伏,流派迭出,人们的人文观念与审美观念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时代弄潮儿成了这场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那些在超前意识下产生的作品一时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和承认,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历史承认了他们并储存了他们的信息,曾几何时,他们的作品成了人们频频点击的对象。 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一个鲜明特点是哲学有力地打入了文学,使文学在两个层面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后一个层面的变化与前者是紧密相关的。而在打入文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恐怕是打入最深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这一思潮的那些巨头们,从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到尼采到海德格尔到萨特,都往往干脆把文学当作哲学的附庸,就是说,把哲学作为解释他们某一哲学观点的工具,尤其是萨特。 存在主义注重研究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处境。因此,文学在它那里具有更多的人学的特征。带有存在主义特点的作家和以往的或一般别的作家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不再把创作当作单纯的功利追求或审美游戏,而是当作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生命能量消耗的一个过程。这类作家对生命存在有一种深切的体念。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力作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叫、呻吟、欢唱、倾诉;不管是痛苦的,欢欣的,狂怒的,抒情的里尔克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家。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小说鼻祖卡夫卡同属奥匈帝国的子民,而且是同乡都生于布拉格。但他没有像卡氏那样,终生都没有离开布拉格,也没有像他的这位老乡那样一生都离不开那个饭碗,这个比卡氏大8岁的铁路职工的儿子,先是被动地学了多年的军事和短时间的商业,后则主动地攻了几年的哲学、艺术和文学,在他20岁的时候,便永远离开了没有给他带来过温暖的家,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永远也没有再回来。他一边漫游,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去德国,去俄国,去南欧,去北欧;他写诗歌,写散文,写评论,也写小说,哦,还有那大量优美动人的书信。他的作品集一部接着一部问世:《生活与诗歌》、《祭神》、《梦幻》、《耶酥降临节》、《图像集》、《祈祷书》。他爱好艺术,也爱好女性。但在先后结交过的诸多女性中,他只跟雕塑家克拉拉魏斯特霍夫结过婚。出于对伟大艺术家的敬慕他结识了印象派雕塑巨匠罗丹,并一度当了他的秘书。他的初期诗风受到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派的浸润,重于主观抒情,如今又接受印象主义的洗礼,诗风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转向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并将由此而得的直觉印象赋予象征含义,称为咏物诗。先后出版了《新诗集》和《续新诗集》。前后相较,仿佛他的诗风由流动的变成了凝固的;音乐的变成雕塑的。其中最有名的《豹》,写地球上最勇猛的野性生命被关在笼子里的无奈,以至导致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它以从容的笔调惊心动魄地写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旦失去自由的处境和情状,蕴含着存在哲学的意味。 然而他的思考并没有凝固,他的寻求远没有结束。他继续漫游,探索人生的真谛,宇宙的奥秘,直到非洲金字塔旁。这期间他写出了具有存在主义哲学释义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勃里格随笔》,为作者生存体念的切身感受。此后他得到一位伯爵夫人的赞助,住进了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的一座古堡,酝酿并开始了他的生命力作《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猛力地倾泻了出来,终于于1922年完成。当时他以雷鸣般的欢呼庆祝他的伟大心愿大功告成,足见该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十首哀歌几乎包含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于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有他独特的见解。翌年即1923年,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又顺利地完成。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的深奥晦涩常常让人望而生畏。此后,孤独的诗人生命已近黄昏,尽管死神已步步逼近,凭着毅力,他还是于1925年去了一趟巴黎,与他所敬重的同时代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聚谈砌磋。第二年岁末,在瑞士与世长辞。这位执著于行而上追求的诗人,短短51个年头便把他的全部生命能量消耗殆尽了! 然而,他的生命能量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的消亡而消散,它们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精魂包容在12卷全集的浩瀚篇页之中。除了诗歌以外,作者也擅长散文和评论;他谈论文学,也谈论艺术。而且屡有独到见解。他就是以这种集束的艺术功力征服了20世纪的国际诗坛、文坛,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自然,他也获得中国读者的喜爱。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还是容易理解的。早在30年代,当时中国年轻的杰出抒情诗人冯至便开始了里尔克作品的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那时在中国就颇有影响。后来只因战争和人所共知的原因而中断。近20年来,半个世纪前的泉脉又接上了!书市上已有多种里尔克作品的译本出现。但它们加起来还不到里尔克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史行果的这个译本就是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而编选的。为了避免与其他译本重复,她着重选了作者谈论艺术的篇页。众所周知,里尔克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见解独到的艺评家。他将我们拽出传统的俗套,而引入现代语境。这个译本的篇目选得相当精当,可以说是一本脍炙人口的谈艺录。它包含了里尔克许多重要的观点和见解。这正是我国读者急于想知道的。而且,这是一个大作家在谈理论,谈鉴赏,谈甘苦。都是结合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体偿,生动、独特,而且他那诗人的文笔也极具美感,读起来饶有兴味。因此它不但能催醒我们的现代审美意识,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读懂他和鉴赏他的作品。 《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 史行果译 东方出版社 《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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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德语文学史上,出生于犹太医生家庭的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 作为著名戏剧家、小说家,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文学作品多以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为题材,被称为记录反映走向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的编年史。作为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施尼茨勒的创作重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人的心灵是个广阔的原野”成为他著名的格言。

