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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在共产国际活动的

时间:2019-10-05 20:35来源:现代文字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摘要: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从根本上给予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时间:2012-10-31 12:3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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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关键词:十二月会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 王明 共产国际

本文摘自《红墙大事》作者:张树德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季米特洛夫[注: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着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送到苏联去,彻底治疗他的伤病。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肩负着党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介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确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在落实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向毛泽东移交最高权力[注: 一部有趣又深具启发性的小说。哈里斯对于罗马时而迷宫般、时而死寂的政治场景的描述,可说是迷人又有意义的,而情节的安排则是那么冷酷无情。]的过程中,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怀。 季米特洛夫表示,全力支持毛泽东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接见了王稼祥。王稼祥简要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策方针,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斯大林听完作了结论:“共产党人不必担心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会被淹没掉,而应该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场斗争,在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就是我的看法。” 当时王稼祥还问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什么意见,季米特洛夫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很正确,大家应该很好地领会和贯彻。” 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他接着说:“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依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最后,季米特洛夫又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国领导转达。 王稼祥说:“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然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 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着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9月24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6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于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等等。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苏前后停留了五个多月时间。虽然时间短暂,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治伤之余,周恩来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理解和支持;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共争取经费援助;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解救党员干部。周恩来怀揣使命,为中国共产党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一、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共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⒃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⒅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⒆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⒇“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22)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太不容易。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不奇怪,因为那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前进中遇到许多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有时会感到困惑、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共产党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新路来,胜利前进,这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 ]抗日战争;周恩来;赴苏疗伤;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中图分类号 ] A75 [文献标识码 ] A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继续进行。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不少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给予了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1939 年7 月10 日,周恩来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治疗。8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页。)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47 页。) 8 月27 日,周恩来离开延安,于9 月中旬飞抵莫斯科,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10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 月19 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 卷,第289 页。)1940 年2 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至3 月26 日平安返回延安,前后在苏联停留了5 个多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周恩来不仅于住院期间坚持工作,出院后更向共产国际积极沟通,作出详细的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本文试利用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就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的工作和活动作一梳理。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线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在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考察,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对于这场斗争,党史著作已经谈得很多,但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处。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遵义会议后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内不少领导人对王明原来也有所了解,为什么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一时还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二,共产国际当时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是否都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什么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会支持毛泽东而没有支持王明?本文准备着重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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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初期的决策

一、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争取共产国际和联共对中共抗战的理解和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中国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大趋势虽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变将如何发展,是以前曾多次发生过的那种局部性事件,还是全民族大规模抗战的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快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应对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1939 年末,抗日战争已历时两年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战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明显和暴露。新形势下,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极为关心的。对于中共来说,也亟需共产国际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多方援助,以推动抗日战争继续进行。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局势发展还有不少未知数和变数,讨论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会议主持人比较谨慎,认为:全国抗战已经起来,这样说还早了点,应该说接近全国抗战,把事变的曲折性包含在内是有好处的。毛泽东却斩钉截铁地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在这样大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他先从军事谈起,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展红军的长处。”“国共合作大体成功,彻底完成是以后任务。”“反倾向问题,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①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来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共分为“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后,统一战线的形式及特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进行了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意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参见《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页。)在报告中,周恩来从中共抗战的实际出发,引用最新的数据说明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回应了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携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北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他既需要国共合作来抵抗日本侵略,又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放松甚至放弃了独立自主,听任别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并不顺利,但抗战的形势却发展得很快。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更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长期拖延不决的一些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解决。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磋商,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与否关系到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也直接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安全问题。这是共产国际一直担心和疑虑的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还于 1939年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集中研究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140页。)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道: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当统一战线转坏,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2页。)总的来说,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八大特点: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这是它的强点;第三,是有军队的;第四,是有 15年经验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间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为此中共一向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等原则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页。)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推动和争取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但还是努力维持着。

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对前一个问题,他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a,在统一战略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指挥原则。b,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战原则。c,山地战——要达到创造根据地及便于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对后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处于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②

