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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秉臣是祖师爷,古典管理学文学科改正深入分

时间:2020-01-26 09:05来源: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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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最早被冠名为"语文"的小学课本 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像语文那样,伴随我们在学校的日子。同样,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语文教科书,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最根本的依仗。"语文"太重要了,但是很少人会去追寻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什么是"语文"? 扑朔迷离的"语文" 提及"语文",很多语文教师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叶圣陶。通俗的说法,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共同创造了"语文"。叶圣陶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语文"一词的创造经过及解释。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了"语文"的由来,他这样写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今天,我们在《叶圣陶教育文集》里还能找到老先生在1980年7月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最后一次公开明确"语文"的涵义: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 叶圣陶不仅明确了"语文"是一门学科,同时还明确了"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内在涵义。但是这段历史,在另一个同时代的教材编选者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非常细致的记录: 1949年4月8日晚6时,陆定一、周扬等在北京饭店邀请叶圣陶、宋云彬、胡绳等以聚宴的形式,商议如何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此次会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因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决定把这一机构暂隶于华北人民政府。会上也决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人为委员; 1949年5月3日,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 1949年5月17日,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事,叶圣陶发言,有较深刻之见解; 1949年7月14日,第三册高小国语由叶圣陶改写一课,总算完成矣; 1950年3月1日,语文课文修改完毕者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 1950年3月24日,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 1950年4月4日,初中语文第一册须补课文六课,圣陶选定一课,由蒋仲仁修改。 显然,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语文"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正式论定的。在前,语文还是"国文"、"国语"的一贯称谓,但是到1950年3月后,已经称之为"语文课文"、"初中语文第一册"了。1950年秋,叶圣陶奉命改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8月1日,随《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正式诞生。195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学教科书"语文"成为了解放后第一种被正式冠名的课本。 确实,叶圣陶在"语文"一词的推广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根据笔者多年对老课本的追索,"语文"一词又有着一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让"语文"这个词汇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根据佛山市印刷业史志方面的介绍,佛山市印刷业成行较早,门类较细。在清末,有宝华阁、近文堂、龙文堂、五经堂等出版机构。其中,位于福禄大街的宝华阁一直到抗战后依然是佛山的重要出版机构。在清末民初,宝华阁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在清末民国的过渡阶段,一度以"机器印刷"作为技术标榜,印制了大量的教育类书籍。偶然,笔者得到了两册印制于光绪年间的《语文》书。 该书封面题有"语文"两个的大字,附有"粤东佛山镇福禄大街宝华阁书局校正"字样;同时,该书还有一个扉页,翻开,两个古朴的"语文"字样。另一册封面则有更详细的信息,该书由广文书局印制,印刷年份为"光绪甲辰年"。而细看内容,实际上是《幼学成语考》。《成语考》是明代程允升编着的启蒙书籍,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故事寻源》,简称《幼学》。清代邹圣脉曾对它进行增补注释,改成《幼学故事琼林》通行。该书内容包罗万象,一些常见的成语典故,书中几乎都可以查到。它对成语典故随文解释,句式上只求偶句成对,不求整齐押韵。民国以后一增再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启蒙书籍。 所购书籍,署名成《语文》,显然也是用于教育的书籍,这个书籍的发现,打破了叶圣陶等创造"语文"一词的说法。根据题签及相关线索,时间必然是在1930年之前,要远远早于叶圣陶等在30年代后期提出这一说法的时间。 因为这个发现,"语文"一词的出现时间要向前推移,"语文"的形成过程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探索,同时也可能会让"语文"一词变得相当尴尬。即便如此,还有更尴尬的,我们知道,《辞海》、《辞源》是一个词汇得到承认的非常重要标志,但是到1999年,修订版的《辞海》依然没有收入"语文"一词!显然,"语文"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且成定论的词汇。 百年多变的"语文" "语文"不是由来已久,"语文"这一门学科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低级阶段称"蒙学",基本上是通识教育,所有学科都混同在一起;在高等教育阶段,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分类,但是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分科教学全然不同,并没有语文学科的概念。可以这么说,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工具、附庸,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中国开始了新式学校的历史,同样,分科教学也随之应用,数学、生物、博物、地理、化学等一门门新兴学科概念被引入,中国的传统教学内容也同时被分化,新式教育已经成为必然。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与后世"语文"相关的教学课程包括:蒙学阶段有字课、习字、读经;寻常小学堂阶段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阶段有读经、读古诗文、作文、习字。此阶段,语文学习以识字、写字、读书、作文为主,基本是传统教育的继续。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清代语文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总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必须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此阶段,读经讲经是基于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语文学习基于文字和文学两大块。 1912年11月,新生的民国政府颁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此时,"国文"成为语文学科的统称,其中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此时的语文开始处于"国文"阶段。之后,1916年袁世凯复辟,曾一度恢复"读经";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白话文运动使"国语"一词开始流传,但是,"国文"在这个阶段一直占据语文学科的统治地位。 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要求废弃文言、采用国语。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要求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及至1922年冬季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从此以后,"国语"成为国民小学阶段的语文学科名称,主要教授白话文课文;而高等小学以上阶段,到初中、高中、大学,大部分仍然以"国文"命名,一般都以文言文为主。 此后,民国政府先后在1923年出台《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1929年出台《课程暂行标准》、1936年出台《课程标准》,期间还不断对这些课程标准进行修订,但是语文学科的名称基本上都保持了初等小学阶段以"国语"为主,高等小学以上以"国文"为主的格局。这个格局在港澳台地区一直被延续到今天。 1950年以后,"语文"称谓被大陆官方定论,但也曾出现过反复,1956年到1958年,在苏联教育的影响下,我国曾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尝试。语文在三年间一度被撤销,汉语和文学作为两个独立的科目,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个阶段,语文被看做是语言和文学教育的总和,奇怪的是直至今日,《现代汉语词典》对"语文"的注释还是这个观点,即"‘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简称’"。《新华词典》则注为"‘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章’或‘语言和文学’"。可惜的是,这个语文学科定性的尝试很快被有关部门放弃,又恢复到"语文"的学科设置,一直延续至今。 从历史来看,语文学科的成型是相当复杂的,以1950年为分割点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但是语文学科的复杂程度还不限于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假定语文教学的内容和学科定位: 如果说,传统教育是一缸水的话,一门门被分离出去的学科就像是一瓢瓢能够被清点清楚的水。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的国家,西方的科学文化体系并不能涵盖全部内容,分离出了各个学科,但是传统教育的大水缸里,还给我们留下了大半缸的传统文化。如果不继续用瓢进行测量清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剩下的东西有多少。问题在于,剩下的水我们已经没有瓢来进行清点了,于是我们给了它们一个总的名称——"语文"。 这些与母语有关,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能区分,也无法区分;不能定位,也无法定位。这恐怕就是到今天我们说不清楚"语文"是什么的主要原因吧!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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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历时半个世纪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促使培养新式人才机制的形成,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中国得以进入由欧洲中心所笼罩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一进程所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分科所肢解的中学失去了维系道德伦理的作用,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分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难以发挥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改革的渊源流变和利弊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癸卯学制与古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的文学教育与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二是中等教育,三是高等教育。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着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着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着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语文教学中与古代文学教育相关的文言文教学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文言文在语言层面上的要求高、难度大,导致实际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育为核心,文学教育难以落实。如何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再次,除了资源配置的平衡、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平衡,还存在古代文学教育与其他文学教育的平衡问题。大学中可以通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分科来规避中外、古今的冲突,但是中小学只有一门语文课。因此,教材中现代文、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安排,也成为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综上所述,癸卯学制的颁布直接指导了各级官学的古代文学教育,也对民间古代文学教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古代文学教育转型的标志。传统文学教育的政治伦理色彩,被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取代。大的文化教育理念也有向纯文学教育发展的趋势。今天大学古代文学教育、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如中西话语冲突的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仔细考察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对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希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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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古典文学历史课程革新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启功等9位全国政协委员,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6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名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活动,各地学校也相继增加古典文学的选修课程,民间也出现儿童“读经”的私塾。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都是文言、白话兼擅的。正式书面文章用“文言”,游戏之作用“白话”。以文言为主,白话为辅,所以不仅文言文写得好,要写白话文更是得心应手。胡适的白话文写得好,但他四岁开始就读文言文,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十三岁读《左传》。其他民国二三十年代的白话文作家,无不是饱读古文、经典满腹。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日渐普及,文言文却逐渐被我们抛弃。我们忘了经史子集,忘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

