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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

时间:2019-11-30 14:35来源:现代文字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普遍认为,1931年至1934年(其时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扎瑞金,史称“瑞金时期”),是毛泽东身处逆境的时期。此时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却是个有名无实的“加里宁式”(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的角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有着作对毛泽东的这段境遇则有如下总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事情果真如此吗?毛泽东那时的真实境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亟须外侵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①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②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原标题: 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⑿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⒀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⒁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⒂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⒃
  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受了几次大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靠边站,仍有许多发挥其才华和作用的舞台

这一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④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奥门新萄京8455,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摘要]反“罗明路线”,其实就是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进攻路线。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⒄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受了不指名的批评,但在组织上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一苏大时,仍然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如期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按照赤色中国的军事领导体制,他因此也拥有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此前,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此事的前景与安排;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详细询问兵暴的准备情况,并予以指示。此后,毛泽东以上述双重身份,负责指导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⒀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如此看来,博古当年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博古的责难、非难,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了。博古关于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错误和弱点的总结,反映了他自觉接受、遵循国际路线和国际指示的思想特点,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左”倾色彩(排斥“第三势力”即所谓“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等)。这在当年中共从属于共产国际、而后者对前者掌控太多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够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⒅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临时中央那时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⒆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⒇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21)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时断时续,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彻底失去这一职务。但他还有中革军委委员的头衔。红军攻打赣州失利,中革军委从前方急电,请毛泽东暂停在瑞金东华山的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虽然事前曾极力反对攻打赣州,但他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为解赣州之围出谋划策,立下大功。赣州撤围后,他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行动,取得龙岩、漳州大捷。东路军回师赣南两个月后,毛泽东复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身份,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认清自身形势?是攻打城市还是积极防御寻求外围突破?是寻求国共合作还是对抗到底?是延续“左”倾路线还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择,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历史走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⒁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⒂。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⒅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围剿’的总结”。如严格按语法表述,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虽然,用博古的话来说,这只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得到一些并不一般的简单的信息和认识。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请病假到后方休养4个月后,于1933年2月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这算是名至实归了。此前,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由副主席项英实际主持。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止,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是有职有权的。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1月初日军攻占了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热河全县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京津危险在即。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请缨杀敌,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陷入孤战无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⒆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⒇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严峻形势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不仅主持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领衔颁布了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法律法令与制度,而且主持、主导了中央苏区一系列重大会议和中心工作。如武阳赠旗万人大会、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以及相应的查田运动、选举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在这些会上,他都作了主题报告或重要讲话。二苏大上,他更是独领风骚,不单致了开幕辞,还用两天时间作了长篇政府工作报告,又就代表讨论报告的情况作了结论。大会闭幕时,他还致了闭幕辞。另外,会前,他在二苏大阅兵典礼上讲了话;会中,又由大会主席团推举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向扩红运动优胜单位授奖。这一切,使得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工农群众以至共产国际心目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代表的地位。他的各种报告、讲话、文章,赫然刊登在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刊——《斗争》、《红色中华》上,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也刊登他的文章,因此彰显和宣传了他的执政理念与主张。如:“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意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要,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敌方,“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

由于毛泽东的呼吁和努力,政府工作在苏区一切都要服从、服务于战争的大前提下,得到空前的突显、提升和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中央苏区工作因而不断形成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反腐倡廉、查田、选举及扩红的一个个高潮,并且取得很大成绩,为中共治国安民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骨干和人才。

兴衰在即,危难当头,共产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5月26日,中共党员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当即成立张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军,并在同盟军内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顺应大势的抗日同盟军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多人。6月起,同盟军连续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8月,冯玉祥撤销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10月16日,成立仅143天的同盟军彻底失败。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竟也取得了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于是,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将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① 《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
  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
  ⑧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页。
  ⑩ 《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页。
  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⒁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页。
  ⒂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页。
  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页。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页。
  (26)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49号,1933年10月10日。
  (28)《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页。
  (30)《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页。
  (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
  (32)《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页。
  (3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页。
  (34)《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35)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5日。
  (36)《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37)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页。
  (38)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39)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34年6月22日。
  (40)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4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3)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页。
  (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45)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34年9月20日。
  (4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47)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页。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页。