诗人;杜甫;研究;鲁迅;新文学

冯至的具有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般沉思色调的《十四行集》以及《山水》中的一部分作品是作者40年代初在昆明近郊森林中一所孤独的小茅屋里创作的,正像里尔克1922年在瑞士的一个古堡中创作了他的辉煌的《杜依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一样。

当时,我整日在北京大学解放前报刊阅览室爬梳中国近现代德语文学翻译资料。在查找翻译施尼茨勒的中文资料时,我尤其注意到一位极其重要的译者赵伯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赵伯颜翻译了施尼茨勒三部重要戏剧:《循环舞》、《恋爱三昧》 和 《绿鹦鹉》,而且他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但赵伯颜的名字在今天很多的文学辞典、翻译家辞典中是找不到的,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专门资料更是几近于无。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至在1985写作的《昆明往事》中这样谈及这一“林中小屋”时期:“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个别的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林场茅屋的生活使冯至零距离地接近了自然和山水,学会的是从亘古的大自然中领悟生命和历史的奥秘。

作为一位罕为人知的翻译家、作家,赵伯颜的生平事迹今天只能从他写的 《〈循环舞〉 译序》 (发表于1929年11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 第1卷第3号) 和笔者收集到的一些偶然的零星资料中获知一鳞半爪。

冯至1905年9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县一个败落的盐商之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幼年失母的他性格内向,敏感好学。1921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德文。此时新文学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新文学社团层出不穷。1923年5月,冯至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绿衣人》等诗作而引人注目,应邀加入了浅草社,在该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同时结识了一批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同道,在文艺思想上受鲁迅、张定璜影响较大。1925年夏,浅草社陷于停顿,冯至与好友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发起沉钟社,成为该社的代表诗人。

散文集《山水》中最能体现冯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和思考的篇章也正是林中小屋时期的作品。身处自然怀抱中的冯至得以短暂地远离战争的阴影以及都市的喧哗,孤独地面对自然,开始思考生命与自然的更深层的维系,写下了《一棵老树》《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等散文精品。在《一棵老树》中,有如“折断了的老树”的放牛老人,“掺杂在林场里的鸡、犬、马、牛的中间,早已失却人的骄傲和夸张。他‘生’在这里了;他没有营谋,没有积蓄,使人想到耶稣所说的‘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这就是冯至所洞见的人在自然中的本真状态,没有矫饰,也离却矜夸,仿佛“‘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样自然自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则叙写了一个历经浩劫,已凋零了七十多年的山村,“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但恰恰是这默默地荒凉在人类历史之外的已经踪迹难寻的小山村,与作者的生命有着隐秘的沟通:“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诚如钱理群所说:“作家‘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就发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谐,以及自然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共有的坚忍、沉潜与尊严。”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赵伯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是笔者在刘麟发表在 《新文学史料》 上的 《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一文中注意到的。刘文介绍了一份由侨居美国的顾一樵 (即顾毓秀) 先生珍藏的 《会员录》。1981年,顾一樵把这份著录一百三十一人的珍贵文学史料赠送给作家冰心,后由冰心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赵伯颜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录上,他是第七十三名会员,号“生佐”,籍贯为“四川江安”。