不识不懂文言文,就等于不能读古典书籍,又如何能受传统文化的薰习。这必然导致民族的文学、文化传承的断层,甚至消亡。而丧失其传统文化教养的人,也很容易丧失理性、反省力与创造力。对古典的学习正是使中国人一面提升语文能力,一面启发理性、开拓胸怀的最直截有效的教育。中国语文一直重视古诗文的教学,注重对学生的古典教育。虽颇多曲折,却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国古典教育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古典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人们都十分注重对前代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直是古代儿童学习的不变读本,以便在教儿童在学习识字的同时,渗透古典教育。这是中国语文古典教育中值得重视的经验。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西方教育制度开始传入中国。清政府1902年颁布《钦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

这两个标志着中国语文学科的正式成立的章程,都把“读经”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师范中小一律废止读经”,代之以修身、国文和历史等。而高校里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只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从此,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冲出了“读经”的藩篱,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1915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曾提出《教育纲要》,仍强调读经教育,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猛烈抨击。1934年2月,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提倡“尊孔读经”。1937年,何键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过一个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十二年之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也遭到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

“读经”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文化广阔视野下的古典教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有时甚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其中,1956年,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叶圣陶先生的主持下,由游国恩、周祖谟、隋树森、吴伯箫、张毕来等组成编写组,编写了全套中学文学教科书。在这套文学教科书中,古典教育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语文教育逐渐受到政治的影响,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古代作品被视为“封、资、修”的内容,古典教育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禁区。十年“文革”期间,整个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古典教育更是少人问津。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教育的“春风吹又生”,古典教育才又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末,中国文化教育界对过去几十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展了一场大讨论。经过这几年的总结、反思与重新审视,中国语文教育正在拨乱反正,回归传统,古典教育又重新受到重视。

这主要表现在,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古代诗文教学占有重要的地位。高考语文试卷也把古代诗文阅读列为重要的考查项目,各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以古典教育为特色的大学语文,社会上也出版了众多有关古典教育的普及读物。2000年,中国基础教育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八次课程改革。对当时正在使用的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修订。2000年公布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了“古诗文背诵篇目”。小学要求背诵古诗词80首,初中背诵古诗词50首,古文20篇,高中背诵古诗词50首,古文20篇。三个学段共要求背诵180首古诗词,40篇古文。所列篇目,大多是素有定评、千古流传的诗文名篇。选择的范围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等。此外,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都提出通过古诗文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在古代诗文作品的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古典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古代诗文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有所增加,教学要求有所提高,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古诗文作品在初中、高中语文教材选文中分别约占35%和45%。古典教育有了教育政策上的支持,其价值定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所承认、所掌握、所传承。余秋雨说过:“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相信一个有底蕴的民族、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同样会是一个懂得尊重的、有涵养的民族,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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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与“教”、“育”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学制系统和教育理念始于晚清,使用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教育观念来考察评判中国历代的相关文本、观念和行事也始于晚清。对此,今日通行的教育史和一般通史,大都用之不疑,就连社会大众也常常将古今教育加以比附,而不能察觉二者形同实异。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实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解释“教”与“育”的不同意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清末以前,偶然有来华西人以“教育”为对应西文的翻译名词。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汉语所固定,清季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

