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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乌特勒支战争的内容

时间:2019-09-29 02:10来源:现代文字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周恩来曾经指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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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经过这场决战,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奠定了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作为久经战争考验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家,始终辅佐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参加指挥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决战。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194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要下决心攻克济南等大城市,以便进而夺取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以7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8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于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至24日全歼守敌。济南的解放,对于以后进行的三大战役乃至整个战略决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8年9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山东省会济南市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坚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深刻洞察战争全局,确立战略决战思想

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乌特勒支战争的内容。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奥门新萄京8455:毛泽东传,乌特勒支战争的内容。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第一,使敌人的重点防御开始崩溃。蒋介石因“重点防御”计划遭到沉重打击而表现极大的恐慌,说什么要重新“研究战略战术,使在济南所犯错误不致重复”。美联社电讯也说,济南的解放是人民解放军“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一个军事胜利。

一、战前敌我的基本情况和我军的攻济打援方针

战役介绍

1948年夏,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一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开始深入思考怎样才能把战略进攻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问题。周恩来基于对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深刻了解,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①这年的4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曾准备访问苏联,战略决战开始后,毛泽东决定将出访时间推迟。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仍以主要精力研究军事问题,参加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第二,通过济南战役,摸清了敌人对大城市的设防情况,证明了人民解放军已具有强大的攻坚能力。经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中说:攻克济南“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1948 年8 月,敌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依据南京军事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来的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有的兵团共辖7 个兵团,并进一步加强了几个主力兵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以徐州、信阳为中心的地区,以加强中原的防御。其中,徐州“剿总”共辖6 个绥靖区、4 个兵团,连同特种兵及保安团队共70万余人,其部署是:第1、第2、第3、第4、第9、第11绥靖区共15 个整编师42个旅分别防守淮阴、济南、台儿庄、菏泽、海州、青岛等地;第7兵团3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第2兵团4 个整编师13个旅位于商丘、砀山地区,第13兵团2 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固镇、蚌埠地区,第16兵团3 个整编师6 个旅位于郑州地区。另“剿总”直辖2 个整编师位于徐州。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济南市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

1948年春夏,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取得初步胜利,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达1.68亿,老的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力量。国民党统治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军费的不断膨胀,财政经济陷入空前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广大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则进一步发展。周恩来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指出: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减少到365万人。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总数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机动兵力已超过了敌人。②他强调:经过两年作战锻炼,我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初步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③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周恩来提出人民解放军在继续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发扬光荣传统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决新问题。在战争指导上,要“把战争继续弓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在作战中,“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要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机会”。④在攻坚、打点与阻援、打援的兵力分配上,勿须拘泥于一种模式,要根据任务、敌情和战场的不同情况,灵活使用兵力。要加强对攻坚战的研究,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的思想,在大力发展炮兵和工兵的同时,“注重爆破技术、工兵战术和指挥艺术,并使之互相配合。”⑤对采取大兵团集中滚进的敌军,要树立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对实施村落阵地战之敌,“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⑥。即采取先包围、分割,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周恩来提出这些新战法,丰富了毛泽东战略决战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略战术水平。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同敌人进行决战的能力。

第三,在歼灭敌重兵集团方面,取得了以军事打击为主和争取敌人起义或投降相结合的经验。攻打济南的华东野战军,争取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和马鞍山、千佛山之敌投降;而王耀武妄图顽抗则被我活捉。济南战役瓦解敌军的经验,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不仅得到很好的运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在战争第二年,经过内外线配合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解放了许多重要城镇和广大乡村,打通了中原、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在山东境内,除青岛、烟台、临沂、济南等孤立据点尚为敌盘踞外,其余已全获解放。此时,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1、第4、第8纵队位于毫县、涡阳地区,第3、第6、第10、两广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位于济宁、嘉祥、金乡地区,苏北兵团第2、第11、第12纵队位于沭阳、涟水地区,山东兵团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鲁中南纵队位于莱芜、泰安地区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宝丰等地区休整,准备雨季后对敌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1948年秋,国民党军由于不断丧师失地,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华东 战场,蒋介石 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 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 南进,令王耀武 (王耀武,字佐民,山东省泰安市 上王庄人 。抗日将领 。中国国民党 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 司令官、山东绥靖统一指挥部主任,是青天白日勋章 获得者 。)所部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 部队约10万人固守省城济南,将集结于徐州附近的主力部队约17万人编成3个兵团,伺机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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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济南战役,提出并解决了与敌人大兵团决战的一个原则问题,即“攻济打援”,在一个战略方向上,集中主力攻歼敌某一集团时,必须以一部兵力攻坚,以更多的兵力阻援或打援;在作战目的上,首先是攻城,其次是歼援敌一部或击退援敌,以保障攻城。

