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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传

时间:2019-11-09 12:40来源:现代文字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①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②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传。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传。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在九月二十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①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相对抗,为了统一领导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各地代表尚未选出,交通不便,中央苏区又正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因此,项英、毛泽东、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令,将大会延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②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要先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朱德、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政治、红军、工会运动等决议案。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错误地批评中央苏区的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局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严重。”提出“要集中人力反对右倾”。③在政治决议案中,指责中央苏区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并强调:“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④,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指责说:“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

能屈能伸,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那段岁月,是他人生中最失意且又极其难熬的日子——受排挤,遭打击,挨批判,被撤职,经历了诸多磨难,心情很不舒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中央苏区过了四年的小媳妇生活。这段难忘的岁月,让毛泽东刻骨铭心,此后他曾多次提及过。然而,毛泽东有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伟大的抱负,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他最终能够战胜对手,也战胜自己,度过艰难险阻,得以脱颖而出。 一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他们凝聚了许多心血的红四军挥戈东向,二次入闽。不久,就解放了长汀、永定、龙岩3个县城,开创了闽西工农割据的新局面,为后来全面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付出了辛勤劳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这时,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他不顾其他人的阻止和反对,立即展开了一场关于红四军建设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样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早在1928年4月,红四军就已经成立了军委。而且在红四军的六大会上,一致选举朱德为军委书记。到1929年2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中共红四军前委作出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当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来到红四军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他任临时军委书记。这时的刘安恭把苏联党内斗争组成派别进行大辩论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红四军,四处游说,进行非组织活动。在他的挑拨下,以至形成了一部分人拥毛、一部分人拥朱的不正常现象。特别是在湖雷会议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一种意见要求设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争论来争论去,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和结论。于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不但争论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反而以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作风遭到批评,还给了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随后的前委书记的选举中毛泽东落选了,陈毅取代了他。这次会后,7月8日,毛泽东离开了他凝聚了不少心血的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和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等同志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指导和开展地方工作。没多久,毛泽东患上了疟疾,且病情严重,先后到上杭的苏家坡、大洋坝等地养病。可以说,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失意的岁月。分开后的陈毅、朱德仍时常惦记着毛泽东。陈毅在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之前,专门来到蛟洋毛泽东的住处,十分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你是不是能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以身体不好为由,执意不肯出山。陈毅深知毛泽东的性格,便没有再说什么,就同毛泽东告别了。朱德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回到红四军,回到前委。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毛红军,朱离开了毛怎么能过冬啊!在战斗间隙,他十分惦记毛泽东,常对康克清说:不知老毛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不久,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完后回到了红四军,并带回了中央九月来信。朱德和陈毅联名致信在上杭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为表示诚意,他们还派部队前去迎接他。此时的毛泽东读了中央九月来信后,心情豁然开朗,身体似乎也好了许多。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仍然立刻回到了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再次相见,互相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表示愿意主持前委工作。 二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11月1日至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此前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就遭受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这次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等继续遭到批评和责难。把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并被扣上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也成为了党内右倾的代表,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赣南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这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主席的称呼一直伴随了他一生。然而,按照中央指示和大会决议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只是15名委员中的一个。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总前委等组织机构,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也相应取消。所有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这样,毛泽东继红四军七大后,再一次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虽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可以说并没有实际的权力,政府日常工作也多是由副主席项英打理。不久,毛泽东便去了东华山休养。临行前,毛泽东顾全大局,以红军利益为重,一再对周恩来和项英说:如前方有事,我会随叫随到。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虽遭朱德、王稼祥等人的坚决反对,仍然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结果,久攻未能得手,情况极其危急。这时,项英急匆匆地从瑞金赶往东华山古庙,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说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并转交了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一直在关注赣州前线战事的毛泽东,以红军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刻带上警卫班冒雨赶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部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危。当晚,毛泽东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线。 三 赣州战役,使朱德、周恩来越来越感到红军离不开毛泽东,毛泽东也离不开红军,希望毛泽东重新回到红一方面军指挥作战。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苏区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线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这样,毛泽东终于又回到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重新与朱德、周恩来一起领导、指挥红一方面军。然而,此前的赣南会议并没有消除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相反,在以后多次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分歧越来越大,且已达到了尖锐的程度。毛泽东简直成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眼中钉。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局成员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这次会议把矛头更加突出地指向了毛泽东,特别是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因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思想,而被中央冠以纯粹防御路线,认为其消极态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会上毛泽东据理力争,并得到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支持,但是仍遭到苏区中央局后方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反驳被看作是和中央对着干,是对自己错误思想的一意孤行,是目无领导的狂妄自大。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周恩来用此前数次的经验教训明确表示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朱德、王稼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会议最后采取了周恩来的折中方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当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话别时,毛泽东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就这样,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第三次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会后不久,中革军委一纸通令,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代之。毛泽东被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也从上海迁入苏区,毛泽东的命运再次雪上加霜,支持毛泽东路线的罗、邓、毛、谢、古也遭到了批判,毛泽东更加孤立。接着,博古又免去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张闻天接任,此时的毛泽东就只剩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他去了长汀的福音医院养病,在这里住了三四个月。他在1965年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时,曾回忆起这段历史。毛泽东调侃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内心是多么的憋屈和辛酸,有着难以掩饰的不平。然而,排挤归排挤,打击归打击,毛泽东有着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他在逆境中没有被压力击垮,用工作来打发时光,调节心态,充实自己。在休养的日子里,坚持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他利用早上和傍晚的时间去找农民谈心拉家常,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还征求农民兄弟对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与要求。休养四个月,毛泽东搞了四个月的深入调查,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不朽的光辉文献。这些着作后来全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后来,毛泽东被中央召回,到瑞金按照中央的安排,从事一些政府事务性工作。例如,1933年6月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通过广泛的查田,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动员、战事筹款以及扩展红军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他还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工作亲历亲为。毛泽东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红军的数次反围剿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支撑和后方保障。毛泽东在度过这些失意的日子后不久,1935年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从这时起,毛泽东进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走上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6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④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⑦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⑧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⑨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⑩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⑾
  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提出:“在红军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最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的提高。”⑤在这个决议案中,还规定在红军中取消党的委员会,以政治委员为全权代表,代替党委会的集体领导。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⒀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尽管这样,中共临时中央对这次大会仍很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批评这次大会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⒁
  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⒂。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⒅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⑥在临时中央看来,这次大会只批评毛泽东等是“狭隘的经验论”远远不够,应该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⒆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⒇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苏区党代会闭幕后,朱德又于十一月七日出席在瑞金以东的叶坪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十四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列席代表有五百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还有些来自红军、全总、海员等处。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
  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上午,在叶坪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受检阅的红军队伍,身穿整齐的灰布军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排排站在广场上。朱德、毛泽东等登上主席台。随后,他们在总参谋长叶剑英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暲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
  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下午,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在会场附近举行提灯晚会。朱德被代表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在大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十一月十五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他走向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久久不息。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要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⑦十一月十九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十一月二十日,代表大会闭幕。

