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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现代教育学

时间:2020-01-19 05:27来源:现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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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11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文学学科分论坛——文学与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教授主持,王安忆、陈思和、程光炜、丁晓原、文贵良、周玉宁等知名作家与学者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尝试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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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现代文学论文

一、现代文学概述

文学的含义多种多样,它代表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起源,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学是以文字写成的作品,而在魏晋之后,才单独列出文学作品,而戏剧、散文、小说、诗歌是现代文学四大类别。古希腊的《伊利昂纪》、印度的《罗摩衍那》以及中国的《诗经》是最早的书面文学。文学还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学科,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还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并驾于社会之上层,是社会学学科分类之一。因此,可以将文学总结为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将客观现实形象化地反映出来,以童话、寓言、剧本、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表现出作家的心灵世界的艺术。在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外国文学被的频繁接触让我国文学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类新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不仅在表现手法与艺术形式上革新了传统文学,还用现代语言将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表现出来,并创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例如,报告文学、散文诗、杂文、现代小说、新诗、话剧等,且从结构组成、描写手段、抒情方式、叙述角度等方面都具有现代化特点,都体现了新的创造。“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现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的不断演变,现代文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共同的特点与传统,存在着连续性,又因各自历史面貌的不同,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差异性。在抗战阶段,民族危难作家能够更紧密地与人民相连,通过共同命运相互维系,让许多为了艺术创作而创作的作家从个人小天地中走出来,不再脱离人民。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为根本要求。在抗战中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开始转移到人民与文学、人民与作家的关系上。在实际文学创作中,其重要主题为爱国主义,创作者在对伟大民族精神的刻画以及热情表现中在民族精神上形成了新面貌。抗战中后期,对文学的思考重点转为对原有历史与现阶段现实的认知与思考,重点相对更倾向于会对民族团结与国家进步产生阻碍的黑暗势力,并且在原有文学创作基础上研究传统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这一阶段的创作者对自身民族具有强烈责任感,具有与国家发展休戚与共的联系。民族解放战争的出现对文学形式产生了影响,例如在抗战初期,我国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通俗易懂、篇章较短的作品;中后期以长篇叙事、多幕剧、长篇小说为主,均对人民群众、文学艺术、时代三者间的紧密结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对比两个三十年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同时具有空前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新时期作家对中国的思考将以无情的历史为出发点,更注重对政治痼疾的深入分析。而现代作家在改造国民性时,是通过思想启蒙来实现的。因当代中国政治痼疾的根深蒂固以及思想启蒙的终止,产生了许多悲剧。因此,暴露政治痼疾就体现了当代作家的启蒙思想,并且在小说方面还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当代感,因此,现代文学是不能和新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相提并论的。无论是重塑民族文化还是重新认识民族性的文化精神长篇历史小说,都表现出了充满痛苦抉择、燃烧着忧患意识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文化使命感与当代人们空前成熟的政治智慧。对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的呼唤以及与政治历史旧账的清算是这些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中当代知识分子所体现的主要情怀。为了区别于反映社会问题与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我们先将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纪实力作、报告文学称为政治性报告文学,而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是关切政治的作家们为改革呐喊的使命感。这使命感体现出中国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优良传统,并开掘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对胡适、鲁迅等老一辈创作者对政治的关心、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饱经政治运动风霜后的作家们常会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将自己呼唤民主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意识表达在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中,不论文坛如何风起云涌,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奋勇向前。在现代文学史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的主要特质表现为暴露下层民众卑怯、自欺欺人、愚昧、蝇营狗苟等,在揭示文化痼疾时也表现出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深信不疑。