依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948 年7 月14 日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

济南作为津浦、胶济铁路 交会点,北靠黄河 ,南倚泰山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第二“绥靖区”以济南内城为核心防御阵地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济南外围县镇及制高点构成外围阵地,各阵地内均构筑众多的永备和半永备型工事 ,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集中兵力约11万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命令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举行济南战役,并确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即“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并强调指出,此战目的在于攻占济南,但必须集中大部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力争 歼灭援敌一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决定组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以参战兵力的44%、计6个半纵队 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分东、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由山东兵团 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东集团由第9纵队、渤海纵队 及渤海军区一部组成,西集团由第3、第10、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 4个团及冀鲁豫军区一部组成,第13纵队为攻城总预备队;以参战兵力的56%、计8个半纵队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于巨野、兖州等地夹运河而阵,担负对徐州北上援敌的打援、阻援任务,由野战军 司令部直接指挥。

周恩来深刻分析了战场态势。当时,在全国战场上,蒋介石已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固守重要战略点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战术上也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指出:一是采取消耗战、焦土战,尽力摧毁新老解放区一切战争资源,破坏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二是放弃部分城市,采取“大城市筑坚固工事,以中等力量守之”,“中等城市或集中兵力或备援兵,诱我往攻”,无重兵防守或无增援兵力的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则放弃。守则坚守,避免被孤立包围,有利时调集重兵反攻。三是在城市之间,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利用铁路等交通工具连环前进,避免分散兵力,各个被歼。迫使我军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四是其野战兵团一旦遭我军攻击,即变运动野战为村落阵地战,变速决战为消耗战,使我军啃不动、吃不掉,然后调各路援兵,实施反包围,准备连续决战。五是调援兵力,连番作战,使自己能有所休整,使我军无喘息时间,增加疲劳,以夺取主动权⑦。因此,能不能抓住敌人要退未退的战略时机,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就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第五,济南的解放,增强了夺取辽沈战役全胜的信心。由于林彪不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起辽沈战役半个月后,在“夺取锦州”问题上仍然动摇不定。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督促下,以及济南大捷的鼓舞下,林彪终于定下攻锦的决心。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10月14日攻克了锦州,随之取得解放长春、全歼敌廖耀湘兵团、解放沈阳和营口的伟大胜利。接着,东北野战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前入关,协同华北军区发起了平津战役。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敌情,于8 月10 日提出了下步作战的3个方案:集中华野全力进入豫皖苏及苏北地区,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着重求歼徐州出援的敌人;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一部夺取济南机场,主力求歼徐州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通过比较,粟裕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有利。鉴于徐州至济南间有公路与津浦路相平行,地形较开阔,膝县、邹县间及泰安以北各有一片山区,商丘北至济宁、汶上间全为平原,自徐州以北的利国驿向西北经济宁直达东平,有运河及微山、蜀山、东平等一连串湖泊,加上徐州敌军的部署,粟裕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膝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8 月12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并指出作战结果预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要估计到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我不真攻济南,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使我无战机可寻。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巨野、兖州、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用于阻击或歼灭援敌。随后,粟裕依据军委指示,对战役的实施和兵力使用问题,作了初步部署。2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此次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结果: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待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够消灭援敌。同时,应构筑多道坚固阻援阵地。28 日军委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的情况为出发点,准备用20 天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役任务;鉴于济南能否攻克,取决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灭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应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攻城兵团于9月16日晚发起攻击后, 迅速突破济南外围防线。9月16日,当华东野战军西线部队打响了攻城第一枪的时候,王耀武 急电蒋介石 ,请求把他亲自培养过、又在孟良崮战役 后重新组建的74师 ,派来增援,他不顾炮火威胁,亲自到飞机场迎接74师空运援军 。华东野战军 十纵和三纵的炮火封锁了飞机场 ,74师仅仅运来7个连,就再没能降下一兵一卒 。至17日,西集团袭占匡李庄 、双山头、长清等据点,进逼飞机场、腊山一线;东集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以炮火控制飞机场,使济南空运联系中断。19日,守卫城西的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 (吴化文,山东掖县 人。早年投奔西北军冯玉祥 ,后又投靠蒋介石。抗战初期,曾在沂蒙 山区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无人区 ,1943年,投靠汪精卫 ),在华东野战军敌军工作部门和中共 济南地下组织的政治争取下,率3个旅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攻城兵团抓住战机,即调预备队第13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各部乘势扩大战果。22日中午,华东野战军三纵包围了第二绥靖区 司令部 。奉命坚守的,是刚刚空运而来的74师 172团 。团长是刘炳昆 。守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死角顽强抵抗,拒不投降,双方展开逐屋、逐层、逐楼的争夺 。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师长王吉文 亲临火线指挥,被守军的爆破筒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激战到下午,当三纵的战士呐喊着冲上楼顶时,头部、腹部负伤,浑身是血、但仍抱着冲锋枪 坐在椅子上指挥战斗的刘炳昆,从腰间抽出王耀武 所赠的"中正剑 ",刺向自己的胸口 。连续鏖战六天六夜的攻城部队,歼灭了包括商埠 在内的济南外围守敌,迫近济南外城 。至22日,西集团占领商埠,东集团直逼城垣。当日晚,攻城兵团开始攻击外城,至23日,除个别据点外,攻占外城。当日晚,攻城兵团对内城发起总攻。各部浴血奋战,连续突击。第9纵队第73团于24日2时从城东南角突入内城;第13纵队第109团于拂晓前从城西南角突入。战后,第73、第109团被中央军委分别授予“济南第一团 ”“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随即各部迅速向纵深猛攻,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军,被誉为“泉城 ”的济南获得解放。王耀武被俘获。

