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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455: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韩国

时间:2020-01-18 21:59来源: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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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叔本华的文学创作观与中国诗论家严羽“以禅喻诗”的论诗方法存在某些共通点。本文从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功能性和局限性入手对二人的文学创作观进行比较分析:由语言的功能性引出两人的相同点之一,即都认为创作之前需对前人经典加以借鉴。再由语言的局限性引出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之二。不同点在于严羽认为一旦获得“妙悟”体验,在言与意的关系上就会得意忘言,故真意无法用文字来具体说明,叔本华则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意图通过极度简练的语言来传达真意;而相同点在于,二人都追求自然而发的风格,认为在“心物浑融”是进行创作的佳状态。在这一中一西的对比中,我们能更好地体会二人文学创作观的异同。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叔本华;严羽;创作观 叔本华在论说文集的《论文学艺术》一卷谈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他所推崇的文学作品类型可以概括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1]。我国南宋诗论家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系统表述了其诗学观念,将“以禅喻诗”及其相关范畴系统化,使这一诗论方法走向成熟。在文学创作观上,可以说二人有同有异。 本文从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功能性和局限性切入,对二人文学创作观进行比较。由语言的功能性引出二者的相同点,即都重视对前人经典的阅读和习悟;由语言的局限性引出两人都追求简洁自然的文学风格,但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字字珠玑的表述可以传达真意,而严羽则认为作者有关“妙悟”的体验无法用语言表述,一旦“得意”就会“忘言”。 不可否认的是,语言具有多种功能。从宽泛意义上讲,“语言的功能大致都可归入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两个方面”[2]。加之“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3]。而文学创作与思维密不可分,也就与语言的功能性密不可分。因此,不论是叔本华还是严羽,都极强调“熟参”前人经典着作对创作的意义。 范温曾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4],道破了“熟参”古人典籍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在《沧浪诗话》中,严羽给出了需“熟参”的典籍,并对阅读的顺序提出了建议:“先需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需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h胸中,久之自然悟入”[5]。严羽建议学诗者泛览《楚辞》及汉魏盛唐名家诗歌并熟记于心,在“熟参”之后便能对诗歌有更为直观的审美体验,长此以往便会随情而发,信手拈来,这才是诗家创作的正路。 严羽推崇对经典的研读,叔本华亦然。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着作――写出这些着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只有这些人的着作才能给我们以熏陶和教益。”[6]在他看来,阅读这些精华对创作者的益处是“从别人的例子来鉴别运用这些才能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并由此学习到真正发挥这些才能的技巧,只有这样才实际拥有了这些才能”[7],可以说,优秀的创作者是在习悟经典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发挥和运用自身天赋能力的方法。 由上文可知,语言的功能性使二人均看重对经典着作的体悟。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也有其局限性。语言学大家索绪尔提出“能指”与“所指”两个术语,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这两方面构成的。简单来说,“能指”指的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的是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他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故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8]正因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内在的联系,所以在实际运用时会出现能指错位或缺位的情况,语言符号系统也便有了局限性,在写诗作文时会产生言不及义的无力或华丽堆砌的伪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言意关系上,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就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9]这段话表明了语言渺远的思想、意境前的无力。正如刘�在《文心雕龙》中说:“方其溺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10]正因言不及义,严羽才会“以禅喻诗”,说明禅家和诗家面对语言无力感时的相似性,叔本华才会指出华丽的辞藻堆砌不能表明思想真意,批判华丽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伪饰性。