在新时期文学中,这种揭示和暴露被进一步加深、刻画,从莫言的《红高粱》、郑万隆的《我的光》、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等作品中,让我们相信民间也有浪漫活法。从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张宇的《侯七》,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生存在麻木社会底层百姓活着的希望,在那样的希望中,我们重新认识了豁达、坚韧、顽强的含义。在激进主义风潮中,新思维跟随现代化进程逐渐高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对于培养理解世俗、理解民间、理解底层的朴素意识,对于认识现实人生复杂性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诞生于新时期的重返民间的思潮明显带有务实的朴素,而并非以神州尽尧舜的立场建立的,而建设年代已经逐渐取代了革命年代。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政治年代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多少不堪回首的血雨腥风在政治运动中频频引发,而政治运动又使人们反感与抵触改造思想。在那样的年代里,人能活着已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早已消磨殆尽,也渐渐失去了当初改造国民性的影响。但是,国民性改造依然是必需的。就拿当今的社会来说,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城市的形象等都不是素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在政治运动、革命、战争以及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民族性也变得提高了文化水平、狂热了经济改革、敏感了政治,但同时中国不论怎么改变,仍然是中国,风向在变、潮流在变,可是活法却没有变。中国仍将讲究实惠、讲究关系、讲究人情、讲究等级。中国人的具有传统的文化品格、人情世故并未改变。由此,我们用当代新启蒙的观点来审视民间本色的思潮,人们在解放思想中,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品味着各自的人生。人们一旦按照世俗的欲望随意而活,按照自己的意愿率性而活,那么文学浮现出世俗化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还在被人们所宣扬,但是已经不能阻挡世俗化、个性化的风气。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世俗化与个性化的结合体。在实际生活中,世俗化与个性化摒弃了矛盾,和谐共处。因此,世俗化的强大是不断被人们所追赶的个性化所证明着的。新时期文学在一个相对较和平的环境中获得稳定的发展,并且交融于世俗中。这样的交融既显示出在多元发展中当代文化融汇的特色,又显示出当代人的智慧。当政治运动的压抑与战争的破坏逐渐消逝,相对和平的创造心境也在几代作家的笔下诞生。与现代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景观上具有特殊性。新时期文学新潮频繁地更迭,也多是现代文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随着一批批思潮的翻涌、高涨,实力不相上下的作家也会大批涌现。一些佼佼者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出色的才华将大师们遗留的诸多文学空白填补起来,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当代文学影响力随着传媒的发达而与时俱进。优秀文学作品以电影等形式在传达着不同的思想,而与现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影响力相比,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力依然大放光彩,永不磨灭。这样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劣于现代大师文学的种种言论都不攻自破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无可厚非。时代、政策等因素正在削弱文学的影响力,而作家的心情也因物欲横流的社会而浮躁,那么,新时期文学难道就不能诞生大师吗?其实,算不算大师,或许站得远了才能看得更清楚。

三、结语

在历史的洪流中,新时期文学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曲折与艰辛,与现代文学相比,新时期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并不能单纯以有没有大师来衡量,新时代文学所承载的是一段不能重来的时光,是这三十年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现代教育学的股票总值定位唯有中中原人民共和国行家能够实现,重写历史学史今世工学杂文。作者:吴怡 施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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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现代文学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

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现代教育学的股票总值定位唯有中中原人民共和国行家能够实现,重写历史学史今世工学杂文。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奥门新萄京8455,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文学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不断汲取其中的养分,才能提高层次、走得更远;同时,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能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文学提供历久弥新的素材。

作者:杜治平 王鹏飞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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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日前在京举行,70多位海外学者和100多位国内学者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大会讨论的一个焦点。在由顾彬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圆桌会议环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引 发争论。本报特邀陈晓明、陶东风、肖鹰、孙郁四位与会者会下撰文各申观点,以期将论争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希望引来更多的回应与反响。 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陈晓明

重写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

一、“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标准和价值取向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右派”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禁区,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四人帮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重写文学史”中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对现当代文学影响较大,人们对文学史以政治历史的方式来划分现代文学产生怀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从纵向打通了现代文学史,注重在整体的审美思考。然而,92年南巡讲话后,社会发生转型,文学开始边缘化,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也处在这一变化之中,人们开始提问: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何总与政治分不开?知识分子在庙堂受挫后进入了广场,希望通过知识的实践表现他的价值存在,但是广场又是虚拟的,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热烈的“重写”探讨结束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收获了些什么?上述的这一些问题不是轻易能够解开的,“重写文学史”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命题也涵盖不了文学史的各个角落,但就90年代“重写”口号的提出,却给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为一个极富冲击力的现代命题,“重写文学史”牵涉到对文学、历史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若干范畴和问题的全面清理与重新认识,也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实中的重新定位和今后的学术走向。今后的文学史书写将是一个怎么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文学史正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也有人说“重写文学史”要有一种指向性。笔者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写”以及由“重写”能带来的成果。就鲁迅研究而言,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将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分为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和英美自由主义派,从各个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和探讨,实现具体研究的多元化,而整个研究的目标指向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面发展。89年之后,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日渐平息,但是“重写”的状态却在延续,无论李泽厚的“启蒙”、“救亡”论,或者是纯审美论,还是夏志清50年代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重写”理念影响了对后来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关于“重写”的讨论不仅是对以往思维定势的扭转,更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也是当代文学史,那些我们认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前人对历史的主观理解,是前人的当代史,现当代文学还在继续,新的历史还依然在被书写,因此,“重写文学史”口号只是“重写”工作的一个过程,“重写”还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不断发展,其对中国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也将继续。注释:①文学本体论在学界有三种:反映本体论、表现本体论、现象学本体论。此处特指从文学本身出发,认为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即现象学本体论。