周恩来还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48年9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⑧因此,果断地同国民党军队决战,蒋介石垮台的越早,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夺取全国胜利就来得更快。此时,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第六,济南战役是为发起淮海战役作准备。从当时情况看,不先攻克济南是不能发起淮海战役的,因为在兵力上敌优我劣,华东我军主力不能全部集中南下作战。同时,由于津浦、胶济两铁路不能完全为我所用,人民支援我军作战也极不方便。而打下济南,正如朱德同志所指出的:“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这就是说,华东我军主力可以毫无顾忌地投入中原战场作战了。形势的发展,正如新华社在《庆祝济南解放》的社论中所说的:“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所以在济南解放的当天,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但慑于华野打援兵团兵力强大,不敢冒进,直到济南被克,第7、第13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2兵团进抵成武、曹县 地区后,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严密监视中原战场国民党军,有力保障了攻济作战。

周恩来认为,整个战争形势表明:要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他在拟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军事计划时,以“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指导思想,提出抓住当前极为有利的时机,组织决定性的大会战,逐个歼灭敌军重兵集团,使敌人无法获得喘息机会。加快战争进程,减少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减少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周恩来拟定的军事计划,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攻势。

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余人。俘王耀武 ,牟中珩 和庞镜塘 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23人,缴获各种炮800多门,坦克、装甲车 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能力。 济南战役的胜利,同时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 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 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善于着眼战争全局,选定首要突击方向