  ④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当时,各苏区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274_1.bmp}“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己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

  ⑤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驻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这个部队里工作过,共产党的主张在这个部队中有一定的影响。

  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投向蒋介石,被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该路军总指挥,于一九三一年春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剿赤”。第二十六路军是北方军队,并不愿意去南方同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第二十六路军的第二十六师被红军歼灭过半。那些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曾耳闻目睹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和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事实,看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士兵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被释放回去后,便把所见所闻在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又引起第二十六路军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杂牌军”的种种歧视和压制,更激起官兵们的极大愤慨。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赵博生等和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派袁血卒(又名袁汉澄)到瑞金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听取指示。袁血卒到瑞金后,先在红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德。袁血卒回忆说:“到了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见了我。朱总司令以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调问我:‘你是地下党员吗?,我说:‘是。我是朱瑞叫来的。’他亲手给我倒满了一碗水,继续问:‘你们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人?’我说:‘浦口点名时有两万人,实际上没那么多。后来病死了不少。’朱总司令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你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⑧第二天,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到会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左权、李富春、刘伯坚。会议听取袁血率的汇报,并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会后,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对武装起义作了重要指示。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袁血卒带着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返回宁都,并向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亚等作了汇报。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名官兵,带着两万支枪,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经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第五军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⑨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十二月十六日,起义军刚开到苏区石城地区,朱德就从瑞金赶到这里。他去看望起义军的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郊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红区两重天呀!”⑨第二十六路军都是北方人,在南方有语言隔阂,难以做群众工作,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为了帮助他们,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从红军中调一批战斗员充实红五军团。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出席在石城的秋溪举行的庆祝整编胜利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勉励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巩固整编成果,不断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二十四日,朱德又出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的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和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宁都暴动有很大意义,希望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能和我们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及帝国主义。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和王稼样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而国民党却“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还“不准兵士抵抗”。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一起努力!”⑩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一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朱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的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回忆说:“我最早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我们宁都暴动的队伍开进苏区整编。整编前,我在赵博生同志兼任军长的十四军军部任参谋。赵让我首先带着近三百人的参观团到瑞金参观。”“第二天,听说朱老总要来给我们讲话,大家很高兴。早饭后,我把队伍带到驻地的词堂前,我对大家说:‘今天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来讲话,我们要遵守纪律,注意听,能做笔记的做笔记’??。我这么说着,朱德同志已经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德。’我一听,赶忙从讲台上下来,请他上台讲话。朱老总讲了个把钟头,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的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11)另一位参加宁都起义的苏进也回忆道:“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和我三人,在刘伯坚的陪同下,到瑞金东北十五里的叶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其他首长。”“朱总司令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中间地上放着一个炭火盆,床上一条红色的长毛毯子,算是这里唯一的高级用品了。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夹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让我们围炉喝水。我们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请他讲解十大政纲中我们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如何从旧军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谈着,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已晚,我们就住宿在叶坪了。”(12)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朱德和周恩来介绍季振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旧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日益扩大,中央红军不断壮大。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革命力量仍然是弱小的。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相继下达许多错误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断言:“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13)十二月三日,在一个紧急通知中要求:“尤其是中央区,现在必须立刻向敌人进攻,向西南发展,同湘赣苏区打成一片。”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14)第二天又发出训令,再次要求,“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15)。同月六日,在《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中提出:“江西敌情现侧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如何望讨论执行。”(16)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这样估量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稀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根据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设想,他们要求红军立即行动,“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7)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时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的过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也不同意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夺取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意见。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多次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最迫切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要不要攻打赣州。对此,会上发生了争论。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开始在湍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18)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得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局会议的决定。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中央红军的目前任务应该“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9)训令还规定红三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闽西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负责指挥支作战军。后来,红三军、红五军团也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斗。

