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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第十二章,的由来及其终结

时间:2019-11-09 12:40来源:现代文字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奥门新萄京8455:第十二章,的由来及其终结。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①《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⑤同上书,第82页。
  ⑥《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⑧同上书,第166-172页。
  ⑨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⑩同上书,第58页。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奥门新萄京8455 1华国锋 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拨乱反正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头两年拨乱反正呈现徘徊的局面?这和华国锋的错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面临的两种选择 “四害不除,国无宁日”。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在北京,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开怀畅饮,欢庆胜利。在上海,“彩灯辉映浦江月,红心飞越。两岸齐奏欢庆曲,鞭炮报捷。‘四人帮’砸裂,篡党阴谋扑灭。红旗猎猎,生产腾跃。一万声欢悦,磐石样团结。欢呼劲风扫落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渴望医治创伤,改变面貌。 当时我们党面临10年内乱的严重恶果:百业俱废,冤案遍地,是非颠倒,问题成山。 从经济上看,百业俱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1974—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损失1000亿元。钢产量大幅度下降,1976年只产了2041万吨,低于1971年,倒退了五年,同正常速度相比,大约少生产钢2800万吨。一些地区,特别是云、贵、川、闽、浙、赣等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有些由粜粮省变为籴粮省。 由于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同正常增长速度相比,三年大约少收400亿元。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四人帮”庇护下,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田园荒芜,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10年内乱使工农业生产总值损失5000多亿元,相当于全国40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 从政治上看,冤案遍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729511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34800多人。总之,冤狱遍布全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从思想文化上看,是非颠倒,问题成山。林彪、“四人帮”鼓吹极“左”思潮,散布种种谬论,如“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大批“唯生产力”论等,造成思想严重混乱。这些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亟待澄清。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造成文化专制,百花凋零,学校关闭,教育倒退,科学落后,文盲增多,极“左”思潮大泛滥。影响所及,内伤严重,党风党纪破坏严重,无形损失更大。“关系学盛行,走后门成风”,损害党的肌体,败坏社会风尚,所有这些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扭转过来。 但是,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党的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前进,是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几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出现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 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 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另一方面,当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对“四人帮”赖以活动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因而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并且今后仍将享有崇高的威望。 对于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在内,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进行自我批评,是能否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历史已经把全面清理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作出回答。 这时,党和人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使全党全国的工作真正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是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要求。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就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这是一种无视人民意志和背离历史潮流的错误方针。从这里产生了拨乱反正和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因而出现了步履艰难、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 造成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前进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我们党对于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成为拨乱反正的严重阻力。 华国锋的错误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1976年10月以后,在许多方面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沿袭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由此产生了拨乱反正与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在政治上,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恢复邓小乎工作和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上。能否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引上正轨的严峻考验。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1977年1月,李冬民和十多个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却罗织罪名,将李冬民逮捕,搞了个伪证,把这一案件罗织成“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的假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假案才得到平反),并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那时,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理所当然地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代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不顾华国锋的阻挠,在会上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说,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这些义正词严的发言竟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其次,还表现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的态度。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以前,邓小平曾对华国锋授意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原稿中讲述党内走资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等问题统统删去。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中继续沿用并加以系统发挥,照常宣扬。十一大代表中的不少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中的这些错误论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坚持他的这一套错误看法。 此外,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的讲话、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在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的专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里,都表现得十分清楚,证明他是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的。 再次,追查政治谣言。1977年1月20日,辽宁省委电告中央,在旅大市委、市革委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其中有的批了吴德、陈锡联、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也有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还有两幅大标语,其内容一是“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二是“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这只不过是表达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而已。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对此大字报、大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 华国锋看了这份请示电文批道:“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同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发了中央5号、6号文件,3月28日批转了国务院30号文件。文件规定,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据统计,从1977年1月至4月,在上海、长春先后杀了王辛酉、史云峰等一类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志士,全国共达44人之多,又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陈云说,这时的政治气氛是大有杀气。