基本情况

周恩来对毛泽东“慎重初战”的战略指导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中,他协助毛泽东,着眼战争全局,把握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正确选择决战方向,将“慎重初战”的原则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1948 年8 月,敌徐州“剿总”和华中 “剿总”依据南京军事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来的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有的兵团共辖7 个兵团,并进一步加强了几个主力兵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以徐州 、信阳为中心的地区,以加强中原的防御。其中,徐州“剿总”共辖6 个绥靖区、4 个兵团,连同特种兵及保安团队共70万余人,其部署是:第1、第2、第3、第4、第9、第11绥靖区共15 个整编师42个旅分别防守淮阴 、济南、台儿庄 、菏泽、海州 、青岛等地;第7兵团3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 地区,第2兵团4 个整编师13个旅位于商丘 、砀山地区,第13兵团2 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固镇 、蚌埠地区,第16兵团3 个整编师6 个旅位于郑州地区。另“剿总”直辖2 个整编师位于徐州。

战略决战,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那时他们天天见面,对战争的发展随时交换意见,共同商议解决。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他常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前方的作战情况,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⑨。在决战的日子里,周恩来起草作战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到22份。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在战争第二年,经过内外线配合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 ,解放了许多重要城镇和广大乡村,打通了中原、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在山东境内,除青岛、烟台、临沂、济南等孤立据点尚为敌盘踞外,其余已全获解放。此时,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1、第4、第8纵队位于毫县、涡阳 地区,第3、第6、第10、两广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位于济宁、嘉祥、金乡 地区,苏北兵团第2、第11、第12纵队位于沭阳 、涟水地区,山东兵团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鲁中南纵队位于莱芜、泰安地区 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宝丰 等地区休整,准备雨季后对敌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在制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计划和部署时,周恩来权衡了全国各个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在“南线以中原为中心”10,“北线重心在北宁路”,而全国的“重心在中原”11。要求在一年内,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师;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师;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歼敌14个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一、二兵团歼敌35个师。

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毛泽东 主席于1948 年7 月14 日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

为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全局首先以攻占济南为目标;北线以首先攻占锦州为目标,以攻坚战开局,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 敌情,于8 月10 日提出了下步作战的3个方案:集中华野全力进入豫皖苏及苏北地区,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着重求歼徐州出援的敌人;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一部夺取济南机场,主力求歼徐州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通过比较,粟裕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有利。鉴于徐州至济南间有公路与津浦路相平行,地形较开阔,滕县、邹县 间及泰安以北各有一片山区,商丘北至济宁、汶上 间全为平原,自徐州以北的利国 驿向西北经济宁直达东平 ,有运河及微山 、蜀山、东平等一连串湖泊,加上徐州敌军的部署,粟裕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 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 以南地区或邹县、膝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8 月12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并指出作战结果预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要估计到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我不真攻济南,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使我无战机可寻。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 、巨野 、兖州 、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用于阻击或歼灭援敌。随后,粟裕依据军委指示,对战役的实施和兵力使用问题,作了初步部署。2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此次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结果: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待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够消灭援敌。同时,应构筑多道坚固阻援阵地。28 日军委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的情况为出发点,准备用20 天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役。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灭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应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 、副司令员王建安 统一指挥。策应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中央军委确定中原野战军继续集结于豫西地区休整,待敌人在济南、徐州吃紧,第3、第16兵团被迫增援时,歼击其一部,使其不能东进参战。

从初战必须有利于战争的全局发展这一原则出发,选择济南作为首先攻击的目标,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夺取济南就从战略上割断国民党南北两个战场的联系,切断北线敌人从陆上南撤的退路。二是华北、山东两大解放区将完全连成一片,增强解放区支援前线的能力;三是华东野战军将可以集中更大的力量用于外线作战。四是可以取得攻占拥有十万以上敌重兵守备,且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或战略要点的经验。周恩来曾经指出:“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12基于首战必胜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周恩来缜密研究了战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后,共同致电粟裕:“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授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13这样,毛泽东、周恩来不仅从战役的决策上,而且从战役的计划和部署上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定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的战役决心 。

选择锦州为北线首先攻击的目标,也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为确保我军在全国重点战场决战的胜利,力求就地歼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防止其撤往华东。二是攻克锦州,既切断了东北敌军退往关内的通路,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同时也切断了敌人北线两大集团的陆上联系。三是东北决战的条件最成熟,我军不仅数量上超过敌人,而且已经将敌人分别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四是夺取东北后,我军将第一次获得一个巩固的战略大后方,而且还将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这对于尔后解放华北和其它地区,均会产生巨大作用。这样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将战略决战的初战,选定在对全国战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东北战场,而且还把初战的胜利放在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背景资料