所有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人对语文课本和语文课无疑都印象深刻。但要说清楚“语文”一词究为何意,恐怕就难有一致的答案,至于“语文”从何而来,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他人未必知晓。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作为方便名词,尚无大碍。可是如果因此而求定义,好比附,就难免牺牲事实将就概念,造成对于文献和史事的种种误读错解。有鉴于此,不应以后设的教育观念涵盖裁剪形似而实不同的前后史事,削足适履地强古人以就我,而要探求中外本来的理念系统及其相互传播融会、沿革衍化的历程,以致贯通。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我国传统上确实有“语文学”,但那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迟迟没有单独出现。大家熟知的权威性工具书——《辞源》《辞海》,先后编纂于1908年和 1915年,都未收“语文”这一词条,直到1999年《辞海》修订时,“语文”仍然无缘进入。

清代教育,前期集唐宋以来学校体制之大成,后期开现代教育体制的先河。前期学校育才教化,贵通不贵专,所重在于养成做人之道和御人之人。后期学堂分科教学,虽有普通学和国民教育取向,总体上贵专不贵通,所重在于培育治事之人和办事之才,使人人各得其所。偏于人可以因人而异,偏于才则势必一视同仁。此一分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折的影响至深且远。

那么,“语文”一词究竟源于何时,取自何义呢?

中国历来重视人文教化,上古即有学、序、庠、塾的理想。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连接。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至于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清代学校体制远袭《礼记》遗意,近承明代成法,京师设国子监,各省设府、州、县学。又以旗人入主,设宗学、觉罗学,置于国学之上,在京师及各地八旗驻防为满洲、旗人子弟设立各种官学,实行专门教育,并专辟仕进的特殊途径,以保障其族性和特权地位。

与传统语文教育剥离

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治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一方面,学校为天下士子的晋身之阶,承担王朝储才养士的职责,关系人才盛衰,另一方面,学校又是典礼教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学政、学官整饬士习士风的机构,引导士林风习,端正世道人心,至关重要。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教授的诗、书、礼等,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开始,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语文”这个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然后就开始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读本,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学校有限,学额不广,遂开设书院,以导进人才,补学校所不及。就实际而言,书院其实是混合当今学校、基金会、纪念馆、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实验室乃至会议厅、宾馆及同乡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基本组织。书院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兼顾授徒与讲学;考课;授徒与祭祀、纪念并重;从事特殊教学;不授生徒,以祭祀、纪念为主等各种类型。书院的地理位置日益近于城市,与行政、经济中心构成对应关系,逐渐呈现省会书院、府郡书院、州县书院、民间书院的层级。较有影响力的书院往往位于大城镇,其生源可突破地域局限。偏僻州县和乡镇的书院通常规模影响较小,生源受到限制。书院与行政系统对应而形成的等级区分,使得低一级书院生童向高一级书院流动。当然,这样的层级区分只有相对性。书院掌教水平的高下及其依托地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对于书院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影响更大。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书院以外,复推广社学、义学,作为府州县学的延伸。社学、义学通常较书院层级低,被视为书院之小者,分工、定位也有所不同,社学、义学以端蒙养,重在推广教化,化民成俗,书院则以育成才,对有一定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社学、义学乃至书院的名实本来分界不严,在不同时期、区域往往混用。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清中期以后界限益趋混淆。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编着的《蒙学课本》堪称开山之作。

学塾(通常有书房、书塾、书屋、书馆、闾学、学馆、馆学等多种称谓,各地特有的名称更是不胜枚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书院、社学、义学的设立和运转,每每与朝廷及直省官府发生种种联系,故常有政治影响力施加于此。而为数众多的各种学塾则相对所受干预较少,运作程式依照民间约定俗成者为多。由于学塾名目繁多,星罗棋布,时人难以记之于典簿,或根本不屑于付诸笔墨,留存后世的系统资料反而稀少,向来少人注意研究,而研究者大都以改良私塾的眼光审视。故而关于学塾的实情,只能大体概括言之。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而且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守旧落伍。用“私塾”一词指称历代儒学、书院以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称谓排斥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的本土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的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紧接着,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受到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开始废科举,兴新学,重新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标准》,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前者规定:蒙学堂设有字课、习字、读经;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中学堂设有读经、词章。后者规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学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文、作文、写字、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钦定学堂章程》将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单独设课,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奏定学堂标准》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既是精细化的剥离,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子监、府州县学和宗学、觉罗学以及各种官学,均由官办;书院、社学、义学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清前期官设社学较多,甚或成为州县学校的基层单位,由学校教官掌教。学塾名目、形式多样,既有多种方式的个人出资,也有同族同业同籍共立。改良私塾,族学、义学也列入其中。在国子监肄业和归国子监兼管的生徒主要是贡监生,多为正途,另有八旗官学生和算学生。府州县学进学者是按照科举学额通过各级童试取进的生员。就学于书院者,以学校生员为主,举人、童生也所在多有,程度间有高于学校者。社学、义学入学者多为童生,部分面向开蒙者。学塾大体有蒙馆、经馆两种,前者着重于识字发蒙,后者侧重于应试和经典学习。这种情形在社学、义学、族学里同样存在。更为普遍的则是同一学塾兼容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生徒,因人施教。

初具科学化的“国文”课程

清代的学校、书院、社学、义学,不能以晚清以来移植模仿外国的新式教育机构相比附。清代一反前明风气,不尚讲学,学校所设各种教官教职以及书院掌教,虽间有讲学,主要是通过考课以各种奖励激励扶助士子向学,以读书自修和批阅笔记的形式扶掖导进。在较长的时期内和相当普遍的情形下,它们其实并未实施如后来意义上的经常性教学活动,就此而论,很难说是实际承载教育的主体单位。只有蒙馆的塾师才以日常教学为主。民众的启蒙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中进行并完成。各级学校以及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之间,不存在学制统系的关联,生徒学习没有一定的年限、层级,一般无须逐层递进地升级升学。即使实施教学,也很少分门别类。学校和书院还担负典礼、祭祀、藏书、刻书等事,形成地方的文化中心。也可以说,在教化的一统之下,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大体分为追求科考功名和利于日常实用两个部分。与此相应,清朝本来没有专管各类学校学塾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京师,主管科举的礼部主要负责与一般学校相关的事务,国子监、内务府、理藩院等分别负责各种专门学校的事宜;在各省,则派差学政,职掌学校政令。学政不仅不是地方官,甚至不是实缺官员,名义上承担教士之责,实际只能以考校定去取。而上自清帝,下至各级官员,都以兴学育才、化民成俗的教化为己任。行省是内外相维政治体制中的分地而治,并非一级行政区划,因而没有省一级的学校建置。反而是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依托省会、郡城、州县的大中小书院,成为清季改制的凭借。