这一时期,年轻的冯至贡献出了《我是一条小河》《蛇》等传诵至今的抒情名篇。这些抒情幽婉、想象独特、音韵和谐的爱情诗,给人清新别致的美感。在1923年至1926年间即他18岁到21岁的时候,还接连奉献了四篇相当成功的叙事长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前三篇“取材于本国民间故事和古代传说,内容是民族的,但形式和风格却类似西方的叙事谣曲。”(冯至:《外来的养分》)《寺门之前》则让一个老僧人自叙其中年时的一次“非常的经验”,以惊心动魄的灵肉冲突表达了人性难抑的痛切申诉。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当时的新诗坛上独步一时,而且此后也一直是他人难能超越的杰作。

冯至从自然中获得的是更具有长时段意义的哲理领悟,这种领悟也同时凝结于《十四行集》之中。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认为,《十四行集》和《山水》,“在诗和散文两方面”都站在“一览众山小”的高峰。尤其在沉思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两部作品集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在《〈循环舞〉 译序》 中,赵伯颜提到他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曾亲自去施尼茨勒的寓所拜访过这位奥国文坛的宿将。兹摘录如下:

1927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冯至远赴哈尔滨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主动接受生活的考验。这次北游也的确开阔了冯至的视野,使他的创作从幽婉的青春抒情转向对社会与人生的现代性思考,其结晶便是1928年年初写成的长诗《北游》。整部长诗构成了一个“游”与“思”互动互补的有机序列,呈现出步步拓展与层层深入的过程,兼具引人入胜的魅力和启人思索的情致。《北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抒情主体的沉吟与咏思,其批判的审视直指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病态的现代人性,诗人两次用“荒原”来象征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荒芜,这与T·S·艾略特的名作《荒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游》结束了冯至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开启了他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

创作《十四行集》时期的冯至蛰居于“林中小屋”,“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象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的象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好的一本诗集《十四行集》就是这样创生的。

我在维也纳 留学住过两三年,对于维也纳人的生活态度比较知道。我曾在1926年五月经维也纳大学戏剧学教授CaSter先生的介绍亲自到天文台路七十一号去拜访过显尼志劳。显氏那时年六十二岁。据他说他的医学知识仍然没有忘记,家中人有什么伤风小病,他也亲自动手看看脉息,开开药方。他的为人很和蔼,他说东方人去拜访他的曾经有过日本人,中国人我还是第一个。五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蒙他招我去吃茶,并且允许我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在此一并感谢。

青年时期的冯至为人沉潜低调,为文不喜张扬,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坛上一直声名不彰。但文坛巨匠鲁迅在1935年回顾1920年代的新文学时,却出人意料地独推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一个新诗人如此不吝好评,这在鲁迅是很破例的事。历经时间的检验,足证冯至当年的诗作当得起鲁迅的评价。

其中第二十六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当是冯至对他林中漫步时所触发的感悟的忠实记录。诗人发现林中还隐藏着许多深邃而生疏的小路,当他带有几分迷途的担忧走入一条陌生的路,回望间,突然在树疏处看到自己住的地方,诗人不禁感慨:

但查考近年出版的施尼茨勒篇幅浩繁的八卷本日记,在1926年5月15日笔者没有能找到关于中国人赵伯颜来访的记录,而且这年是施尼茨勒六十四岁生日 (不是赵伯颜所说的“六十二岁”),当时施尼茨勒不在维也纳,而是在柏林。施尼茨勒日记像鲁迅先生的日记或吴宓的日记一样,记录得十分详细。每天的起居、来访的人物、阅读的作品他都一一记载下来。施尼茨勒为什么在日记里没有留下关于一个年轻中国人 (而且也是一个作家) 的来访,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

像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

赵伯颜曾计划在《新文艺》上写一篇关于施尼茨勒的访问记。可惜,由于他的突然病逝,此文最终没有作成。《新文艺》第一卷第三号说:“赵伯颜先生的所译显尼志劳名著《循环舞》将在水沫书店出版了,这里我们发表了此书的很好的介绍。下期赵先生还答应我们做—篇对于此书作者显尼志劳的访问记。在这里我们向赵先生预致谢意。”可是,《新文艺》 第一卷第四号 《编辑的话》却给读者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特别要向读者报告的,就是答应给我们做 《显尼志劳访问记》 的赵伯颜先生,不幸在11月29日患伤寒在南京逝世。这不但是我们的厄运,也是全文坛的厄运。”