战略决战,把第一战场选在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由于正确选定了南北两线的首战目标,因而迅速打开了战争新局面,使整个决战形势出现了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

济南是津浦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2绥靖区所在地,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残存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人口70万。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整编第96军、整编第73师等部,共3个整编师部、9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约11万人,控制着东自韩仓 ,西至长清,南起中宫、张夏 ,北迄泺口、齐河 之间地区。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津浦路中段战役后,该城已处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外围阵地,各阵地内筑有众多永备型和半永备型强固工事,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的建议,决定确保济南。

密切关注战场变化,不断扩大决战规模

为加强济南守备兵力,蒋介石 于8月上、中旬令青岛的整编第32师的第57旅和徐州的整编第83师的第19旅空运济南;9 月15日又令整编第74师于17 日开始由徐州空运济南。同时还拟定了一个所谓27 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第2绥靖区王耀武部10万余人坚守济南,消耗疲惫我军,以第2、第7、第13兵团主力约17 万人由徐州北援,企图在兖州 、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解围济南。为加强防御力量,敌统帅部还决定以济南、青岛为主基地,北平、徐州 为辅基地,集中战斗机162 架进行空中支援,另以重轰炸机 42 架对我攻城、打援部队及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14。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协助毛泽东适时调整战役计划和部署,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战斗,因势利导,把整个战略决战推向空前的规模。此外,他还作了大量周密细致的组织、计划工作,有力地保障了中央军委作战方针的顺利实现。

王耀武根据上述企图与济南北靠黄河,南依泰山,东有茂岭山、砚池山等高地,西面开阔的地形条件,确定了尽量缩小防御圈,加强要点守备,控制强大的预备队,适时进行反击的“防守要领”,具体部署是:以黄河南岸之泺口镇至城南马鞍山为分界线 ,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西守备区由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指挥整编第2、第84师、独立旅及保安第8旅、特务旅、青年教导总队等8个旅防守;东守备区由整编第73师师长曹振铎 指挥该师及保安第6旅等3个旅守备;以第19、第57旅及拟由徐州空运来的整编第74师为总预备队。另以保安第4旅等地方保安团队防守长清、齐河等据点。整个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 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在日伪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筑成支撑点式的半永备型的城市防御体系。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张夏、王舍人庄等地为警戒阵地,并沿鹊山、华山、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千佛山 、马鞍山、腊山、药山之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10 余公里,由160 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以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年城为核心阵地。在各阵地上,都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准备长期坚守。

对于东北的决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设想用10个月的时间,组织三次战役,基本解决东北问题。9月12日,锦州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大门有被关闭的危险。他急忙调集了22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增援锦州。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夺回锦州,掩护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敌人动向后,向军委建议在辽西地区消灭企图退往关内的全部敌军。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原先设想的最理想情况已经出现,应立即抓住战机,力争迅速解放全东北。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当面敌情,于8 月下旬确定了如下部署: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即:以第3、第10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 、政治委员刘培善 指挥。首先攻占机场,断敌空援,并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攻占商埠,尔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两广纵队及野司警卫团围攻长清之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围攻齐河之敌。以第9、渤海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 、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尔后协同西集团攻城;另指挥渤海军区部队攻占泺口,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特纵炮1团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以第13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他们指示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兵团诱至辽西地区,予以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15第二天,长春解放。周恩来判断沈阳敌军有加速撤退的可能,再次电示东北野战军首长:“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16要求他们根据军委的指示,作好防止敌人从海上撤退的可能。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经过前线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将原来的锦州战役迅速扩大为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原计划10个月的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略决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前提,为中原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辽沈两个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具备了在短时间内连续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能力,具备了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和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而国民党军不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完全丧失了斗志,而且它的统帅部和高级军官,在我军一连串大规模歼灭战的沉重打击下,表现的完全无所措手足,指挥毫无章法,上下处于一片混乱。毛泽东、周恩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作战指挥上,更加大胆地连续组织大规模战役,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立即从南北两条战线同时进行调整,加快决战步伐。