两人都看到了“表辞”与“答意”之间的矛盾,但针对这一矛盾给出的解决途径却不尽相同。 严羽“以禅喻诗”,而禅宗中有“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之说。佛祖通过拈花这一动作而不是语言表述来传达佛教真义,说明禅宗“第一义”的奥妙只能通过这种以心传心的“妙悟”方式加以继承。禅家“妙悟”被严羽借用到诗家,便成了一种极高的审美境界和绝佳的审美体验。至于如何借“妙悟”来“通禅于诗”,他在《沧浪诗话》中给出了具象的说明:“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玲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球,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1]在严羽看来,若诗人达到妙悟境界,便能在言意关系上“得意忘言”,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心物关系上“物我浑融”,做到“透彻玲球,不可凑泊”。由此观之,他认为语言是通往“妙悟”的途径而非圭臬,一旦“会意”便可搁置文字,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 较之于严羽的“得意忘言”,叔本华主张“言之有物”,更为看重语言在表达思想方面的作用。在他看来,作者只有用凝练精确的语言表述出观点,读者才能领悟其思想内涵。他批判那些“文体矫揉造作,遣词冗长累赘,对于必须表达的意思,总是转弯抹角地说出来”[12]的作者,因为他们肆意杜撰新词,堆砌华丽辞藻,却把真实的思想隐藏在假面具之后,这样的语言蒙蔽和伪饰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叔本华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拖沓冗长还是简洁明快,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紧密相关。一位优秀的作者往往思想丰富,能文以载道,所以才能在“写文章时,真正地、��实在在地言之有物,使聪明的读者能够始终为他的思想所折服”[13]。在叔本华的文学创作观中,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与作家的思想洞见紧密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原因,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二者不可分割。所以,叔本华的创作观较严羽的诗论观来说少了“得意忘言”,更为强调“言之有物”,主张将凝练语言,将其表辞答意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这是二者较大的不同之处。 不过虽然在言意关系上叔本华与严羽存在差异,但在心物关系上二人观点却高度一致。他们都认为,创作的佳境是心物浑融。一旦诗人主观心境与客观景物相合,就会将心中的澄澈与恬淡推向高潮,如此一来人与自然就会形神相契。当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完全摆脱了外在功利的束缚,自然万物不仅是他身体的栖息之所,更是他心灵的依托之处,就如叔本华所说,“伟大的作者,优秀的作品常常诞生于这样的时候,即他们必须不为任何目的而写作。”[14]严羽在《沧浪诗话》也就这一状态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15]可见作者只有在“妙悟”中达到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状态,才能使作品出落自然,辞淡意远,且在寻常中见思想。由此观之,在心物关系上,叔本华与严羽的创作观不谋而合,即都认可“心物浑融”。 综上所述,西方的叔本华和东方的严羽在文学作品创作观上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二人都强调对经典着作的习悟,只有在积累和“熟参”后才能提高��美体验,也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文学作品。另外二人都强调优秀文学作品是作者达到心物浑融状态下的自然而发,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不同点体现在二人对言意关系的理解上,叔本华主张“言之有物”,极其重视语言在传达思想意义方法的作用,严羽则认为语言表述不能传达真义,真义只能通过“妙悟”来获得,因此主张“得意忘言”。 本文通过对叔本华和严羽这两位理论大家的文学创作观进行比较分析,粗略归纳出二人的异同点,有助于在未来学习过程中将此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深入分析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区别和联系。也希望提出自己的角度和见解供其他学习者讨论借鉴。 参考文献: [1][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24. [2][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10. [4] [宋]魏庆之.诗人玉肩[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6. [5] [宋]严羽着.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 . [6] [德]叔本华.论阅读和书籍,叔本华美学随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0 . [7]同上,第 17 页. [8] [瑞]索绪尔着,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2 . [9] [周]庄子着,[晋] 郭象注,[唐] 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492. [10] [南朝]刘勰着,周报谓注.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5. [11] [宋]严羽着,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6. [12] [德] 叔本华.论风格,叔本华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9. [13]同上,第 323 页. [14] [德]叔本华.论作者,叔本华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9. [15] [宋]严羽着,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8.