时间推移至民国时期,这是思想大发展、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语文教育开始逐渐脱离封建教育的樊笼,往科学化方向迈进。

乾隆朝以后,学校、书院、社学、义学逐渐废弛,徒具形式,加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广泛冲击,大半颓废。一些地方的社学转为自卫结社组织。同光新政,力图振兴,学校成效不彰,社学、义学只有短暂中兴。新立书院则朝着两个方向转变:一是更加着重学术传承,倡导不同的学风,不仅影响一省文风盛衰,而且造成学风转移。二是兼采西学新知,甚至改用西法教学,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凭借。

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府在教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将小学堂改为小学校,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等等。在教育改革观念的推动下,语文学科也有了统一的称名,小学和中学统称为“国文”,但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别。1912年制订的《小学校教责及课程表》对国文科的规定是:

大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可以说是新式学堂全面逐渐战胜中国固有学校的50年。西式学堂经历了从无系统到有系统的发展阶段,前一时期步履艰难,后一时期突飞猛进,建立健全起一整套学科体制和教育系统,确立了相对于中国固有学校的制度优势。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西学的乾坤颠倒。本来是作为中学补充的西学反客为主,从层层递进到高歌猛进,直至将中学蚕食鲸吞,一枝独秀,而代表中学的学校,最终却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

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鸦片战后,一些开明官绅主张采西学,设学馆,以应对山雨欲来的大变局,专门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来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一定程度起到示范作用。学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形式和内容,与中国固有的学校、书院、学塾等全然不同。伴随着自强运动的展开,学堂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扩展到学习工艺、军事、实业,并派遣学生留学欧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这一时期的学堂教育,无论一校之中还是各校之间,缺少配套衔接、循序渐进的层级体系,归属和管理也是五花八门。所学西学知识旨在补充中国固有教育之不足,没有整体取而代之的规划目标。管理则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相关部门对口负责。是为学堂教育的无系统时期。

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

五口通商后,天主教会已在五口和香港开设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进入内地,逐渐遍布全国,自成系统,构成对中国固有教育体制的冲击和新式教育的示范。而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广大区域的学校、书院受到严重破坏。官员力图整顿,收效不显。

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

由于对外交涉事件及通商日渐增多,办事官员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加之中英天津续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规定,遇有文词歧义之处,以西文为准。因此,创设外语学校,培养通事译员,成为当务之急。咸丰十年十二月,恭亲王奕?等奏准仿俄罗斯馆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同治元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开馆,一般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最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开办法文馆,并将俄罗斯馆移入同文馆,各设洋汉教习。

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则规定:

同治五年十一月,奕?等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引起朝野上下近半年的论争。焦点在于,是否设天文算学馆、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聘请洋人为教习等事。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以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大学士倭仁奏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不必师事夷人。十二月,奕?等再上折请设天文算学馆。同治六年正月,清帝发布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派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驳回张盛藻所奏。倭仁奏请另行择地设馆,保举人员讲求天文算学,亦因无人可保,不了了之。在学堂问题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由此浮上台面。五月,天文算学馆设立。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京师各省士人聚党议阻,报考者锐减。因天文算学馆学生出身正途,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治八年十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务。其后,京师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渐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学校。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解散。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历经40年的京师同文馆宣告结束。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

同文馆初立时,翰林院人员入学,被视为有辱斯文。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极容易,不必考试。后想入者增多,考试规定渐趋严格。由于不少学生入馆后继续应试科举,获取功名,同文馆渐为士人所重。同文馆初期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授语言文字。随着天文算学等各馆的增设,陆续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但仍以洋语文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夏季加添汉文功课。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主要供职于外交界。

国文宜首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

对于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人评价各异。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不过学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术、化学,仅初习皮毛。梁启超批评同文馆所聘西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则多学而未成或不适用之人。而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奏称,同文馆设立20余年,各学生等或充做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

这个时期,中小学虽未涉及“白话”“国语”一类的概念,但都提到“普通语言文字”,昭示着语文学科正在摆脱文言的桎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语言使用的实际。

同治二三年,上海、广东也分别开办同文馆。新疆、台湾、东北、湖北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外语教学机构。

同文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开设西学课程,目的还是为了中外交涉的翻译之用。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逐渐察觉列强民富国强的秘诀在于教育。咸丰十年以后,冯桂芬等人鉴于西人擅长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各有成书,已经翻译者十才一二,必须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由粗浅而入精微,提出采西学、设学馆。[1]虽然仍是讲究翻译,目的却是求西学。而一般民众对教会学校的反应日趋积极,给官绅形成压力。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对于西方艺学的需求迫切,陆续开办了军事技术、技术以及专门实业学堂。

甲午战争后,开明官绅认为,日本取胜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必须培养造就近代工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兴办各种专门、实业学堂。后康有为提出: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人间一事一艺者,皆为专门之学。主张各省府州县广兴学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均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工商各业发展及时局的需要。戊戌变法前,各省陆续开办了一些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降谕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实业学堂。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学堂在各地迅速开办。变法失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部分兴学措施得以维系。

受到日本维新变法成功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全面学习西方和完整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议题。从郑观应开始,李端棻、康有为、张之洞等皆主张以书院为基础,改建一套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乡,各有期限、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广设大学、高等学、中学、小学,形成完整的新式学堂系统。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留学则由欧美开始转向日本。