1928年夏冯至重返北京,在孔德学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在这期间,得以聆听著名学者宫多尔夫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倾心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领受了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哲学的洗礼,冯至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创作态度更趋严肃,只有少量作品在国内发表。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赵伯颜留学回国后,即直接从德文翻译施尼茨勒独幕剧 《绿鹦鹉》,1928年八月刊登在上海 《东方杂志》(第25卷15号和16号连载) 上,译文后附施尼茨勒小传。随后,他又翻译了施尼茨勒的两部名剧 《恋爱三昧》《循环舞》(今通译《轮舞》)。《东方杂志》当时重视介绍施尼茨勒的戏剧小说。此前《东方杂志》在1925年曾刊登过袁昌英翻译的施尼茨勒剧本 《生存的时间》 《最后的假面孔》,后来又于1931年发表过钟宪民翻译的短篇小说《花》 和施蛰存翻译的中篇小说 《生之恋》 (即名篇 《古斯特少尉》)。

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崑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7月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1929年,《绿鹦鹉》 和 《恋爱三昧》 由上海乐群书店结集出版单行本。1930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循环舞》。这是整个二十世纪施尼茨勒戏剧在中国出版的第三个单行本。除了翻译施尼茨勒的戏剧之外,赵伯颜还和周伯涵合作翻译了德国著名剧作家豪普特曼的剧本 《寂寞的人们》,1929年在上海文献书房出版。

经过1930年代整整十年自觉的沉潜与磨炼,人到中年的冯至在创作上迎来了又一个丰收期:1941年他创作了27首十四行诗,编为《十四行集》于次年出版。该集以深沉的情思、精湛的诗艺,获得了诗坛的赞誉,被李广田推许为具备了深度品质的“沉思的诗”、被朱自清肯定为中国新诗由不免肤浅的青春抒情进入成熟的中年沉思之标杆;同时,冯至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历史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以及一系列感时论事析理的知性散文如《决断》《认真》等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收获。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1940年代的冯至也逐渐地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转变。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经笔者多年的考察,赵伯颜同时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作家。只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们至今还没有能够注意到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赵伯颜曾在 《小说月报》《晨报副镌》 《创造月刊》 等重要现代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1921年6月10日出版的 《小说月报》 上刊载有他的 《幸事》,署名“伯颜”。第二年七月,他在 《晨报副镌》 发表有《芳邻》,第二年十月发表有戏剧 《朱江》,均署名“伯颜”。他在 《创造月刊》 上发表了文艺创作四篇,其中小说三篇:《畸人》 (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牛》 (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慧珍》(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戏剧一篇 《沙锅》 (第2卷第2期,1928年9月10日)。赵伯颜创作的中篇小说 《畸人》 有单行本问世,1928年8月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列入该社“文艺丛书”之第一种。苏雪林在 《现代中国戏剧概观》 (原载 《青年界》1937年3月第11卷第3期)里曾提到了赵伯颜的 《宋江》,认为同徐葆炎的 《妲己》、顾一樵的 《岳飞及其他》 等可以归入五四之后创作的历史“教训剧”一类。

最重要的创获当然是《十四行集》。《十四行集》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

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

作家、翻译家赵伯颜是否还有其他著作或译作传世,尚待发现。

十四行是西方诗歌中格律最为严谨的诗体,在冯至之前的中国新诗人也曾尝试运用,但都不大成功,加上极端的形式自由主义一直被人奉为新诗艺术的信条,所以当时不少人都认定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十四行体移植到中国。冯至从德语诗人里尔克情思深湛、艺术精湛的变体十四行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受到启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的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题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冯至:《我和十四行的因缘》)这让冯至感到十四行体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恰好契合——“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冯至:《十四行集·序》)的确,十四行体与冯至的“思、想”如此相得益彰,堪称完美的结合。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同时,冯至也自觉地从中国古典诗艺如律诗中吸取了艺术营养,如有一首十四行的跨行对句“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分明有杜甫七律《登高》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回响。《十四行集》的出现,把中国新诗提高到可与最完美的中外古典诗歌相媲美的水平,鲜明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并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维来拓展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寄托”传统方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首诗对于理解冯至的《十四行集》是具有向导作用的。诗人正是带着重新发现的惊喜去观照常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新的发现”是大千世界对于诗人的生命启示,是诗人的哲理感悟。这里的新的发现,与其说是诗人眼睛的洞察,不如说是一颗沉思的心灵的觉识。冯至的发现,因此既可以说是诗的发现,也可以说是哲学的发现,只不过诗人的哲学并非凭助抽象的概念与逻辑,而是诉诸平凡的意象。在日常印象中,诗人构建了具有超越意蕴的哲理空间,正像里尔克俯临万物,冥思存在一样,这种寓启示于凡俗的诗歌艺术或许是冯至真正受益于他所激赏的文学导师里尔克的地方。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