胡耀邦讲,这半年,叫做阴风习习,杀气腾腾。 最后,表现为对待南海舰队重大事故的错误态度。1978年4月,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港爆炸沉没,这是我人民海军建军以来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大事故。邓小平严肃地批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麻木不仁,指示海军要切实进行整顿。苏振华对此极为不满,4月12日到华国锋处告状,谈了五个小时。身为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对苏振华的失职错误不仅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毫无原则地袒护苏振华说:“不要怕,打不倒”,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就要去朝鲜访问,访问回来以后,到大连检阅海军,对你们予以支持。”苏振华与华国锋商定,准备动用120艘军舰,80架飞机,在大连搞一次海军大检阅。苏振华把华国锋和他谈话的内容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当时海军的同志就提出,按照制度规定,这样重大的行动应向军委总参谋部报告,苏振华置之不理。 后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杨国宇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当即请示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大连举行海军大检阅一事才被制止下来。事实上,那时苏振华已在旅顺集中了70多艘舰艇、20多架飞机。华国锋不和邓小平商量,不经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不顾在国内外发生严重影响和政治后果,擅自决定要在大连搞海军大检阅,迎合苏振华的错误情绪,这是十分有害的。 邓小平曾在中央会议上当面对华国锋说,这是一种较量。苏振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吹捧华国锋说:“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他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时又说,他这次到中央来,是华主席要他回北京,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在海军里,苏振华依仗华国锋在一封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振华同志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定的”,便有所恃而不恐,在海军清查中搞扩大化,大整对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少人就是因为对华国锋的批示的态度有问题而被办班、批判的。 在思想上,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要阻止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两个凡是”,在思想路线上,是林彪的“句句照办”和“四人帮”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继续,在政治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创始人,并且长期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后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这就是他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雏形。 Ⅱ977年1月,华国锋授意写作班子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去。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文件,不谈这些问题。在起草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华国锋亲自召集起草人开过一次会议,很系统地讲了起草这篇讲话的想法。后来,他在会上的讲话稿,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整理修饰而成的。 2月3日,汪东兴说讲话要推迟,先发表社论,要写作班子把华国锋讲话稿中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段话,移到社论里去。这篇社论经汪东兴审定,报送华国锋批准。匆匆忙忙于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样,“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公开抛出了。由此可见,不仅“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属于华国锋,而且搞“两个凡是”的目的和用意也是他提出的,就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这同“四人帮”宣扬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从思想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1978年12月23日,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仿佛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时指出,现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主张继承、捍卫毛泽东的旗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 这就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不同,大家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而华国锋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胡耀邦深刻地指出,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了华国锋对待毛泽东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华国锋真的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坚决支持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事实恰好相反。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党内外同志用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强烈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拨乱反正时,华国锋、汪东兴竟出来对这场讨论横加责难和压制。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华国锋还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并且找人谈话,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在全国是最后表态的。他用各种办法,企图扼杀这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事实表明,他们是搞实用主义,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 在组织上,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小班底。 华国锋拖延和阻挠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很突出的。例如,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提出这是错案,应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多次,华国锋就是顶着不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平反。 华国锋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他主要靠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还有李鑫、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和李鑫,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纪登奎和郭玉峰。这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种方法。 在作风上,华国锋热衷于搞双重的个人崇拜,一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二是树立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他以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出“少宣传个人”的决定以后,1980年6月还在继续搞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到江苏竟兴师动众,搞夹道欢迎、专场演出,把江苏全省一百多个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既不研究工作,也不讲话,就是为了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在南京街头出现,还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弄得中小学生放学后不能回家吃饭,饿得哇哇叫,影响极坏。中央纪委认为,这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6月30日至7月4日,他到大连5天,不仅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而且刊登大量照片、题字。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关于照相,报道说: “华主席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要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一提出来,华主席总是有求必应,和大家一起欢快地拍下难忘的镜头。” 在搞个人崇拜问题上,华国锋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只画圈,不表态。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似乎华国锋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不然,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提出来的。由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胡乔木在大庆就看到许多地方钉了铜牌子,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视察,到处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华政委”。胡乔木感到太不像话,才向中央建议要少宣传个人。胡耀邦从爱护他的立场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讲了那么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华国锋在1979年1月16日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 这表明华国锋没有制止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决心和诚意。当时王立本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他在学习期间怎么“照此办理”呢?应该写一封信请中央转发照办。 胡耀邦接到这封信以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 在经济上,对1977年、1978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重要的责任。 