此外,毛泽东还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代表中央政府,出席、指导多个群众团体的成立大会,以及各种群众集会和庆典活动;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发表重要政见。他还受命筹建培养政府干部的苏维埃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应邀到红军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工农剧社等处演讲,更是家常便饭。

这次中国共产党联合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民主浪潮,促进部分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到,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有利于革命的,就应当成为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为了取得新的决战的胜利,对第四次反“围剿”作一个总结,从正反两方面为决战提供借鉴,以便再接再厉,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诚如博古自己所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敌人今天疯狂般地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时候。”由此可见,博古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其时的毛泽东虽然常常在党内挨批,但并没有因此靠边站,还是得到相当高的组织信任、群众拥护,还是有广阔的舞台供他施展才华。他在苏区的政权、经济、文化、武装等各项建设方面都有所建树和贡献。他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状况,利用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契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能够有效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看待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力量,甚至认为抗日同盟军首领冯玉祥与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而同盟军内的共产党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不正确认识,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消极抗日,导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族救亡事业屡屡受阻。

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经验

在革命工作上,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

至此,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仍掣肘着抗日同盟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陷入困境。这一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了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和查田运动,第五次反“围剿”也遭到失败。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是从分析击破四次“围剿”的基础入手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依据的基础、亦即胜利的条件有四个: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党的其他高级干部乃至“左”倾错误代表人物博古,也与毛泽东有不少相同见解。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能在苏区时期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全面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提出“红军不能冒进硬打”,“应在游击战、运动战中提高战斗力”,“向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发展”等合理化建议,却被扣上了“动摇怯懦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帽子。2月,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即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这些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为后来中共中央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导致红军陷入困境留下了隐患。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红军走上了“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表现在游击队习气的逐渐克服,战略战术指挥的更新,政治机关的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骨干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队的大量增加等。

就党内而言,毛泽东也罢,博古也罢,他们及各自代表的一部分人,终归都是共产主义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论信条,造成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相关政策策略上,必然有共同之处。毛泽东本人就说过: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查田运动。查田运动本身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共临时中央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使运动产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阶级的严重后果。此举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使红军的扩大也遇到了困难。所幸,苏维埃临时中央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他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这两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明确了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纠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此时,毛泽东已在调查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科学的认识,奠定了土地斗争阶级路线的基础。他在艰苦的政治环境下,既维护大局,又实事求是,把“左”倾错误的损害降到最低。党的革命事业正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性的决策、豁达的气度中不断锤炼升华、发展壮大。

第二,“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一方面热烈自动地参加红军,愿以生命捍卫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借谷、退还公债、节省粮食和开支,同时搞好农业生产,来支持革命战争。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比起对各项工作的阻滞和对党内作风的破坏,“左”倾错误方针在战时提出错误的军事战略则危害更大,会使党和军队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三,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还得到了国民党区域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向陕鄂边和四川的远征中,得到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巴中县城的占领,也有四郊农民暴动的功劳。又如上海工人用尽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包括反对国民党当局征收“剿赤”捐,发起捐献一个铜板为红军购买飞机的群众募捐,组织对过往红军的欢迎活动,抵制黄色工会提出的组织剿共“义勇军”提议等。

不妨拿毛泽东和博古在几个问题上的言论作番比对,看看彼此间是不是一致或相近。

经过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广大根据地人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基础更为牢固。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革命形势本该趋向有利。但在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直接造成了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第四,“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这种正确领导,体现在坚决开展了反对以“罗明路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党的工作方式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