作者:王锐 肖振宇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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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小说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阐发了自己的观点。王安忆认为,自新文学发端以来,过去的四十年是一个稳定的时代,职业作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持续性写作”则成为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时至今日,反思过往,类型小说的缺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问题所在。对此,王安忆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视点拉回到五四时期,从左翼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对立开始讲起。

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反思的同时,或者说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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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安忆

当然,顾彬先生这两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 种重要的参照。

在王安忆看来,担负启蒙责任的左翼文学占据了文学史话语的主流,我们所要纪念的新时期文学则是在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脉络当中稳健发展,带有知识分子化的对现实的批评、对民众的救赎等依旧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主题。但在这一脉络当中,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则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如此,未曾承担“社会任务”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中断,使得中国的类型小说尚且处于孕育阶段。故事在小说中消亡了,于是在过去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经验支撑着作者创作小说。当生活走向平稳之后,自我经验的缺失使得小说从社会走向学院,“小说本身是世俗讲故事的活动,进入到学府后则承担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然而责任感则逐渐从这些故事中抽离了。小说是世俗的,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很难与读者产生共情,非常损失。”王安忆不无担忧地说。除此之外,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介入或多或少对创作产生消极影响;而从西方获得对于现代化的崇敬与想象依旧是当下的问题所在。国际奖项的评选为作者、读者提供了一种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一价值判断背后似乎并非仅仅只有文学的因素。因此王安忆认为,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需要以警惕与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国际奖项”与其评选机制,不要“迷信”,避免随波逐流。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里,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那时这些报纸突然间有了一些言论空间,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

所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角度切入,重返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历史现场,就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

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在程光炜看来,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西方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和心理的隔阂,使得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师法于本国现代文学作家。与此同时,在历史语境的影响下,彼时的文学创作者热衷于“去政治化”的创作,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新的审美意识由是产生,而现代文学则能给其以营养。再者,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以“创作纯文学、优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为己任,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师法于前人小说创作手法,从非主流作家身上汲取营养似乎成为一条路径。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紧接着,程光炜以贾平凹师法于沈从文,王安忆师法于汪曾祺,铁凝师法于孙犁等为例,再次以丰富的史料佐证了现代文学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

“与其谈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现代作家及其作品打开了新时期文学创作者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这个当代文学史的罕见的洼地,就这样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思潮迅速填平了。”

因此,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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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要有中国的立场?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有所反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光炜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前苏联的榜样。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的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散文报告文学——与时代同行中的价值生成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自必新小说始”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一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则切合自身的经历与体验,以报告文学为考察对象,从非虚构的角度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进行了一定的梳理。

如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起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借助政治之力,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在丁晓原看来,过去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诗与思的结合;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时代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内敛;而到了新世纪,随着新闻媒体的转型,报告文学不再依赖原有的载体,转而关注非虚构叙事本身。紧接着,丁晓原以徐迟的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为例,说明报告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与此同时,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也承担着记录历史、存储记忆的功能。或许没有绝对的真实,但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得到了保留。与知识分子化的小说创作相似,报告文学也积极地介入、批判、反思时代,对此,丁晓原提出,发掘报告文学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是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着力的方向。

现在,几乎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这一紧张关系也达到极限,二者要产生更大的裂缝。这是外部的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下,历史实际表明,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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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独特性,汉语的非透明性语言特征,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的指控。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丁晓原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用西方的语言写作。帕慕克虽然用的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经验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辉煌的文学时代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与丁晓原相似,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亦是“七七级”的一员。作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亲历者,陈思和带领与会者回到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去体悟改革开放与文学的相互作用。

**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陶东风**

从卢新华《伤痕》的发表到刘心武《班主任》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陈思和还原了新时期初期文学产生的历史样貌,以打破人们对于文学史的单一想象。 “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个人产物,而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完成的”,陈思和感慨道,“旧的理论体系崩溃,新的理论体系尚未产生,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作者或许无意间触碰到了时代的痛点,于是文学讲述出了整个时代。所以在时代转型期,文学起到了独一无二且无法忽视的作用。” 紧接着,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代表作家的创作为线索,讲述了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的样貌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


“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四十年,但对新时期文学深刻研究的缺少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所在。随着媒体的发展与转型,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学需要与同时代的齿轮相吻合。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有限的,研究当下、研究同时代文学,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揭示出来,这是我们文学研究者需要做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去创作是当代文学书写者应当坚守的理念。”