《十四行集》正试图追求里尔克所达到的境界:“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冯至从里尔克这里接受的影响对他创作《十四行集》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尤其激赏里尔克透过表象世界洞见事物的核心和本质的超凡领悟力。在写作于30年代的《里尔克》一文中,冯至曾谈及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里评论过波德莱尔的诗作《腐尸》:“你记得波德莱尔的那首不可思议的诗《腐尸》吗?那是可能的,我现在了解它了。……那是他的使命,在这种恐怖的,表面上只是引人反感的事物里看出存在者,它生存在一切存在者的中间。”里尔克把波德莱尔从恐怖和丑恶的事物中看出“存在者”视为诗人的使命,冯至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里尔克。他认为里尔克在“物体的姿态”背后,“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这种进入事物灵魂的过程,就是进入本质去洞见存在的过程。冯至的十四行诗也正是从普通意象中生发深刻的哲理,如里尔克那样去“倾听事物内部的生命”,“从充实的人性里面提炼出了最高的神性”。这种神性蕴涵在冯至笔下的一切看似凡俗的事物中:原野的小路、初生的小狗,一队队的驮马,白茸茸的鼠曲草……这些事物笼罩在诗人沉思的观照中而带有了启示意味,化为诗人潜思生命万物的结晶。而支撑着更内在的诗质的正是诗人对人生经验的深切的洞察与沉思,进而把人生经验内化为生命的结晶。正如冯至在《十四行集》序中所说:“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诗人所走过的城市,山川,所看到的风云,流水,都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世间万物构成了类似波德莱尔诗歌《契合》中所歌咏的那种彼此深切关联和相互呼应的交响,同时又与诗人的内生命发生了深深的共鸣,正像冯至评价里尔克的诗所说:“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借着呼吸,互相贯通,互相生活。在这一点小小的呼吸上,可以想见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奥门新萄京8455: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发现赵伯颜。在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急风暴雨中,人到中年的冯至体念时艰,欲以学术报国,因而沉潜钻研,学术大成。

由此,冯至已经由20年代鲁迅所谓“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转变为李广田所说的“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20年代的意象抒情和少年情怀转化为40年代内敛沉潜的诗思以及凝重深沉的意态。这或许正是冯至评价里尔克时所说的“在从青春进入中年的道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意志”。朱自清在《诗与哲理》一文中说:“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象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并认为冯至的《十四行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得从沉思里去领略”。

作为诗人学者的冯至精心选择了中西两大诗人杜甫和歌德作为专攻对象。抗战时期的冯至与杜甫一样身经国难,这使他深切地感到:“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冯至:《赣中绝句四首》之二)。所以,冯至对杜甫的诗有特别深切的体会,于是他深入钻研文献,努力为杜甫写一部准确可靠的研究性传记,并在194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杜甫传》的大部分章节,1950年代初又重写全稿、连载于《新观察》杂志,1952年结集为《杜甫传》出版。作为留德博士的冯至对德国大诗人歌德的热爱也是由来已久,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得到了两套完备的德语版《歌德全集》和《歌德年谱》,爱不释手、朝夕研读,于是精心选择若干重要问题纵深开掘,撰写发表了六篇专论,1948年结集为《歌德论述》出版。

而进入战争年代,也使冯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大深沉的经验视野,对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的说法有了更切身的体验。这种经验视野,只有历经了个体人生的磨难与坎坷,历经了民族的危难与文明的成毁之后,才能够最终获致。而真正博大深沉的诗境正有赖于这种视野的获得。冯至的十四行诗,正是把诗人的人生经验内化为生命的血肉的结晶,是诗人的个体生命的“小我”通过沉思与体认的方式与世间万物的“大我”内在契合的产物。