关于民族解放道路。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了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博古在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三个月后撰文指出:“要救中国民族,要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没有别的希望和道路,只有人民自己的团结,自己的组织,武装自己,推翻国民党政治,建立自己的民众政权,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这里所说的“民众政权”,博古已点明是苏维埃政权。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准备的时间最足,主力北路军排以上7500余名军官全部轮训一遍;战略战术研究最细,悉心研究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战争规格最高,他亲自挂帅总司令,调集了嫡系部队倾巢出动;部署军力最多,人数多达百万,其中50万兵力直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实力悬殊,又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在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国民党部队迅速占领苏区北大门黎川。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放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照搬苏联红军经验,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尽管当时党内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但红军指战员依然遵循组织纪律原则,坚决执行命令,与敌人进行了硬碰硬的殊死决战。在随后的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中,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中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红军在其他战役、战斗中均惨遭失利。在历次反“围剿”中战绩赫赫的红三军团,这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临时中央机械地照搬照抄别国革命经验和“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的革命斗争遭遇了重大挫折。

显然,博古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分析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条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条有些让人费解、甚至反对外,其他三条还是实事求是、颇能服众的。不过,对当年红军的正规化建设的是非功过,后人却有不一样的评判。否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军队建设上的反映,是跟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唱反调的;强调红军正规化,取消了红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两大任务,使红军成了单纯打仗的机器。肯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红军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红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这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关于革命战争的伟力所在。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博古强调:“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

在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战局似乎又出现了转机。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了大量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惊慌的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入闽“讨逆”。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如果临时中央能在这个关键节点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将十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

笔者无意于就上述看法进行分析论辩,倒愿意翻开当事人当年的言论来说明问题。先看看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的有关论述,他在“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部分,谈到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时说:

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博古认为:“查田运动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执行中央局决议中所规定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地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地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要经过查田运动去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巩固中农对无产阶级的信任。”

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指出红三、红五军团应趁敌不备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将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围攻线,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与敌军“换防”,威胁敌之根本重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与红军所处的困境。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这些意见是不对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博古也认为:“为着保证战争的胜利,初步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同志以为在内战的环境中谁要提出经济建设的任务等,那便是‘和平建设’,那便是机会主义。又有些同志以为经济建设是今天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它是高于一切的。我想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又害怕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拒绝采纳上述意见,依然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内线作战。最终,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蒋介石继而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关于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博古认为:“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与政策应该从严格的估计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出发,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实质出发,从巩固无产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联盟及巩固与加强在这个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因为苏区在经济上比较落后,没有重要的工业中心,“所以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是更加不能容许与更加有害的。一切关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立’及‘消灭富农’,等等的空谈,不仅是今天没有能力完成的乌托邦,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半托尔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之重复”。在没有任何可能来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情况下,“用不着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要“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利用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经济地位以造成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伤了同盟者的心,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尽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处境陷入极度的被动,但党在这一时期依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

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除军事“围剿”外,国民党对付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主要手段就是经济封锁,这客观上也加剧了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逐渐出现工商业凋零、日用品囤积居奇、部分地方缺粮饥荒等局面,苏维埃临时中央意识到,只有积极进行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积累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省、县三级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同国统区开展贸易活动,此举后来甚至为国民党所效仿。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采取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私人事业共同发展且以前两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目的在于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使用。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根据地克服困难进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建设。中央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还创办各类专业类学校、夜校、补习班等,培养各个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文化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开始实行策略上的转变,通过党外多种渠道开展活动,使工作能够有效扩大范围,并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限制和查禁的各种进步文化作品得以面世,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重新恢复,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发挥了战斗号角作用,推动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实际逐渐结合,同时积极传播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中间性报刊,甚至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报刊中,他们还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逐步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极大影响了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为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持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党和红军中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促使毛泽东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为抵制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庸俗化的做法,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找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办法,纠正了苏区一些党员干部脱离实际乱发议论、脱离群众盲目瞎指挥等不良倾向,在党和红军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针对苏区存在的贪腐作风,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1933年,中国共产党困难重重,风雨飘摇。在民族危难面前,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剿共”与“联共”的力量并存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复杂动荡。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内部也存在分化,因而片面主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甚至决战,从理论上实践上对共产国际盲从照搬。共产国际本身存在理论的不完备和组织的缺陷,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最终导致了革命的重大挫折。

1933年,革命事业在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仍在艰辛探索。艰难困苦孕育着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对真理的不懈坚持和探索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毛泽东重回核心,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回到正确的轨迹,在艰难险阻的革命征途上继续追寻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希望之光。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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