第二,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怎样才是正确的领导者?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深远的战略眼光、果断的胆略,不是被动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能敏锐地抓住全局中的关键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方针。事实表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刚一个多月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保证局势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国共两党虽然再度携手合作,但是冲突和摩擦不断。1939年国民党竭力阻止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并对边区实施封锁。同年夏,国共两党部队还在山东、河北等地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恶化了两党关系。周恩来在报告中讲道:蒋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08页。) 为此,中共采取了“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一直遵守三个原则: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页。)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这些是王明从莫斯科归国前的事情。

根据上述原则,共产党对蒋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场上,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对国民党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使之积极起来,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政府,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

抗战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上,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王明归国和十二月会议

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0—311页。)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怎么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1960年作过一个综合的分析。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又说:“1935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③这是一个基本评价。

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合作还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根源其实是国民党害怕中共发展壮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队发展,企图缩小共产党活动区域或彻底消灭共产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14—318页。)

已发展到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23—324、325页。)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认为它将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决议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将是对所有法西斯侵略者的征服计划的沉重打击。”④

第三,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象,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⑤

抗战开始后,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发展,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控制的区域都有了显著增加。周恩来报告称,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和日寇占领的区域,主要采取秘密的形式;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据1939年六七月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 498115人。干部发展培养上,中央直接办的党校以及边区机关、短训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党对干部的需求。在党的领导方面更加巩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20—323页。)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可见,在季米特洛夫看来,当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肯定中国党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显然并没有认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更不是因此而决定派王明等回国。派人回去,只是为了加强些力量。1937年10月,去苏联疗伤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一天,11月13日,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进行临行前的谈话。王稼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道:“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总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⑦这里说得很明白:“你并不代表国际”。可见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在这时回国,并没有要他们以“钦差大臣”身份去纠正中国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意思。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周恩来报告称:“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 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 6倍。”“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 8月,

2月至 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发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和康生在11月14日动身,29日到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

已发展到 3万余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得到增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能胜利的重要条件。虽然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发展,但是周恩来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323—324、325页。)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有着积极意义。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会议一开始,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说:“这个会议是转变关头的会议。”“现在说来,中国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战。”对国共关系,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与民生等问题而放松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需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没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独立性,使我们在大海中不会淹死。”⑧这正是重申洛川会议的方针。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具体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这对亟需了解中国抗战形势的共产国际来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请周恩来赴家宴时,就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接着,由王明作报告。他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他在报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这本来并不成问题,而他强调的却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他还将周恩来的报告附后送交斯大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页。)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所谓“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说到,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战略问题,都谈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的报告正是针锋相对地直指这个问题。

2月至 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40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指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该决议认为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针对国共两党关系,该决议建议遵照抗日斗争的需要并以 1937年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关于中共宣言的声明为出发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消除误解和冲突;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在继续抗战中的威望,同所有拥护抗日的人紧密合作,尽全力同国民党军队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业中搞好兄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也提出: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42、45、47页。)虽然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冲突愈来愈严重,此后更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但从总的来说,中共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努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军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页。)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关于中共进行马列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应该说,这些决议对于指导中共之后的具体工作,加强抗战有着积极意义。季米特洛夫把决议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参见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北京日报》1986年 1月 6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产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

同时,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并请中共如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2页。)3月 26日,周恩来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4页。)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二、积极沟通联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多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人民拥护八路军,许多同志过于高兴,也是不好的。”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但这些经费是远远不够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 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 60万元,发给第四军 13万元,每月缺少 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政策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报告最后请求共产国际给予 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240、242页。)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蒋介石迄今每月拨给共产党 73万元。这个数字只等于全部军事开支的 1/40,而且现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装备。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6页。)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1937年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⑩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