在我看来,读先生的文章又何尝不是艺术享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如此,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程千帆先生誉为“提要钩玄,敲骨得髓之作”的《中国文学概论》又何尝不如此?但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到《中国诗学通论》,从《中国文学概论》到《中国文学史》,他完成了从诗学到文学从概论到史论的拓展,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在“横通”“纵通”视野下对中国文学的感悟与思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内在规律和外在成因的寻绎.不用多举例,从文学研究到国学研究,从文化研究到文明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的“时”的研究到空间意义上的“地”的研究,从个人著述到集体书写,恰如汇百川而成汪洋,集风云而成气象,这一次次学术跨越和拓展,都与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的递嬗同步.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朝鲜获得独立。五年后,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中朝双方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约,以纬度38度线为界分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个国家。从地缘政治和执政党性质来看,中国与朝鲜之间是“同志加兄弟”,但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古典文的研究也主要在韩国。中韩之间学术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国善德女王时代,但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和独立价值评判标准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是二战以后的事。1992年的中韩建交,更把这种研究推倒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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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的各门学科中是历史最长、相对来说也最为成熟的学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清楚,如文献的功底、理论的功底等。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近年来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人才培养乃至研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对文学的感悟能力。文学创作中的感悟能力,有杨义先生的大作论之甚详。此处所说的文学研究中的感悟力,是指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形象的意义和语言艺术的直觉的感应、体验、领悟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对于文学现象的直觉感受和洞察的能力。

感悟力是研究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作品首先就是感性的存在,所有的思想意义,包蕴于形象之中,只有通过文学作品的形象,具体说就是叙事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情节,抒情作品里边的情感、意象、意境、音韵、语言,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进入作品的途径是形象,进入之后对作品的把握,则要通过感同身受的体验,再现作品的内容,这些都存在着感悟的过程。所以研究者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能否有敏锐的感应,能否进入到切身的体验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在再现与表现的两种艺术类型中,偏重于表现。中国文学的这种特征,使其成为一种重意蕴与艺术灵性的文学。在创作中,古人讲灵机,所谓“方天机之俊利,夫何纷而不理”;讲兴会,如颜之推所说“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要“随兴会所之为之”;讲悟入,严羽《沧浪诗话》有着名的论述:“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又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吕本中《童蒙训》亦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这都是重艺术灵性的突出表现。作为艺术灵性的创作,往往表现的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神思的瞬间的勃发。虽然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瞬间的勃发,但是作品却往往涵蕴着深厚的内容或深刻的思想。所以评价作品也以文外重旨、韵外曲致为艺术的极致,因此意境与神韵理论大行其道,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备受推崇,宋词也以要眇的婉约词为正宗。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把握,必须要有悟性,要有极强的艺术感悟力和生命的穿透力,才能参透诗旨,有所斩获。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与梅尧臣论诗,梅氏以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问梅尧臣“何诗为然?”梅尧臣回答:“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这里所说的“会意”,就是读者的感悟。梅圣俞举诗例道其仿佛云:“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梅氏从严维诗而感受到春光骀荡,从温、贾诗品出羁旅愁思,都应是感悟所得。又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此处所说的各位诗人不可及处,如“韵”,如“味”,如“意气”,都非常空灵,非感悟不能得到。说到对诗的感悟,历代读诗人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及《锦瑟》等诗的解读最为典型。如《锦瑟》诗因意象朦胧、指向不一的特点,解者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都是解者个人的感悟,并没有诗之外的史料来支撑。因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是无人作郑笺。”如薛雪的《一瓢诗话》:“玉溪《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好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诗全在‘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意云:锦瑟一弦一柱,已足令人怅然年华,不知何故有此许多弦柱,令人怅然不尽;全似埋怨锦瑟无端有此弦柱,遂致无端有此怅望。即达若庄生,亦觉迷梦;魂为杜宇,犹托春心。沧海珠光,无非是泪;蓝田玉气,恍若生烟。