在南线,根据辽沈战役的经验,中央军委改变原定粟裕提出的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及援敌一部,然后夺取海州、连云港,进而向淮阴、淮安发展的“小淮海”计划,决心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中原野战军首长:第一仗应力争歼灭敌第七兵团全部、第十三兵团一部和第三、第四两个绥靖区的部队等共21至22个师,尔后如徐州之敌仍未撤退,即可打第二仗,求歼第十二、第十六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随后又决定:“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17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领导下,华东、中原野战军根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战场情况的变化,组织了三个阶段的战斗,以少胜多,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中原决战的胜利。

在北线,周恩来把辽沈战役的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决战的全局上来。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灭使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更加孤立,成为惊弓之鸟,随时可能撤逃。摆在华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西撤绥远。这是傅作义所希望的。二是撤往江南。这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是蒋、傅都认为我东北野战军经过辽沈战役后,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因此,华北尚可固守一段时间,以屏障南线作战和编练第二线部队。对于我军来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就地歼灭,这是上策。二是歼敌大部,其余撤往绥远继续顽抗一段时间。这是中策。三是歼敌一部,主力撤往江南,这是下策。周恩来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博系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8因此,他强调我军必须抓住当前“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的有利时机,“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19。为此,11月17日,周恩来打电报给东北野战军首长,要求他们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提前向关内开动的问题。周恩来对于我军华北作战的设想,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20。

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必将使傅作义集团望风而逃,而华北解放军现有兵力无法对傅作义集团实施战略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留并抓住敌人就成为指挥谋略上的关键。周恩来建议:暂停攻太原;华北第三兵团停止实行攻打归绥的计划;东北野战军尽可能不过早暴露主力入关的行动21。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些建议,决定华北第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改向东进,包围张家口,断敌退往归绥的道路,攻其必救,迫使傅作义调主力增援张家口,然后以华北第二兵团切断张家口与北平之间的联系,使傅作义不敢轻易下决心撤往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淮海前线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山东方面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军委的这一决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也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的敌军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镜。我军经过充分休整、准备,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战法,迫使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为实现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决战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胆略和娴熟的指挥艺术,展现了他多谋善断和驾驭战争的能力。

创造解决敌军新方式,加快战争进程

战略决战期间,在毛泽东决战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了瓦解敌军这项政治工作原则,组织策动了一系列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和和平改编工作,进而创造了解决敌军的“北平”、“绥远”两种新方式,把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的地位。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我军认真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做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派遣各有关方面的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我党我军秘密战线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在瓦解敌军士气、打乱敌军战役企图、破坏敌军防御体系、减少战争损失、加快战役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军各项政治工作中做得最有特色的工作之

济南战役中,当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外围争夺战之际,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经过我军的争取,率部约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

辽沈战役期间,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动摇了敌人死守长春的信心。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瓦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分析,由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告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22第二天,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宣告解放。

淮海战役前夕,周恩来指示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要协助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组织好战场起义。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原在运河以东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及所属两个军就撤到运河以西,另三个军也到达运河东岸,准备向徐州靠拢。在这紧要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切断敌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穿插部队乘机按预定计划,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切断了敌人西窜的退路。

平津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即指示华北局加强对傅作义集团的政治攻势。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开始动摇,准备继续与我军谈判,但仍抱有幻想。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将新保安、天津之敌歼灭,迫使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同意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中,双方还就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绥远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奥门新萄京8455,战略决战中创造的“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不仅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与攻歼天津守敌的方法并列在一起,成为尔后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基本方式,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精心组织后勤保障,为决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除了参与运筹指导决战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庞大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具有现代化正规战争的特点。周恩来指出:“战争已进入正规战争,一切工作方式统统要依此而改变。首先是军队,从游击战争的组织变为正规化。”“部队要正规化了,首先是后勤。”“后勤工作在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23

