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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周恩来传

时间:2019-06-16 21:06来源:现代文字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时期,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后讲过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他不断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时,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代化”的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这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而来的,要由实现“工业化”而促进“现代化”。
  在上面这些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积累的经验,根据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实践的体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奋斗目标。当时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原来的“工业化”的标准显然不能起到长期奋斗目标的作用。“工业化”的标准,如果按照苏联的百分比要求,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70%,我国达到这个要求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我国,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说过,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这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的要求更为长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同时,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他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6年1月,他就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个思想,周恩来也是早就有了的。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是有发展的。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周恩来传。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步。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时限的要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起草工作,提议在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邓小平采纳了这个建议。报告写出后,送周恩来阅后得到了同意。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激昂有力的全国人民熟悉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起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接着,毛泽东又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解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33页)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当论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强调:“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已经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摘要: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从工业化起步并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他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开端。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回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留下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教益。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认知和实现从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性转化。

毛泽东;周恩来;四个现代化;选集;国民经济;工业化;国防;刘少奇;文化;五年计划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一五”计划;陈云;中财委;国民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

薛培松 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从工业化起步并以“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为标志的。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和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都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要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完整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并指出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从1953年“一五”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6、133页。)陈云作为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副总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回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留下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教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打造强国和民族复兴时代的雄厚物质基础这一极具现实性的重大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认知和实现从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历史性转化。

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我们党的正确决策和伟大创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从“一穷二白”到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是如何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呢?这有一个提出、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中国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构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掌握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则是一个一穷二白、千孔百疮的破烂摊子。毛泽东曾自问自答:“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也曾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一穷二白”的版图上绘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虽然也曾有过失误甚至重大失误,但是,就整体而言,其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影响是巨大深远的。从“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到“四五”计划时期(1971—1975年),在短短的20余年间,中国逐步也是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教育事业同样得到长足发展,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是免费教育,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教无类”。这些重大成就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1081页)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7页)他在报告中具体地分析了现代性工业发展的条件,指出了中国现代性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号召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强调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8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奥门新萄京8455,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宣布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执行。从这时起,党中央开始逐步地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现代化问题有了初步的概念。

我们始终行进在追求现代化的路途中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审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接着,毛泽东又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解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

一般而言,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经济现代化则是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所考察的现代化过程,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同年,周恩来在修改、审定政务院财经委在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稿时指出,不能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33页)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当论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强调:“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页)。

早在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目标的清晰描述。

1953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周恩来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要在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任务,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直行进在追求现代化的路途中。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世界现代化水平。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之中。1963年9月6日到9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由此,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党对“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进行了量化,即: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1980年初,邓小平进一步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此后,他又一再强调搞好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由此提出了“政治路线”的概念,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况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他要求把这条政治路线写入党章修正草案,并认为不管草案中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到1987年,邓小平逐步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指出通过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号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的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8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科学文化”的问题。由此可见,在“一五”期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思想。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实践的新推进,具体步骤有所调整,但是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则是稳定的。

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正式形成

十九大的战略新安排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内涵

从1956年到1965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许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十年,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四个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开拓和探索的十年。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二○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既是一种“提速”,更是一种“提质”。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精神,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体现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确立“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4页)的设想。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的标题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党的文献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月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都提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这里虽然讲的是三个方面的现代化,但实际上是已把原来讲的“现代交通运输业”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了。把“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并提,表明我们党已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提法,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在正式场合和正式文件中,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1956年1月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182页)1957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时,又说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因为“交通运输业”现代化既已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所以以后就不再单独列出来了。周恩来关于“现代科技”的提法和把交通运输业纳入工业之中的主张,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所谓现代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程度的综合指标。它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过程来看,是指通过不断变革满足现代需要;从结果来看,是指技术先进,一般是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同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务。

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制度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系统。

1959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党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目的是进一步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所谓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系统。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认真地仔细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他在各地经过广泛征询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和反复思考之后,在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明确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6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而为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所谓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构成的,能够较好满足现代需要的有机统一整体。它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与传统经济相比较而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出特征,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

1960年1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会上,除了传达这年1月毛泽东在读此书时的讲话外,还印发了去年11月刘少奇的发言记录。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还考虑到文化本来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于是,他便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提法的变动,使得“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更加准确了。周恩来在读该书时指出:四个现代化,使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这里已经没有把“科学”同“文化”并提。

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体系,是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经济体系,是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体系。

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除客观上遭受自然灾害外,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为了扭转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方针。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年冬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六十年代初,刘少奇还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主张。后来,全国试办了12个类型的专业公司。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和认识是正确的。看来,办托拉斯是符合现代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新时代应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总体安排,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党的十九大还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率领调查组,分别到各地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注意了解农村的现状,从而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又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正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际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正是由于实事求是地执行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好转。

从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伟大飞跃,是一种清醒和理性,是一种自觉和自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是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任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必将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中国必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最大的中国贡献。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关键。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这年8月,周恩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他指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还说,“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9页)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对今后的经济建设任务,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同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作者简介

此后,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在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明确规定为我国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

姓名:林建华 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64年9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作了修改,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同年12月,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作了修改,把“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改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

职务:院长 职称:教授

1964年12月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12月21日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文革”期间,晚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祖国的四化大业,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他们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劳成疾,忍着病痛,随时准备好了建设大计,力争国家建设早日走上正轨,“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直到1975年1月,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胜利召开。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受毛泽东的重托,在大会上再次宣布了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理想。周恩来在他生前最后一次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公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的最大遗愿。

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已经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确立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时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规定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在四个现代化的叙述顺序上,又恢复了五十年代把“工业”放在“农业”前面的提法,是符合四个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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