在经济上,华国锋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他把未经论证、平衡、反复研究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纲要草案,贸然提交]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要求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1980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还要搞2000万吨化纤,盲目引进22个大项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标大得吓人,根本办不到。” 这种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使我们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鉴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确定以“调整”为关键贯彻八字方针。而华国锋对调整部署采取消极抵制态度,以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未能改变。1979年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还不赞成集市贸易,不赞成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他授意《人民日报》搞了一个编者按语,批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总之,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所指出的:“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以上情况表明,华国锋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都不正确,集中到一点,就是全盘继承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接受批评的自觉性。例如,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谈及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沉没事件,不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不同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上写上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中的失误;1981年元旦茶话会,拒不到会主持,有意暴露矛盾,给我国在国际上带来不良影响;等等。“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他已成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严重阻力。 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是经过长期酝酿的。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考虑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常委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同时,也多次商量过,要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经过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决定改由赵紫阳接替: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恰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不能只解决他不任总理的兼职问题,因为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挥几百万军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 部队中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只当过一个县大队的政委,指挥过千把人的队伍。而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自然形成的。华国锋则不是,他既没有这种历史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才干和能力。 接着,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的批评。这样,就有更多同志提出,中央要改变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在8月、10月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整个会议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发言的同志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气氛。然后,写成《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于Ⅱ980年12月5日一致举手通过。 从上述过程可见,中央人事更动的缘由,首先是从检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探讨怎样进行改革而提出的积极建议,这完全是从党的原则出发的,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呢?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在列举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错误之后,进一步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简言之,就是错误严重,有负众望,他已经成为我们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障碍。因此,非变动他的领导职务不可。 所谓错误严重,是指华国锋继续推行“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概括起来,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和沿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套‘左’的东西; “在思想上,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阻碍拨乱反正、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组织上,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不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继续重用‘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少数人,搞小班底; “在作风上,一方面他继续维护对毛泽东旧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在经济上,他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工作上某些失误的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而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摆得不恰当、不正确的问题,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得很不正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他背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在干部方针问题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突出个人,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归根到底,是党性问题,这是要害问题。很明显,不能设想,一个党性不纯的人能够担任党中央第一把手,能够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因此,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华国锋的辞职请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徘徊前进的历史,写上华国锋的历史功过,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民主选举改变他的领导职务,这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解除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仍选他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对他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留有余地的。 但是,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上都没有认真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他长期以来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直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如此。 同时,“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寄希望于华国锋,打华国锋的旗帜(如1980年11月8日发生的六十六军炮兵团事件,即其一例)。 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所说: “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 “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因此,不能让华国锋继续留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之中。根据十二大代表们的一致意见,选举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自信心,能够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通过正常的民主选举,来解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事更动。 不仅如此,党中央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坚决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在处理上十分慎重。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提路线错误,不强迫检讨,不上挂下联,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这表明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正确处理达到了新的水平,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正确指出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事实表明,我们党不愧为坚强有力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两个凡是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1976年10月26日,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在听取了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针对广大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 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延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在实际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1978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韩钢