甲午之前,中国人开设的各类新式学堂共有25处,各种学堂实行分科分级教学,重视实习,但大都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缺乏普通学教育。维新人士批评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毕业生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任的实学真才。而且各学堂主要为各地洋务机构的附属,互不统辖,彼此也没有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随着对西洋长技的认同和对新式教育认识的加深,建立新学制的呼声时有所闻。传教士的介绍是中国人最初了解西方学制的主要管道。受其影响,中国士人也渐有相关着述。在介绍、吸收外国学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学制的构想。容闳向太平天国的洪仁?ㄑ云呤拢??ㄉ枇⑹狄导奥胶>??!?涠ㄏ低逞е啤U馐侵泄?说谝淮我?笕?嬉??餮В??⑿率浇逃?贫取V9塾Α妒⑹牢Q浴た际浴纺舛ㄏ瓯傅陌煅Ъ苹??栽?锤髦菹亍⑹』岷途┦Φ难Ч?⑹樵何??。?抡仗┪鳎?晕?渫ǎ?奈涓鞣执蟆⒅小⑿∪?龋?栌谥菹卣呶?⊙В?栌诟鞲?』嵴呶?醒В?栌诰┦φ呶?笱АN难Х治难А⒄?隆⒀杂铩⒏裰隆⒁昭А⒃友У攘?疲晃溲Х致骄?⒑>?娇啤C靠品质?啵?昙诱绫穑?晕??疲?悠妇?ㄖ形髦?д呶?滔埃?甓┛纬蹋?⊙??暧判阏呱?醒В?醒??暧判阏呱?笱А?2]不仅要求学堂数量大增,教学内容中西并举,政艺并重,而且正式提出设立三级学校,以及分层级逐年考试递升的制度,初步勾画出中国学制系统的轮廓。

上海正蒙书院为最早略具普通小学性质的新式书院。到1899年,至少新开办学堂104所,分布于17省。学堂渐多,构建学制系统愈加引起关注。1895年,康有为奏请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招收15岁以上学童入院肄业,通过考试,给予秀才出身,并荐于省学;省学通过考试,予以举人出身,贡于京师;京师中选者给进士出身,明确了各级学校的衔接关系。次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拟出各级入学年龄、课程以及肄业年限。这使中国引进西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相继派员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出使日本大臣裕庚介绍了日本仿照西法设立分科大学的情况及大学科目、初学功课等。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日本学校述略》和《东瀛学校举概》,详细介绍日本学制。国内报刊亦刊译日本学制资料。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奏请构建普通学堂体系:各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立专门高等学、大学,而京师应早立大学。张之洞也主张天下广设学堂,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之意,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并请旨严饬各省督抚学政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府州县皆有学堂。五月二十二日,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给各省府厅州县,谕令照章以各级书院改建为各级学堂。

甲午战争后,普通学堂发展最快,1895至1899年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其中最重要的为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创设于1895年,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又各分为头、二、三、末四班,依据名次,按年递升,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分级设学的学堂,成为新式大学和中学的雏形。上海南洋公学设于1896年,陆续设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及附属小学。后统一为师范、外、中、上四院,后三院的学生各分四班,按年依次递进。其三级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起模型。

除一学堂内分两级、三级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出,各省设学,应抱定中体西用宗旨。各地普通学堂多注重实学,中西学并举,政艺学通习,并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在中学课程中废除八股词章,增加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由于不少学堂由书院、学馆改建,中西学结合、政治史地与格致算学兼课,实际上是压缩经学,添设西学。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议设京师大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以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并奏陈六条意见:宗旨宜先定;学堂宜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出身宜推广。因恭亲王奕?等枢臣奏请缓行,此事暂被搁置。光绪二十四年,上谕屡次催促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枢臣一直敷衍拖延。康有为再度奏请立学宜速。五月,严旨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从速复奏京师大学堂开办事宜,毋再迟延。诸大臣因无成案可稽,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80余条。总理衙门遂将此章程上奏获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至此,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成案。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初,即明言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是为立学宗旨。梁启超代总署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重申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六月,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对章程有所修正,提出具体办法八条:立仕学院;出路宜筹;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学成出身名器宜慎;译书宜慎;西学拟设总教习;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膏火宜酌量变通。经孙家鼐推荐,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稍后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掌握实权,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得不废。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事宜,于是年底正式开学,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并附设中、小学堂。学生总共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次年,学生增至近200人。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生徒四散,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开办两年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甚至视同蒙养学堂。次年,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后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事务变成兼管,光绪二十九年,另设总监督,专管本堂事务,以张亨嘉为首任总监督。

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总其成,下分教务和事务,教务由总教习主管,事务由总办主管。后孙家鼐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对总教习的设置有所修正,除原设中总教习外,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科目设置,分为10科:天学科,附算学;地学科,附矿学;道学科,附各教源流;政学科,附西国政治及律例;文学科,附各国语言文字;武学科,附水师;农学科,附种植水利;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商学科,附轮舟铁路电报;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京师大学堂还设有师范斋、仕学院、医学馆、编译局、藏书楼、仪器院,另附设中小学堂。复办以后,调整为预备科、速成科、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定功课中西并重,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者,学生皆通习;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张百熙掌校后,增加西学课程,缩减经学课程。张百熙主持大学堂之始,以总教习非有学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即谢去丁韪良,以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演贯古今,详悉中外,力聘为总教习。

辛丑和约后,新政重开,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专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兼管全国学务,师法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新制,相继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学堂教育进入有系统时期。

新政复行,各省督抚遵旨纷纷条陈建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扩充整顿,并饬各省筹措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指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名为学堂或各种学校。另参酌中外情形,酌拟设学堂办法,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计自8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17年。为救时计,可权宜变通,先多设中学及高等学,选年力少壮聪敏有志生员迅速教授,先学普通,缓习专门。又请饬出使大臣李盛铎,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筹,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八月初,谕令督抚、学政将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切实通筹举办。