《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一出版就被公认为代表了现代中国的杜甫研究和歌德研究学术水平的扛鼎之作,就现代人文学术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两部著作也堪称典范性的标志之作。诚如冯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西洋十八世纪时已经开端,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长成……但是在中国,这部门的书架上几乎还是空空的。”(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诗人批评家唐湜评价40年代的冯至时说:“一个沉思时代的窗帷由他揭开了。”冯至的诗体小说《伍子胥》也正是这种沉思的继续。

诚然,昔人关于杜诗的注解、考证和诗话数量繁多,但长期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著述;现代学人关于杜甫的考论也为数不少,但颇嫌零碎,一些传记大都浮光掠影而不及深入。同样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西方经典作家如歌德的翻译也颇多,学者的论述则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铺陈,鲜见深造自得的专深研究。

冯至曾经两度酝酿《伍子胥》的写作,而且都是受到里尔克的诗体小说《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直接触发。他回顾自己在1926年最初读到这篇小说时的感受:“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收获。色彩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冯至在《伍子胥》后记中提到,他当时就想用里尔克的这种诗化的文体把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改写一遍。但是经历了抗战的流离之后,他写出来的作品与里尔克的诗体小说不再相同,“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如果说当年冯至“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的美丽的遇合故事,“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那么,当1942年从头拾捡起伍子胥的故事,在浪漫的诗情之上又渗透进了思想的成分,在主人公逃亡和复仇的故事线索背后,作者关注的是人生启悟的思想历程,在伍子胥浪漫而神奇的遇合之中蕴含着对生命的哲理的思考,伍子胥的一切所见都化成了他的感悟,他思考的是各种互斥又互补的观念形态:自由与责任,庸俗与高贵,投入与超脱,眷恋与弃绝。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中所面临的正是这两个世界:感性而具体层面的现实世界与哲理思辨的观念世界。

冯至的《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之所以颖然秀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趋于成熟的代表论著,与冯至过人的文学和学术修养分不开。冯至本身是杰出的诗人,自然对杜甫和歌德的诗与人深有体会,而冯至留学德国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尤其是主导了德国人文历史学术的兰克学派的学术方法,与冯至从中国古典学术所继承的语文学、考据学方法相得益彰,再加上来自鲁迅思想和德国哲学的启发,以及左翼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积极影响,如此等等的学术与思想方法之交汇,使冯至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既具有艺术的敏感体悟和学术的严谨求实,又具有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深入的思想洞察,所以才能超越一般、成就杰出。

这一切观念的思考在冯至的笔下最终凝聚成一个生命过程的哲理图式。冯至对这种哲理图式的呈示有着十分自觉的意向。在《伍子胥》后记中,冯至这样说:“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伍子胥的故事被冯至理解为这样一种投掷,一种投入命运的过程,那段美丽的“弧”正是象征着“有弹性的人生”的一个“图像”。在这图像中,隐含着作者对生命历程的超越的把握方式。

由于冯至在文学和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肩负重任,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后来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兼任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工作中国语言文学组组长,为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教学及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史家钱理群曾经这样评价冯至40年代的这几部文学精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堪称冯至的‘三绝’:这‘生命的沉思’,提供了不同于他人的另一种战争体验,并且以其艺术的完美、纯净,特立独行于四十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

冯至同时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全国文联委员以至全国人大代表。在繁忙的教学与社会工作之余,他继续诗歌创作、受命参与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旧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冯至对蒸蒸日上的新中国满怀热爱。“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冯至作为资深诗人和学术权威,自然难逃冲击与批斗。进入新时期,已是暮年的冯至欣感身心的解放,积极领导了外国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复兴,同时这位文坛前辈也创作不辍,直至1992年,88岁高龄的他仍有诗作和译诗发表,为自己70年的文学生涯划上一个沉稳的句号。

冯至一生自觉地承担生命、深入地体会文学,始终坚持严肃地为人与为文,既在创作上卓然成大家,诗歌与散文成就尤为杰出,又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和成就卓著的文学翻译家,他对德国文学的翻译已成译品之经典,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滋养了许多中国作家,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被公认为卓越的学术界碑。冯至的文学和学术遗产,必将传诸久远。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十四行集》第一首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奥门新萄京8455: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发现赵伯颜。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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