【作者简介】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 1977年提出“两个凡是”之前,华国锋和中央高层已决定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有限地解决了天安门事件相关人员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复杂因素和部署上的不周,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华国锋和高层希图“有步骤”地解决问题,避免造成否定毛泽东的印象,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特定指向是强烈不满的社会舆论。这个历史过程揭示了特定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复杂性。

Before the“two whatevers” were put forward in 1977,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of the CPC had decided to reinstate Deng Xiaoping to his job at a suitable time and rehabilitated in a limited way som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ian' anmen Incident. However, due to complex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nd lack of careful planning, the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its dissatisfaction. Hua Guofeng and the other top leaders tried to solv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ression of negating Mao Zedong, so they raised the“two whatevers,” specifically aiming at, first of all, the public opinion with it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The end of the slogan reveal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and its complexity.

【关 键 词】“两个凡是”/华国锋/邓小平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一、两难和“两全”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①,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

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党内一些老同志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当前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抓捕“四人帮”的第十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早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⑥ 陈云的这封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耀邦、陈云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其实,华国锋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是如此),与邓小平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泽东举荐邓小平,1975年与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同邓小平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逐步降低“批邓”的声调,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⑦ 华国锋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⑧ 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剑英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⑨ 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⑩

事实上,从1976年12月起,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12月初,邓小平患病,经叶剑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11) 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实施手术治疗。(12) 住院期间,邓小平曾经被接到京西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3) 华国锋、叶剑英是否告知邓小平恢复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规格(中央主席、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向邓小平通报情况,本身已经说明问题。1977年2月3日,邓小平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疗养,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曾先后前往看望。据有关著述,1976年底,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小平。(14) 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情况”,苏振华还对邓小平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小平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振华、倪志福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15) 据吴德回忆,在李先念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6)

至于“批邓”,事实上也在逐渐淡化。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讲话,只有一次涉及“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17) 仅此一句,仅仅是提及,而且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角度说的。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到“批邓”。据笔者搜索的结果,《人民日报》提及“批邓”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计160篇,11月减少至62篇,12月再减至36篇;1977年1月仅3篇,2月以后绝迹。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批邓”,不过是一个符号,并无实际动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和高层也有松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18) 负责人谈话,说道:“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过去按中央指示办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帮’插手。现在不涉及此事,避开不谈。”(19) 虽然说“避开不谈”,但话里也暗含一些潜台词:第一,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意思;第二,说有“四人帮”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单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华国锋后来曾说事件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第三,说“现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还会重新处理。不久之后,这种松动果然有了实际步骤。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20)“纯属”一词画地为牢,涉嫌所谓“恶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释放。中央通知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21)。事件的定性,也依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重新处理,毕竟表明华和高层对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事实上,还在这个通知发出之前,对被捕人员已经开始放宽处理。以北京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帮”之前已陆续释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22)

二、“两个凡是”的提出

华国锋和高层的“两全之策”,没有能够有效平息社会呼声。分析起来,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与高层意图同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距离有关。高层解决邓小平问题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资深人士也不了解,难免给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脱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却仍然维持对事件的定性。人们终究没有看到事件的彻底平反。党内外郁积起不满情绪,社会呼声愈来愈强烈。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此情此景,与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层担心引发事端,于1月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感到“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在会上谈了三个动向: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十七年(23) 的估价问题。他肯定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据李鑫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经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4) 笔者推测,李鑫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华国锋告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再三申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显然是顾虑被指违背毛泽东的遗志。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国锋虽然不满,但态度却相对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25) 华国锋和高层希望事情在高层设想的框架里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而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26) 负责人李鑫(27) 组织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讲话,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汪东兴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还具体指示社论文字不要长,2000字左右,要有力。《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不久;华主席讲话指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已公开发表。发表社论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实华国锋“要引导”的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979年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起草社论稿的事宜。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指的是中央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国锋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在传达中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话说得比华国锋严厉,不知是传达的汪东兴的指示,还是李鑫本人的发挥。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鑫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28)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后,李鑫谈过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话怎样编写出来的,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总之反映了我的思想,在讨论中也没有不同意见。”(29) 李鑫承担了责任,应该说态度是坦率的。就“两个凡是”的提法而言,的确既不是华国锋的“首创”,也不是汪东兴的“发明”,但是,不能不说它首先反映的还是华国锋、汪东兴应对社会动向的主观意图。既要请出邓小平工作,又要维护毛泽东形象,不可能不矛盾,无怪乎李鑫说“怎么说也说不圆满”。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要对毛泽东作分析,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大可能,至少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的省悟。