  (13)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和章水两条河流的汇合点上,东、西、北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赣州又是赣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咽喉。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在又高又厚的城墙周围又修筑了密集的堡垒群,防御工事十分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城内驻有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是马崑,约三千人。此外,还有集结在这里的各地地主武装约一万人,守军共达一万三千人。离赣州北面不远的峡江、吉安、万安等地,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随时可以增援赣州;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还驻有粤军陈济棠的部队。地形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对红军都是十分不利的。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一月十人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命令部队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进攻赣州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扫清了外围工事。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攻城。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难以进行,守军又进行顽强抵抗,所以,经数日围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红军伤亡很重。二月二十八日,朱德、王稼祥赶到赣州城附近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同彭德怀一起指挥攻城战斗。二月二十九日,陈诚奉蒋介石的命令,派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和两个独立旅共约两万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进至赣州西北郊。攻城红军共约一万四千人,双方力量悬殊。罗卓英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使红军处于遭受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

  (15)

  三月一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又发布训令:“我军围攻赣城直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天,中间一度爆炸,以技术不精,攻城未克,而敌援已至。可是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红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迅速的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20)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相差大大,守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经过几天激战,仍不能攻进城去。中革军委不得不在三月七日下令撤围赣州。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这次攻打赣州的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红军伤亡巨大,仅红三军团就损失三千多人,还丧失了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有利时机,教训是沉痛的。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朱德对这次历史教训,在若干年后仍牢记心中,并经常用来教育后人。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一九四四年他曾指出。

奥门新萄京8455,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25)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26)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这一胜利(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者注)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21)曾在朱德身边工作的沈毓珂回忆说:“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经江西铅山县到闽西视察。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途经武夷山时,汽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到达岭头时,他特意走下车来,爬到一个小山包上盼望了好久。当他看到那一带层峦叠峰,连峰矗天的形势,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挺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面发展,但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结果力量分散,使我军更加被动,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后,才扭转了当时的形势。”(22)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绕在朱德心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挥毫写下《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出击求巩固,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灭敌在此间。(23)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30)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31)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32)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撤围赣州后,朱德等指挥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红四军、红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七军、红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红十三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两个旅,约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

  三月中旬,朱德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会议总结了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

  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三月十八日发布训令,指出:“我工农红军应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中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中对两路红军的任务的部署是:“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甫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24)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领中革军委移驻雩都。同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改中路军为东路军,向闽西活动一段时间。“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

  这时,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33)。

  (25)以后再按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停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一月七日下达攻击俯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便撤回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役结束后,朱德写了《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这次红军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35)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事实上是宁都会议上那场争论的继续。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36)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37)一月十六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39)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40)前方依然不同意中央局这些指示,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局和中央陈述前方的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并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41)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劝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42)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43)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在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44)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们果断地决定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看准了陈诚部渴求决战的这一意图,朱德、周恩来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减部主力东向。

  而红军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这样,陈诚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向黄陂推进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现已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它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45)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四、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地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朱德、周恩来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给以指示,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情况怎么样啊?”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接着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46)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细雨绵绵。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毫不戒备地向前行进。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行动。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戒备,不知所借,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

  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枝。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47)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48)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49);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又扑了个空。

  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为后纵队,共六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在谈到陈诚的这一新计划时,说:“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50)

  朱德、周恩来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将计就计,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陈诚部果然被这样调动了。三月二十日,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肢、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华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出现了各个击破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51)当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2)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遵照朱德、周恩来的命令,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晓,以一部分兵力籍制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该师同第十一师的联系;以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到下午三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随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迅速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眼看着后纵队被歼,却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只得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53)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54)朱德、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

  为了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在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

  他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内线作战的原则,是在敌人分进而来合击时,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少数兵力箝制其另几路或迷惑之,次第各个击破敌人。“红一方面军灵活地运用上述原则,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55)在谈到战术原则时,朱德说:“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56)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57)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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