触此情怀,垂垂追溯,当时种种,尽付惘然。对锦瑟而兴悲,叹无端而感切。如此体会,则诗神诗旨,跃然纸上。”薛雪对《锦瑟》的诗旨的理解显然是倾向于年华之慨的,而他这一诗意的获得,即来自他对作品的咀嚼感悟,如他所说是“悟入”的。古人如此,现在人也是如此路数。苏雪林写《玉溪诗谜》,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表现的是李商隐一段人所不知的爱情,与宫女和女道士的恋爱,也是首先从诗里感受到了爱情的信息,而后在考证其生平事迹,写成着作的。苏雪林在1927年写的六万字的小册子《玉溪诗迷》的引论里说:“千余年来义山的诗,被上述三派的人,闹得乌烟瘴气,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认。……因为历来旧观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说义山的诗天生是晦涩的,不必求什么深解,……但后来我读了《碧城》《玉山》等诗,便有些疑惑起来。因为这些诗里充满了女道士的故事,若义山与女道士没有深切的关系,为什么一咏不已,而再咏之,再咏之不已,而三咏四咏之呢?于是我根据了这一点怀疑的念头,用心将义山诗集细读了一遍,才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原来义山的《无题》和那些《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不是寄托自己的身世,不是讽刺他人,也非因为缺乏做诗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词和典故,来炫惑读者的眼光,以文其浅陋;他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

奥门新萄京8455: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学术特征。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所以文学研究的发现与创新,有的是要依赖于新的材料的发现,有的就是来自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感悟也是文学研究创新的重要源头,一个人感悟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接受与揭示的多寡。我在《不求甚解》书中讨论到方管对王维《鸟鸣涧》诗的体悟。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949年《新中华》三期上发表的方管《王维散论》的分析很细腻:首先是分析此诗的静:“夜静而且山空,本来近乎荒凉寂寞了,可是,这山乃是春天的温和的山,并非秋山冬山那样萧条死灭;何况到底还有月出,并非浓重的暗,到底还有月光下春涧中的山鸟的时鸣,也并非沉重的静呢?”进而分析王维的心态——其实是在诗的原意的基础上,对人与物极其微妙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发挥:“是因‘人闲’而桂花才落,还是因‘桂花落’而人才闲呢?是人闲了才看得见本就在落的桂花,还是桂花落了才看得见本就闲着的人呢?”诗人王维未置可否,似乎也无意于此,“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他把一切答案都融入在意象之中了。然而解诗的方管却以自己的感悟,深入诗的内蕴,进而作了更具有他个人理解的生发。这样的解诗,显然拓展了诗境,对诗的内容作了增量的发挥。以上所谈的多是诗文,其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同样也离不开研究者的感悟。而这种感悟与诗文不同,主要体现为对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人物心理的体验、人物命运的推测,即通过生活的逻辑,把文学还原为自己熟悉的生活。而这个过程,因个人的生活经验、阅历以及世界观的不同,也是十分个性化的,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此之渭也。对小说很多人物的不同评价、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认识多来自于此。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研究者的认识就颇有出入。一般而言,都认为刘备是典型的仁君形象,而曹操是奸雄形象,诸葛亮是智者的形象。

但是,鲁迅却从刘备的貌似仁厚中看出了伪诈,从曹操的奸诈中看出了豪爽多智,从诸葛亮的智谋中看出了近妖。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评介《三国演义》的缺点:“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固然是因为作者描写的原因,或有意写出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或描写动机与实际结果产生了矛盾,如鲁迅所评。但是读者和研究者能够看出小说人物性格的多面,却要靠他们阅读作品的感悟,进而概括为理性的结论。不仅如此,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感悟甚至会影响到对一部小说思想倾向的整体认知。一般认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总体倾向是拥刘反曹,但也有人据作品所反映出的刘备的虚伪、狡猾而怀疑作者罗贯中是否真心拥刘,甚至得出小说从骨子里是反刘的结论,可见感悟会影响到对一部作品整体的评价。中国的古代小说,也颇重灵性。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云:“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苏轼论文讲心手交至,而在这里,还不过是程度稍高的圣境而已。文学创作的最高状态是神境和化境,它超越了心手交至的临纸状态,实则就是在进入创作灵感时所呈现出的神思创作状态。那么,读者又如何才能从这样无字、无句、无局的作品中读出文字、文句、文局和文思来?当然离不开感悟。金圣叹于《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五评点此书时,即感慨“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这就是没有或缺乏文学感悟能力的过。文学研究不仅要挖掘思想意义,还要分析艺术形式,总结艺术特点,那就更是离不开具体的感性的内容。

就此而言,研究者能否具有敏锐的感悟力,在阅读中迅速对作品水平的高低以及作品风格作出判断就至为关键。如敖陶孙《诗评》谈诗人的风格:“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正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黄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论魏晋至宋代诗人风格,全是一种想象的譬喻,是以具体性格形象来描绘诗人的风格。而敖陶孙对诗人风格的获得,很明显就是感悟所得。今人对诗歌作品风格的把握,与古人相比,已经多了许多手段,如意象的统计、结构的分析、用韵的把握等等,但是,对诗中情感的体验、尤其是更幽微情感的捕捉,对诗歌意境的感受等,仍然不能离开对作品的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史的范畴。史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要依赖于史料。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活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族的文学整体面貌,等等,都是文学研究必须涉及的。

