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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毛子任临终前移交军权内部原因

时间:2019-10-21 08:16来源:现代文字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①《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②同上书,第35O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④同上书。第4页。
  ⑤《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⑥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⑦《邓小平画册》,第97页。
  ⑧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不久,开始执掌共产党军权,一直到去世前夕,毛泽东始终是中央军委主席。至于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也是后来报党代会予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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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76年2月2日,也即是周恩来刚刚逝世不久,邓小平又遭受了“四人帮”的围攻和迫害,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在如此重要时刻,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将三军指挥权交给了谁?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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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着名的“三项指示”,即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那天,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内容只有两条: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政治思想工作。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奥门新萄京8455,“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两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一九七六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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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之所以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锡联,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只剩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

言事两分的形成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毛泽东几经权衡,最后交代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带过炮兵,在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发出,使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后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在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以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为此,陈锡联还专门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听了有些生气,说:“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对王璇梅说:“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但即便如此,军队有什么重大事情,陈锡联都会及时和叶剑英沟通。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其他副总理也很紧张,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陈锡联更是把心和老同志连在了一起。在他和李先念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他就多次向李先念表明对“江青一伙”的鲜明态度:“这样下去不行啊,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啊!”后来,他在碰到叶剑英时也说:“现在党内就数你老了,你要拿个主意。我有个建议,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开中央全会。一开全会,他们人多,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政治局我们占多数,最好个别解决。”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其实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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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陈锡联得到毛泽东的器重与信任,除了上文毛泽东对其评价之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陈锡联当年扬名于天下,则是因一生最为露脸的夜袭阳明堡战役。此战,他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

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所以,年仅31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 1959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

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 1966年之后,他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在此期间,陈锡联发现了毛远新,他曾夸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结果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

  二十多天后,七月六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与毛远新的互动,是与他对政治行情的判断力有关。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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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毛泽东逝世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 10月4日,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利用看电视作掩护,再次开会,决定了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商定了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同时决定,为分散“四人帮”的注意力,当日由陈锡联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赴唐山地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10月6日晚上9时许,陈锡联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说已将“四人帮”隔离起来,要他马上到玉泉山开会。 当晚l0时整,出席此次紧急会议的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到齐,华国锋和叶剑英详细通报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并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提出的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提议。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0月7日,陈锡联召集会议,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至于后来,叶剑英因何又成了军队实权派领军人物,此是后话了。XLW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导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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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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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也能当皇帝!”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三十九了。”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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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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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玉凤同志: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江青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一九七五、一、七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另一封信写道: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槁,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文件、手槁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反对力量”是谁?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

  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技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

  “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奥门新萄京8455:毛子任临终前移交军权内部原因,毛泽东日落西山握着叶宜伟的手放心不下的何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

  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世界上报导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

  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奥门新萄京8455:毛子任临终前移交军权内部原因,毛泽东日落西山握着叶宜伟的手放心不下的何事。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韦德由于第一个报导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坛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议题两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决定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晚上七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而汪东兴则早已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那里。

  七时五十五分,张春桥来了。一进入怀仁堂正厅,立即被捕。

  紧接着,王洪文到达,步入怀仁堂正厅时,遭到和张春桥同样的命运。

  姚文元迟到,八时一刻才来。一进门,他便被捕,押往东廊大休息室。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奉命前去拘捕江青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十日在西南某地,访问了已经七十有六、离休多年的张耀祠,请他详细谈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外透露此事。

  张耀词,早在他十六岁——一九三二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一九五三年五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清楚地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时,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下。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

  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拘捕江青的一幕,我曾听到过种种传说:江青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

  张耀祠笑道,这些传说纯属“推理”、“想象”。

  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叙述了那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幕。那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之处,他说得那么平淡:

  他离开了汪东兴那里之后,便着手作了安排,把这一重大任务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八时半,张耀词带领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词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张耀祠的部下。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

  (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带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二越。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词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眼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

  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江青自己的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十月六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六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诸于世……

  十六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情……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毛子任临终前移交军权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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