西方“汉学”,包括对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甚至是重大的。这种影响和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不可分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参与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想象的建构,参与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知。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恩博的那本书《支那人的气质》对鲁迅等启蒙作家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影响。而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上的“汉学”,则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像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入的其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都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基本上是以正面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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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介绍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张宽的文章,因为他拿西方后殖民理论来反思汉学、反思中国的启蒙主义,把“汉学”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及西方的所谓“殖民话语”进行知识谱系上的勾连,批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另外,也是1993年,陈平原等主编的《文学史》丛刊第一辑发表了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这篇文章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质疑来源自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这本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刘禾的基本观点是:“国民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这个话语建构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决定性影响,鲁迅这些中国的启蒙作家和思想家不过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而已。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鲁迅、对汉学、对西方传教士著作的批评。比如说冯骥才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骥才的观点跟刘禾几乎一模一样,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们“高傲的面孔”。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西方的汉学就是属于“东方学”的范畴,是殖民扩张的一个产物,又反过来服务于殖民扩张。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传统也就是启蒙传统的激烈否定。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思和

下面我准备就这种思潮提一些问题,也提出一个我自己的初步思考。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到底西方的汉学,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对于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即使我们承认存在汉学家和传教士的影响,难道这种影响是单向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难道鲁迅等现代启蒙作家全部被西方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的殖民主义洗脑了?如果没有看过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就不会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来自何处?中国的作家是被解放后的官方意识形态洗脑了,还是被西方汉学家洗脑了?在刘禾等人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种单向决定论,一种单向的输入—灌输—植入—洗脑理论,好像鲁迅等中国作家在接受传教士或汉学家影响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鉴别力。比如刘禾说:“他根据斯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原来鲁迅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创造性的“翻译者”而已!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多元共生的文学景观

第二,除了传教士、汉学家的书,还有哪些其他的因素影响了鲁迅等作家的创作?如果有这些因素,到底哪个因素是最根本的?毋庸讳言,塑造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刘禾等人的传教士决定论首先犯了认识论上的“白板说”的谬误,而且和常识不符,与事实不符。稍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接二连三的改革失败以及越来越深的民族危机,是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语境与制约因素。正因为这样,即使没有传教士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会思考国民性问题,会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其次,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思考其实早在斯密斯的书出版以前就开始了,比如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许多批评中国人弱点的文章,如果说只有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才发现了“国民性”而且还中入了殖民主义的阴谋,这不仅不恰当地夸大了传教士话语的神奇力量,还贬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贵良教授主要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作以研究。

第三,估计海外汉学家、传教士的著作对于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或其他学科的影响和作用,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既然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热衷权力关系分析,那就应该好好分析中国20世纪的权力关系。在20世纪中国的各种人文社科知识中,到底哪种知识是支配性的?是海外“汉学”还是官方意识形态?就拿被张宽指责为与美帝国主义关系暧昧的夏志清为例。张宽称夏志清供职于美国军方,这个机构和美国军方有多少紧密的联系等等。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底是解放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思想,还是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解放后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史叙事到底是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念,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那里得到分析,不知道是由于无知还是胆怯?

晚清以来,翻译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战争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翻译作品相对较少,但整体来看,翻译文学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改革开放后,翻译文学可谓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半壁江山。翻译者的身份,也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兼职型”(兼具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转而为改革开放后的“专职型”翻译家。在文贵良看来,“作家”“翻译家”双重身份的分离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作家或许能更加关注创作本身,并不断追随创作手法的更新。与此同时,文贵良对晚清以来的翻译文学进行了梳理。以鲁迅《域外小说集》为例,晚清民国时期的翻译者主要以“文学趣味”为导向进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灰皮书、黄皮书则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导向影响翻译者的文学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引导翻译工作的因素经历了从“文学趣味”到“市场需求”的转变。就“市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影响而言,利弊相依。

第四,民族立场高于一切么?今天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批评在价值和目标上是民族主义取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以国族标准取代了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这和国民性批判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思考者从普遍的价值主体变成了褊狭的利益主体,是非善恶的判断被民族身份的分辨取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总是反复论证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描述导致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褊矮化”“自我贬低”,而不问启蒙思想家的自我反思是否可能对自己认识得更加清楚?是否合乎人类的普世价值。当然,他们或许根本就否定这种普世价值的存在,或者把所有普世价值统统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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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不准备在这里回答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近年来一个最大的谎言也是流传最广的谎言,就是认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从后殖民观点和立场反思批判西方汉学的人,往往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批判“五四”的启蒙主义,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学术乃至中国文化、道德的危机,根源在于激进的反传统。这种观点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在今天很流行、很时髦,畅通无阻,试问这是为什么?中国文学的危机到底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与五四传统的断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教授 文贵良