战略决战中,我军后勤工作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关战争全局的突出问题。诸如:战斗激烈,武器弹药消耗大,单靠战场缴获及部队自身的储备,难以满足部队作战需求,要靠中央统筹解决;人员伤亡巨大,需要加快做好俘虏兵的改造工作,动员新兵员;部队高度集中,粮草供应困难,仅华东地区的部队和支前民工每天需要粮草就达500万斤,需要从其他战略区调拨;大部分战斗在新解放区、半新解放区进行,需解决货币在当地购买生活物资;战场范围广,部队运动快,战斗间隙短,大量物资难以及时送到前线部队手中,需要组织大批民工和调集汽车、火车等现代运输工具;救护、后运、医疗伤员的组织,药品、器材的保障等等,都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军原有的后勤保障方式,已难以适应大规模决战的需要。如何解决人力、物力资源的筹集、分配、调拨、运输、供给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决战全局的发展。

为解决这些问题,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要求军委及各级后勤部门的工作必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使全体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明白:解放战争进行到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往往一个战场上就有几十万人马与敌人战斗,责任极为重大。可以说现在已进入大规模的组织战争时期。所谓组织战争,就是将前后方各种建设及各部门工作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战略与战役布置。后勤工作是大规模战争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完备而有力的后勤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更谈不上组织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就能使前线更顺利地进行胜利的战争,进行持久的连续战役。24周恩来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将各大军区原先的供给部改建成后勤部和后勤司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门,逐步健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系统。例如,济南战役前夕,周恩来专门电示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25为确实了解前线实际情况,及时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他还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淮海战役前线指导和协助后勤工作。

周恩来在每个战役开始之前,都要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战役的后勤保障计划,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分配,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应,都逐一进行研究,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役进行中间,根据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加以调整和补充。战后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济南战役发起前,周恩来向华东、中原两大战略区领导发出了济南战役后勤保障的任务部署。淮海战役发起前,他在西柏坡亲自主持淮海战役后勤业务会议,研究后勤保障问题。他指示杨立三:山炮炮弹全部存山东,另由华北再送九万发八二迫击炮弹、十万斤硝铵炸药。弹药均由杨掌握,并运至接近济南、兖州两地适中地点,“待军委电令及时增补前线”。“对炸药、迫击炮弹都应尽一切可能增加生产,以利济徐战役的补充。”26淮海战役发起后,我军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周恩来认为战役已“有由歼灭黄百韬兵团扩大到歼灭邱、李两兵团并继续夺取徐州之极大可能”27。因此,他立即电令华东局和杨立三,“速集中一切公私汽车赶送弹药两个基数”限时赶到前线,以保证部队有连续作战的能力。28他还多次查问前线粮食供应情况,强调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战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要求各级后勤部门必须解决好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地区作战,为解决大兵团粮食供应的困难,批准他们征借粮草,将来由人民政府偿还。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之前,他又预先指示华北军区为之准备粮草。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建设,1948年12月2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新经验。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半来的后勤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大规模的决战和向南方的大进军,制定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一是军委后勤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与统一规律标准,各大军区在军委后勤的指导下,分担后勤各种任务,保证野战军的供应。二是健全组织机构;三是坚持与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浪费的现象。四是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以提高工作效率。29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0,全国后方勤务工作要“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31

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对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注 释:

①、②、④、⑩《周恩来讲军事问题》,1948年9月13 日,记录稿。

③、 3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7页,第313页。

⑤《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杨立三电》,1948年9月19日。

⑥《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423页。

⑦ 周恩来:《军事原则》。

⑧、11、 12 《毛泽东传》1893—1949,第860页、第865页。

⑨《周恩来传》1898—1949,第730页。

13《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应能应付最坏情况致粟裕电》,1948年8月 28日。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5—216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1页、第105页。

16《辽沈战役》第153页。

17《淮海战役》第 124页。

18、 19、 20、 21《平津战役》第 68页、第 54页、第 71页、第 265页。

23、 24、 25、 26、 17、 28、 29 刘瑞龙:《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54—755页、第268页、第335页、第374页、第534页、第535页、第745—746页。

30《周恩来在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月 14日。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181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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