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华那次谈话,其实讲的是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在谈了批判要有通盘计划、局面要打得开、面要宽一点之后,华国锋提醒:“批判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次谈话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说的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如八个样板戏是主席指示下搞起来的,还要演,演员可以换。”(30) 文字不完全相同,意思基本一样。照应上下文,这里的“凡是”,指的是在批判“四人帮”时不要触及毛泽东,举的例子是“样板戏”。众所周知,样板戏同江青直接相关,但又是毛泽东赞成和肯定的,华国锋担心因为批判江青会牵连样板戏,那样势必触及毛泽东,所以才告诫“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不要批”。这里所说的“凡是”,当然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但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华国锋后来袒露心迹:“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31) 所以,华国锋这次谈话,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最早起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德的一次讲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吴德时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吴德在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32) 吴德后来解释:“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33) 按照这个解释,吴德是在说明粉碎“四人帮”的依据。对吴德的解释,人们当然有采信与否的自由。不过,吴德的讲话由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讲话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吴德的讲话也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

三、“二七社论”

1977年1月下旬,讲话提纲稿又作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入了社论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特别是后半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李鑫将修改后的稿子报送给了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东兴又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了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李鑫后来曾经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了。(34) 华国锋后来说,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35) 按华国锋的说法,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透露出中央高层的意向,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转到学习两个文件和揭批“四人帮”上来。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为此,社论特别强调纪律:“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这段正面强调纪律的文字,暗含对人们议论、呼声的指责,批评他们与党中央步调不一致。

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6) 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版本。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37)

但是,“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似乎为深入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某种政治框框,也反映了提出者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因而就不能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宣传口主要负责人表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也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他对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38)

如前所述,高层原打算开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后来改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曾同邓小平谈话,明确告诉邓中央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决定。(39)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0)

陈云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他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笔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41)

四、华国锋“三·一四”讲话

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计160多人。会议议程是:1.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2.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当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开了13天,到22日结束。(42)

13日,会议第四天,陈云在西南组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看法:“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3) 王震也在分组会上发言,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44) 陈云、王震的发言都未被登载会议简报。许多著述称,原因在于陈云、王震呼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华国锋、汪东兴不想解决邓的问题,因而不允登载简报。其实,未刊简报的原因,至少不是华国锋不想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邓出来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陈云等人也已知晓。这一点,前述陈云发言和叶选基的回忆都是明证。何况陈云、王震发言只是谈天安门事件以及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问题,没有涉及邓复出工作一事。

1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在这个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围内,宣布了高层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决定:“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针对党内外的议论,华国锋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他还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和高层的意图,还是既要解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又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华国锋在讲话里说了一大段话:“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45)

这是第三次提“两个凡是”,也是“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理论组最初起草的那个稿子。这里的“两个凡是”,后半句与“二七社论”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说法,又删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语气上有所减轻。据华国锋说,这个稿子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46)

五、“两个凡是”的终结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7)。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48)。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49)。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小平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50)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51) 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国锋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52) 事实上,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53)。作为在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76年10月9日。

② 1976年11月份,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参见曾涛、李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③ 参见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④ 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⑤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739页;史义军:《胡耀邦一份手稿的来历》,《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胡耀邦关于此事的两次叙述,在时间上有些出入,但情节大体一致。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4页。

⑦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⑧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

⑨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⑩ 华国锋曾经说过,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中央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笔者以为,“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当指抓捕“四人帮”之后不久。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8页。

(1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14) 这个时间可能有误。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入住西山的,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当在此之后。

(15)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5页。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的时间,当在1977年2月3日之后。

(17)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18) 中共中央宣传口全称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设立的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已撤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曾经组织宣传组,统管组织、干部和宣传事务。中央宣传口的设立,实际上是把宣传事务从中央组织宣传组分离出来了。

(1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20) 转引自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1) 转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页。

(22) 引自吴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年12月18日)。

(23) 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

(2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6日)。

(26)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央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2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28)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0) 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1976年10月26日)。

(3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32) 新华社报道:《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日。

(33)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54~255页。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7)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41)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42) 《陈云传》(下),第1447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4) 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46)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47)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48)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5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54) 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京)2009年11期第54~63页

责任编辑: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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