鉴于中共在财政方面的困境,积极沟通联络共产国际负责人,为中共争取援助无疑是周恩来在苏期间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共的财政状况。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 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6页。)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为此,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 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 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 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 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 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 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 210万中国元,合 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 35.828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8—30页。)中共同共产国际,特别是周恩来同季米特洛夫的沟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信的开头写道:“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向我们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说明了党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并请求提供资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来说明:“党应该动员国内现有一切资源来抵补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来援助。”他向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 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27页。)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 30万美元。(参见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 5期。)这在后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得到确认。1940年 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 14.667万美元以及 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万美元和 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 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 1:4所折算的。但现在中国每一英镑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目前英镑的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 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 8.74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0—81页。) 9月份,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 4.3287万美元和 1.15万英镑。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 3万美元。(此 3万美元是因英镑在中国不流通,中共遂将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万英镑连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镑寄回苏联,请共产国际一并兑换成美元寄回。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07页。)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 30万美元已经落实。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也电请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求转告青年共产国际希望其提供经费援助。信中称,随着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必须建立培训青年运动领导人的学校。现有的安吴学校因局势紧张,难以为继,需迁至延安,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每月提供 1万美元。(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13页。)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除了经费援助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讯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1939年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87—288页。)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66页。)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84—87页。)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应该说,上述这些援助的获得,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多方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就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曾起草并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八一宣言”,虽然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没有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许多人把王明的话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有的是重大的让步。怎样恰当地处理合作和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度”,许多人心中还不那么有数。所以,不少重要领导人听王明报告后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三、及时协调解决各类事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架起良性沟通桥梁

但是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有着积极作用。

尽管如此,会议并没有形成决议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员也没有变更,因此依然能继续实行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会议确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周恩来到共产国际以后,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起,及时协调解决各类突发事宜,消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某些误会,增进相互理解。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王明回到延安时,扬言“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那时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非常高的威信。王明这样说给人一个错觉,仿佛他那些主张是斯大林的意见,这也是许多人受他影响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斯大林担心苏联受到日、德从东、西两面的夹击,确曾过于看重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想用它来牵制日本从东面向苏联进攻。但不能把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那些主张看成就是斯大林的意见。在王明、康生归国前三天的11月11日,他们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听取过斯大林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表明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好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对这次谈话要点作了详细记录。斯大林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说的是要“取得领导地位”,而不是如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所说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更不是要中国共产党“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蒋介石。斯大林又说:“口号就是一个:‘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他没有再提什么别的口号。斯大林还谈了军事问题,说:“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也就是说:八路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应该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不能“统一受蒋指挥”。薄一波还回忆过,1938年,曾听和王明等一起见斯大林的王稼祥传达过斯大林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大意是:“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开始时也引用了这句话。这自然不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而是提醒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薄一波说:“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 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 12月 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7页。)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接受共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没有给王明以支持,而是明确表示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下解决。这不是偶然的。

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地位。就像后来毛泽东文中所写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页。)。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当然,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周恩来这段评论,在用词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确的,没有缩小,也没有夸大。

但是中共迟迟未将贺信寄到。于是,周恩来和任弼时于 12月 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 60周年,请寄贺电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9页。)后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文章《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融洽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争取更多的援助有着积极作用。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1939年 9月,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传,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陕北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及政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独立性等敏感性话题。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认为斯诺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的谈话“具有挑衅性”,并询问毛泽东是否对斯诺谈了“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等内容。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谈话内容容易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1页。)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就此事件与莫尔德维诺夫(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同时,周恩来电请中共中央告之毛泽东向斯诺发表谈话的具体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2页。)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复季米特洛夫:斯诺发表的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295页。)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道: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斯诺同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态度和宣传自己的重要窗口。与此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为仇视。因此,共产国际担心斯诺的言论成为国民党挑起摩擦和分裂的借口,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及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顾问等进行了沟通解释,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能否维护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忧虑。