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肖鹰

与外国文学“走进来”同步,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也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对当代文学的持续跟踪翻译、外籍华裔作家在文坛上的活跃等现象对于中国文学被世界所接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贵良看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或许会碰撞出新的火花,而这一新元素将会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日前在京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有当代文学批评家宣称:中国当代文学60年在现代性的历史上的定位,“必须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来完成”。此话并非孤鸣独发,而是当代文学批评在近年来渐成声势的一个代表性的论调。

理论与创作的互动

在笔者看来,该论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伴随着“崛起的中国”意识形态而生的。这个论调的倡导者 认为,开放30年来,由于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学史叙述的话语霸权的影响,使中国本土学者丧失了对中国文学的话语权,而将“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收归为本土学者的文学史权力,则是重建本土学者的“文化立场”,恢复其话语权的必然之举——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这表达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

《文艺报》理论部编审周玉宁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积累,思想界启蒙的不断发展、写作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层级进步,使得当下的文学写作俨然呈现出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局面。但全新的阅读方式——“智性阅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周玉宁看来,“智性阅读”一方面体现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读者的阅读行为愈发理性;另一方面,写作空间的扩大化提高了写作难度;外加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造成阅读时间严重缩水,如此种种使得当代文学创作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什么“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是“中国自己的学者”的特权呢?这个论调的依据之一是,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在某些专治当代文学的本土学者们的眼中,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绝不能逃避“老外”的宿命,西方汉学家则还要加上一重“西方中心主义”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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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翻译成古汉语,就是惠施式的“子非鱼焉知鱼”之说。这种论调落实于文化实践,就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重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都是得益于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开放和融合的文化精神实践。中国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而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均具有超强的开放性和融合力。可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幸来谈“中国文化”,应当感谢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多年的文化建构中实践地否定了惠施式的“子非鱼”的封闭文化意识,而且发扬了庄子式的“磅礴万物以为一”的开放文化意识。这种开放文化意识是作为文化基因活跃在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的元素。

《文艺报》理论部编审 周玉宁

此外,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认为,“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崛起”的中国文化应当重申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来掌握“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定位权”,就是在文学史叙事中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用这些批评家的话说,是否掌握这个“定位权”,是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与否的表现。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存在而且应该进行“文化主权”之争。试问,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运动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主权”吗?这样把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挪用到文化研究,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它令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同时进行的两大创举:建筑长城和焚书坑儒。这两大创举的共同效用就是禁锢与拒绝。中国已经告别帝国时代100年了,但百年之后,大地上的长城早已成为一个单纯的历史象征,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建筑“文化长城”的心态却又“愤然崛起”!

“这是一个开启智性阅读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孕育着新型的写作人才,适应着新型社会的到来,所以智性阅读的开启意味着全新的写作和阅读,也许对社会进步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周玉宁以对未来文学创作与阅读活动的积极展望结束本次论坛的研讨。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法论的“去西方化”思潮的代表性表达,是晚近从西方归来的学者甘阳今年在一个访谈中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论调。姑且不论这是20世纪之初中西碰撞开始时就出现的旧调重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当代女作家刘索拉有一部小说,题为《剩下的都属于你》。对于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叙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时期写作”还剩下什么?

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西冲突中,究竟应当怎样重建中国学术的文化身份?我认为,20世纪早期的国学大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近百年来,我们都承认王国维、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的中国学术身份,然而,他们开辟的国学路线就是中西对话和交流的路线。王国维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陈寅恪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三证法”:“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这个“三证法”,既肯定了文化差异,又肯定了文化互补。相对于“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的文化自闭意识,“三证法”揭示了本土学术不可避免的盲点,它的学术理念是“中国人不能通过自身理解中国”。这就确定了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对于“国学”研究的本体意义。承认文化盲点,尊重文化差异,以差异修正盲点,是上世纪国学大师们给予我们发展中国学术的重要启示。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当代XX60年”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文学史概念。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自1942年以来,经历了近70年的历程,而非60年。如果我们承认当代文学的历程并未终结而且将继续发展,那么,以之为学术事业的学者和批评家们,就不应当附和当下的需要,热衷于做应景工程,而是应当放弃“子非鱼”式的文化排斥意识,深入当代文学仍然在展开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跨文化对话中,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实践为一个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在某个预定的时间由某个特定群体完成的意识形态工程。

认真说,中国当代文学亟需的不是“XX年的历史定位”,而是真正深刻而有尊严的文学批评。这种深刻而有尊严的文学批评,是坚持“长城心态”的文学批评家不能实践的。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现代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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