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改济南滦源书院为山东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袁世凯奏请先就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是备斋,习浅近各学,两年为期;二是正斋,习普通学,四年为期;三是专斋,习专门学,以两年至四年为期。又拟另设蒙养学堂,令幼童自7岁至14岁,八年内专攻讲习经史兼解中国浅近政治学、地舆学、初级算学,毕业后选入备斋,加习西学。十月,谕令政务处即将袁世凯原奏并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接着谕令各省将小学堂毕业生考取功课合格者,送入中学堂肄业;俟毕业后考取合格者,再送入该省大学堂;毕业后取其合格者,给照为优等学生,由该省督抚学政,考校择优,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江苏、广东等省兴办大学堂,其课程、等级、班次,均照山东模式。课程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诸门。内地省份闻风而动。陕西、四川、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省,相继仿行。宗室觉罗及八旗等官学亦改为中、小学堂。专门、实业学堂的发展也大为加速。

自1862至1902年,新式教育经过40年的努力,初具规模。从1898年起,学校类型逐渐完备,京师设大学堂,一些省城设有高等学堂,府、州、厅陆续创办了一批相当于普通中等教育的学堂,县及县以下地方则开设了类似普通小学和蒙养教育的机构。各学堂通常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系统的课程设置,有的已经相当详备,对该学堂乃至其他同类学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制定全国性统一学制积累了经验。但各个学堂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的章程,难以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各学堂自成一统,互不衔接,科目课程以及学级设置五花八门,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循序渐进地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随着学堂数量的增加和学务规模的扩大,制定全国统一学制,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宗旨、科目、学级、课程,成为学务发展的迫切需要。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学堂一切事宜,妥议章程。次年七月,张百熙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及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六件。谕准颁行各省。所有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自此,中国近代教育进入有学制系统时期。是年为壬寅,故所定学制又称“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划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阶段分为蒙学堂和小学堂两级,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教育4年。小学堂分为寻常与高等两级,各修业3年。以州县所立为小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主要使诸生涉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修业4年。以府治所设为中学堂。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以及大学院。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3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京师大学堂之设,在于开通智育,振兴实业。大学堂3年毕业后经选拔进入大学院进行研究,不设课程,不主教授,不定年限,以养特异之才。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总计约20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实业和师范教育的系统,分别对应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与高等学堂程度。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

官立学堂之外,《钦定学堂章程》还有关于自立蒙学堂、民立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以及民立中学堂的明确条款。总之,《钦定学堂章程》首次正式规划出新式教育全面发展的蓝图,力求根本改变学堂散漫无序、新旧体制彼此抵牾的状态,将所有学堂纳入类型、层级、科目、教学、管理相互配套的统一体系,解决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循序渐进地系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壬寅学制颁布后,朝野上下颇有异议。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命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闰五月,准荣庆、张百熙的联名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张之洞赞许《钦定学堂章程》规模美备,条理精详,亟应遵办,而对读经、放假、权限、学费数条有所意见。他启用陈毅、胡钧等人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事宜,历时半年完成。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重订学堂章程折,以壬寅学制为基础,取法日本,以湖北兴学经验为参考而增补修改。该章程共22章80篇。除各级学堂章程是在原有基础上增补外,其余16章为新添。其主旨以中体西用为主,调和中西新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尤重考核品行,不废弃中国文辞。并请递减科举,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是为《奏定学堂章程》。新的章程很快获得清廷批准,着即次第推行。并着自丙午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于癸卯年,所定学制又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仿西方幼稚园设学前教育的蒙养院,正式教育纵向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国民7岁以上者入初等小学堂,初等小学毕业升入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中等教育,仅中学堂一级5年。高等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堂,授以较深之普通教育。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第三阶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到4年,通儒院5年。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培养各项学术艺能人才。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着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普通教育之外,还对各级各类师范、实业学堂的层次、年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另有译学馆,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业5年。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学,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澈时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仕学馆,为已入仕途的官员设立。

《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务体系臻于完备。同时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以规范管理。各地办学可因地制宜,变通办法,办学形式分为官办、私办、公办。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加重了新学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则规定了分科教育和专业训练。着重提倡师范教育,养成师资,调整着重培养技术专才的偏向,适应普及普通教育的需求。

《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设立专职部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新式教育开始是作为办理洋务的附属,总理衙门对各地新式教育机构负有连带统辖的责任,但内部没有专司教育的机构和属官。1896年,盛宣怀议设管学大臣,管理新设的文武学堂。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其中学校局位列第三。来华西人即将学校局译成教育部。清廷派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学堂,成为定制。管学大臣对各省学堂的管理,主要通过制定各种章程、规制以及教科书的审定来实施。《学务纲要》规定,于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专门统辖全国学务,下设学务处为直属机构,将学制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开,管学大臣兼管京师大学堂和外省各学堂事务的格局根本改变,教育行政成为独立的职能机构。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清廷谕令设立学部,派荣庆任学部尚书,熙瑛补授学部左侍郎,翰林院编修严修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事务归并学部。学部成立后,原设学务处事宜,一律归并学部。

清制各省派差学政,新式教育兴起,学政亦参与其事。其主要职责为:一是通过考试授予学生功名;二是改书院为学堂;三是为学堂选取学生。学政仍须巡历考试岁科两科,办理学堂往往力不从心,掌控大权的督抚遂另设专门机构。1899年,湖北率先于洋务局内设学堂所。1901年设立湖北学务处。1902年直隶设学校司。两江、两广、四川、山西等地仿照湖北学务处或直隶学校司,相继建立学务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直隶学校司即遵章改为学务处,分设六课,各专责成。湖北学务处亦改设六科,名称职能完全对应于总理学务处。江苏、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等省陆续依照规定设立学务处。

立停科举后,学政的存废职能引起争议。经过讨论,清廷决定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每省设提学使一员,原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提学使司的办公机关。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谘询。学务公所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提学使司的设立,标志着各省教育行政正式建制。

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按区域劝办小学。1911年,学部奏颁《地方学务章程》及《施行细则》,厘清学务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规定:地方学务由学务专员办理,分设学务员长与区学员两类,府厅州县、城镇乡三学区以上及乡学联合会联合二乡以上者,设学务员长一人,另设区学员若干人。学务专员由各地议事会公推曾办学务具有经验人员,在府厅州县由地方官委任,在城镇由董事会,在乡由乡董,申请地方官委任。学务员长由学务专员内推拟二人,呈由地方官审定。劝学所改为府厅州县官的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佐助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