四、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周恩来还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8卷,第 340页。) ,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页。)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页。)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处理,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它曾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主权有重要作用。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互相交换意见,积极沟通。(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462页。)例如,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解释道: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页。)当时国际的工作人员对他印象很深,甚至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参见《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11页。)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日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四、走访慰问在苏人员,关心帮助党员干部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之余,周恩来还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综如上述,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还致信季米特洛夫,请将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参见《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9卷,第 32页。)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这所儿童院是 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群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作者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江西南昌 330009﹞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头区南头村)人,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他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决定带他一起回国。(参见《周恩来传》上,第 572页。)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综如上述,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虽为治疗臂伤,但他却时刻惦记着工作。在他心里,“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周恩来传》上,第 567页。) 因此,周恩来虽然在苏停留时间短暂又紧张,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产国际作出正式报告,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及抗战决心,为中国人民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支持援助;广泛沟通,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代表建立良好的关系,架设沟通的桥梁;关怀在苏工作和学习人员,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总之,周恩来在苏期间多方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举行,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项目“弘扬八一精神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JD1486)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作者刘小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员,江西南昌 330009﹞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结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这时,他已明白不能再让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去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会议付表决,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定:“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3月¨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时,王明写道:“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它的基本条件有七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怎样作战?他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用了“普遍地”几个字,也就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以运动战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王明在《总结》中还写道:“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写成后搁了近一个半月,才在《群众》第19期上刊出。这时早已超过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留武汉一个月就回的决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有了上面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要解决王明的问题,需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这次去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甚至可以说很顺利。这不奇怪,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手写的报告大纲长达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开始了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给了日寇以相当打击,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和政府对群众运动,还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在军事上要取单纯正面防御作战方针”。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报告大纲用不少篇幅来谈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说:“八路军有着红军时代与工农群众亲密合作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与地方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广阳和在敌人侧后取得许多胜利,提高了一切军队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八路军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地区,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的根据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边区。”它的结论很醒目:“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报告大纲特别强调:“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挥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一个月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在讨论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着重补充说明: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苏联原本是为了治伤。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1938年7月初动身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王稼祥回忆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案》和《决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传达后,对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陆定一回忆道:“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已在实际上解决,而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国际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高度肯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9月24日,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经常委讨论过的题为《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 9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张闻天在9月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

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他说:“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绝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后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这两个问题,正是近一年来同王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确实,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全会除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外,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这显然也是总结王明在党内向中央闹独立性的严重教训后提出来的,并且作出有关纪律处分的严格决定,以儆效尤。这在党的建设历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

结语

中国共产党内的这场风波,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发生的。国共两党从十年内战到合作抗日,是很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大转折。随着客观局势的急遽变化,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需要相应地作出新的考虑。

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遭到敌人侵略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这次合作能够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里,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这种伤痕难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仍力图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包括严重的斗争。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国民党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队,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迅速壮大,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两党矛盾的焦点。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些问题相当棘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要合作,而且是相当长时间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些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让步。它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换得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中华民族。问题在于: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在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斗争?哪些让步是容许的,哪些让步是不容许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是缺少足够经验和没有把握的新问题。在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表面上还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时,尤其如此。事后看来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却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并没有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惨痛经历。抗战开始才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告诫人们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在争论中又恰当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式和火候,始终用事实来教育人们,最后使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有了不同意见的比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对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些根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觉地坚持这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走向胜利的。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北京 100017

注释: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311页。

④[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0月8日。

⑦《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⑧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⑨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⑩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0日。

蒋介石日记,1947年12月11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

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十二月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0、11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薄一波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十次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2月11日。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1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312页。

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张闻天意见,1938年2月10日。

《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其妇女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王明选集》第5卷,[日本]汲古书院1975年11月发行,第77、80页。

参见《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第396页。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8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三月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3月1日。

参见《群众》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毛泽东致陈绍禹、凯丰电,1938年8月6日。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记录,1943年10月14日。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手稿,1938年4月14日,第3、8、9、12、13、14、21页。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4页。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王稼祥:《我的履历》,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6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王稼祥选集》,第141页。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24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5日。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30、631、632、646、658、659页。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版,第455、45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页。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3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

编辑:现代文字 本文来源: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在共产国际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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