癸卯学制颁行后,学部针对兴学进程出现的新问题,陆续有所调整补充。比较重要的如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体系。1909年奏请中学文实分科,以及统一教授官话,为贫民子弟设立半日学堂,允许民办法政学堂,停止奖励实官,审定教科书等。

学部成立后,吸纳以国民教育为重的社会舆论,由侍郎严修拟定教育宗旨,以东西学制,大体分为专门、普通两种,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学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欲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民众无人不学,必须明定宗旨,宣示天下。教育宗旨既要兼中国政教所固有,又要补中国民质所最缺,遂拟定为五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06年3月,学部奏陈宣示教育宗旨,当日奉旨颁布全国。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学部还一度试图推行强迫教育。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后,在朝野合力推动下,新式教育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教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因操之过激,以及官绅趁机渔利,其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而大批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聚居在都市城镇大大小小的学堂,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而实行的教育变革,反而促其速亡。

从学堂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中西学校之争本质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可以说是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甲午战争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仍然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是重要的储才之所,处于教化体制的中心位置。这既使学校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也让学校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正途。读书人无论在何处肄业,必须名列学校册籍,成为生员,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因此人们趋之若鹜。

道光至光绪四朝,清朝官员先后奏呈过10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试图以变常科开特科、纳洋学于科目、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等形式,增广科目,讲求实学,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清初以理学取代王学,正是为了反对阳明心学的空疏,而汉学也旨在进一步求实。这些挡不住西洋冲击的实学,在时人眼中统统成了无用的虚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学校未成,科举不能骤废,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清廷谕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政变后,恢复旧制,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即行停罢,但废除时文取士已成大势所趋。新政复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谕令停止八股取士,自次年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占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空衍剽窃。

新政期间,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以期10年后取士概归学堂。如果学堂育才效果不佳,仍可恢复旧制。尽管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仍然挡不住学子们的功名进取之心。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鉴于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为新政大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有冀望,无法专心投入学堂肄业,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振兴的希望。一旦弃旧图新,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留学外洋之中国士子,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广学育才。是年八月初四,谕令立停科举。

从乾隆九年议改取士途径,至光绪三十二年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历时160余年,学校制度终于从制义取士变为学堂育才。其时各省学堂未能全立,成效也不显着,章程犹未妥善。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兴废,关键还在育才取士的良否。

无论实情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这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西学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科举停罢,学堂成为正途,意味着中学的正统地位根本动摇,而中西学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学堂内部。尽管纳科举于学堂已是中学失势的表现,学制的规划设计者还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学堂以变通的方式继续承担科举的重任,主要有三:一是中学为体,二是育才取士,三是化民成俗。结果当然事与愿违,学堂在三方面都不能延续科举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学的衰颓。

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问题。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早已注意到加授经学课程。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包括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其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备斋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专斋则有《礼记》、《书》、《左传》、《易》等。

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3]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了经学等中学课程。主持其事的官员强调“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4]保存与巩固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习《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的观念比较模糊。办学者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以后,朝野上下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添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朝廷办学的方针。人们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不得不讲而中学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易简之策以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所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至此,中学分科的课程名目已先后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多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样的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那么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走上台面。经学地位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京师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5]叶秉臣是祖师爷,古典管理学文学科改正深入分析。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天津中西学堂的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这固然是由于时人分科观念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体现。

对于学堂内部的中西学之争,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学堂是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反映在学堂课程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中学并未成为其中的科目。纯粹西用的学堂,不过是补中学之不足。甲午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教学的观念为官方所接受,中学其实是按照与西学对应的观念重新分解组合,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这也可以说是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一方面用西学的标准看待中学,另一方面用西学的分类条理中学,中学自然很难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意义。

学制颁布和统一学堂系统的设立,使得用西学全面整合中学成为势所必然。此前朝野上下一直试图以科举即中学兼容西学,成效甚微。虽然各种学堂尝试将中学纳入分科教学的系统,总体上中西学仍然处于分立状态。科举弊端日益显现,学校被斥为科举的附庸,徒具形式,所学空疏无用,导致教化废坠与吏治败坏。在学制颁行的同时,科举制也确定以渐停方式予以终结。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分科教学使得中学整体上被西学所兼容整合。

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分科教学成为官方体制。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阶段学堂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壬寅学制秉承清代重理学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使得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内容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之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以致超出中学课程。吴汝纶等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中学以国朝史为要,中学的各分科课程,经学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例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2/36,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钟点相较于文学与史学大体持平甚至不如。《奏定学堂章程》调整的方面之一,是注重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于七科大学基础上,增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之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须注重读经。初、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各学年每周授课钟点分别为30、36、36,读经讲经分别占12、12、9个钟点。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立停科举后,“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学堂的经学课程上。张之洞规划学制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执行的效果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差甚远,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一方面分科太多,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如直隶“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6]另一方面,学堂重西学而轻中学,所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7]经学在学堂中普遍成为最无聊、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非但起不到维系中体的作用,反而成为人们厌倦中学的口实,再度引发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明示重国文以存国粹之意。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赵炳麟奏请立国学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辅以普通科学,以求经训不坠,保国粹而息乱源。拟试办半年后,如课程条目毫无窒碍,即请旨敕下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次年,江苏仿设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造通才。同年,御史李浚以存国粹关乎人心世教,故经学亟宜注重,请饬学部、各直省督抚,于国子监及各省城一体设立存古学堂,以补科举之不足。所有事宜,悉照湖北、江苏两省奏定章程参酌办理。湖南、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奏办存古学堂。宣统元年,学部拟定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内,列有于二年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至三年三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申明存古学堂贵精不贵多,因经费支绌,取消原定各省一律设存古学堂的规划,并定修业年限,分为中等5年、高等3年,以资深造。

存古学堂的设立,在趋新人士看来,反而使普通学堂的经学课程变得无足轻重,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读经的批判日益高涨。1911年中央教育会召开,有人提议停止初等小学读经讲经,得到多数通过。只是迫于反对者态度激烈,学部才未将该议案咨送内阁。民初教育部通令停止中小学读经,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只是作为纯粹学问。经学进出学堂,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

科举抡才不能应世变,学校培才连带受到普遍质疑。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和旧学的衰微,抡才与培才相互分离的局面难以维系,最后只好幡然变计。新式学堂之设,本来是补学校育才之不足,也就是以西学补中学。而科举与学堂两不相容,停罢科举,独兴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熔于一炉,虽然确定宗旨为中体西用,实际上却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学堂成为出身正途,旧学机构只能退出。继书院改制后,国子监及各类官学相继改为学堂,社学、义学也纷纷改办新式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堂。只有府州县学确定保留文庙和教官,因而失去生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尚存的经费多被挪用,场地设施也陆续被新式学务机构改造利用。科举在与学堂的竞争中失势,原有的学校、书院等机构便失去培才的效用,只能逐渐向学堂靠拢,改变课程及教学。癸卯学制颁行之际,决定十年三科渐停科举,形式上为学校留下存身的余地,以便与学堂比较,其实中学的地位大为降低。国子监虽然归并学部,保留下来,原来的教学职责却不复存在。国子监南学改为新式学堂,学校旧迹完全消灭,仅余文庙、辟雍等建筑以供观光、凭吊,特设之国子丞专司祭祀,几同庙祝。

清季设立学堂,大体有改造书院和重新建立两种途径,至于各地府州县学的兴废,因为牵扯科举和中学,始终予以回避。《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科举立停,府州县学的教官除了典守文庙、奉祀孔子以及生员考职、举报孝廉方正等科举遗留事务外,无所事事;若教官不存,则府州县学自成废署。学部成立后,各州县学留教官一人以奉祀孔孟。教官虽得不废,但因其职简责轻,停选教官一缺,缺出后不再选补,教官数量逐渐减少。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山西道御史张瑞荫鉴于原来教职无以聊生,以致职守尽荒,学宫日坏,奏请对府州县学和教官加以变通利用,于学宫隙地设立蒙学,令教职为蒙学之师,酌给束脩。每年提学使派人稽查学宫,随时修理。学部议复,予以否决。在保留文庙和教官而生源尽失的情形下,府州县学究竟何去何从,内外官员迟迟未能议定统一善后办法。只是学堂一枝独秀,学校的整体命运难以改变,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地方在兴办学堂时,鉴于财政窘迫,资金难筹,遂自行利用和改造府州县学的场地设施。

各地利用府州县学改设新式教育机构的情形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将学务公所、劝学所等设于学宫内部的明伦堂、崇圣祠等处,或直接就学宫改建,以引领兴办新式学务的风气。二是创办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培养学堂师资力量。三是创建中学堂及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学校原有屋宇用地被改建为学堂的教学、会议、体育、食宿等场所,如以明伦堂为自修室兼礼堂,以尊经阁、横屋、土谷祠、文昌阁改建讲堂,利用原址改建西式建筑作为学舍,并分别改建学堂会客所、储藏室、校长职员办事室、校友会、职员议事室、厨室、操场等。四是创办女学堂,推广女子教育。五是改建自治学堂,将文庙作为讲授场所。间有利用同一学校内场所分别改建多类新教育机构的情形。

不过,在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只有部分地方利用府州县学改办学堂。进入民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原府州县学内开办学校,而其他早已成为冷衙闲职的学宫教官,或改名或裁撤,文庙改称孔庙,祭祀的礼节亦改变。1927年,国民政府通令废止祭祀孔子,将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纪念日,由学校集会纪念。庙学合一的府州县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遗留物。

戊戌变法和新政复行,两度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随着学务的推进,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是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并有常年经费,此后应按照此次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公立蒙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高等小学堂经费。原有的社学、义学逐渐改为学堂、半日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塾,多数社学、义学经费被挪用于办理各项新政,而无形中消失。但社学、义学仍有继续设置者。不仅民间如此,有的还由直省及地方学务主管部门所办。

私塾改良,源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指中国固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已落伍。其说渐为趋新士人及部分官绅所认同。内外官员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认定学塾为私塾,采取程度不一、效果各异的干预行动。但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学堂多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直到清亡,一般民众仍以学塾为受教育的主要选择,私塾改良的效果非常有限。

1910年7月,学部发布《通行京外学务酌定办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这是第一份全国性的改良私塾章程,要求京师督学局、各省提学司督饬各地劝学所办理改良私塾事宜。具体分为初、高等两种,对应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程度。其中又各分为一、二两级,初等改良第一级课程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四课;课目遵用部定之本;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学生以各科课本教授完竣为毕业,毕业年期及分配课时应预行规定。在此基础上,讲解详明,能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实行规则者则为第二级。高等改良第一级课程在原有四科基础上,加授历史、地理两科,其国文、算术两科课时酌量增加。第二级课程可酌加格致、体操;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学规则;每年期考年考各一次,由劝学所人员会同考试,给予毕业凭单。学生达到30人以上,有一定标准的固定经费,初、高等改良私塾可改名为初、高等小学。宣统元年,学部要求各省将改良私塾成绩报部,河南小学堂仅3296所,学生79105人,而改良私塾则近万所。[8]叶秉臣是祖师爷,古典管理学文学科改正深入分析。其时私塾、塾生、塾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学堂、学生、教习。舆论对于朝野大力兴学之下,学堂不增,私塾反而日见其多,大感怪异。在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得认为已受义务教育。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培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由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实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由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生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9]

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材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正式提出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实际上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0]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举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反而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削弱。西式学堂事实上很难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可是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恐怕已很难取信于人,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主张废科举的种种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1]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之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参考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3月第59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论文以及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70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300页。

[3]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着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

[4]《沈文肃公政书》卷4,奏折。

[5]《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5页。

[6]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1,示谕,第1-2页。

[7]《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第250页。

[8]《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3页。

[9]《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栏,1906年11月16日。

[10]《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6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第5158-5159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4-355页。

编辑:古典文学 本文来源:叶秉臣是祖师爷,古典管理学文学科改正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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