但是,由于年代渺远、史料散佚等原因,研究者所获得的史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有限的,所以要还原文学史,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还原也好、建构也好,每一个人都会把回到历史作为他研究的目的或过程。这就需要研究者的感悟,通过合理想象和推理勾连起史料,回到历史。吴承学、沙红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在论述文学史想象时曾引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语:“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所谓的“神游冥想”,实际上就是发挥想象重构历史的原貌,而这种文学史想象,诚如吴承学文章所说:“它又与一般的历史想象区分开来,具有更需要神思感悟的文学特性。”其实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而对于古代文人心灵和情感的把握甚至还原,殊非易事,研究者如果不能依据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是很难完成复现一个作家、一个时期作家群或一个地域作家群的心灵面貌、心态状况和情感现象的。研究者的感悟力当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培养。一是有关阅读。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在文学修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熟悉文学作品。所以熟读作品是增强文学研究中感悟力的必备的功课。古人常常谈论读书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司马迁有着名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扬雄说:“能读千赋则善赋。”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说的都是读书对写作的作用。其实写作和研究是相通的。研究文学的基本功,更需要熟读作品,才会增强悟入的能力。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对诗的悟入,特别强调熟读领会作品:“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朱熹治学也特别强调反复阅读作品:“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只有这样不断温习,才会有新的心得。刘师培讲古代作家研究,最讲“浸润”“: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而已。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虚碑实,作法迥异,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又云:“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刘师培所说的“浸润”,就是熟读作品,从熟读作品中,体会文章的“气味”和气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风格的研究。古人讲作家,也多从“体”、即今天所说的风格进入。前面已引敖陶孙《诗评》论诗人风格。又如:说“阮旨遥深,嵇志清峻”,唐代诗人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苏轼自在雄浑,黄庭坚生新瘦硬,也都是风格的概括与描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讲了许多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佑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时之体就是时代风格,人之体就是作家风格。又杨万里《诚斋诗话》:“‘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相随遥遥访赤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和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此李太白诗体也。‘麒麟图画鸿雁行,紫微出入黄金印。’又:‘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又:‘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又:‘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此杜子美诗体也。‘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又:‘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以吞。’又:‘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涴吾足乃敢嗔。’此东坡诗体也。‘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机杼。’又:‘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此山谷诗体也。”风格是我们研究文学越不过的范畴,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更离不开“体”的把握。但是对“体”的把握又谈何容易。严羽只提出了某某体,未作具体解释。敖陶孙对诗人风格作了简要的比拟,而杨万里却只引了诗人的几句诗来说明此是某某诗体。无论是通过比拟,还是通过诗句来总结诗人的风格,都要有研究者的个人感性的体验和感悟。而作品读的多少,读的到不到家,熟不熟,深入不深入,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感悟能力,进而影响到他的研究能力,这里边没有捷径可走。古人和现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多具备这样功夫,即往往读完一篇无作者姓名、甚至无题的作品,就能判断这篇作品的时代,或唐或宋,或明清以下,甚而判断出其作者。这种感悟的功力,没有别的原因,只在读书,是日积月累熟读作品养成的鉴赏功夫。与此相反,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会发现一种常见的现象,缺乏对作品所在年代、作者以及作品艺术水平的判断能力,甚至还有不分良莠、信口雌黄,究其原因无他,“读书未到康成地,安敢高声议汉儒”,就在于作品读的少,学力不够。现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为文献检索带来了很大便利,然而计算机却检索不出思想的蕴含和情感的生动。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培养方面,必须把读书、读作品作为培养的重要手段。不能用讲课来代替阅读;任何讲课对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关键还在阅读作品。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有的培养单位安排了大量的授课,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必须把阅读原典的时间安排充足,应该要求学生读完一个时期的重要总集、别集、一个阶段所有的作品。最好是读没有经过标点的古籍。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同时也会加强他们对于古文献的把握理解能力。然后才是同学间的交流研讨和导师的指导。二是有关阅历。在我国,文学从来都是修身之学、养性之学,总是把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个人的介入融为一体,很少有西方那样纯粹客观的观照。孟子就有着名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的能力;所谓“养气”,讲的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不过从这段话的逻辑上来看,显然“知言”植根于“养气”。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修养会影响到语言文辞的辨别能力,直接影响到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由于文学本身写人的性质,读者或研究者对文学的接受,从来都受到接受者个人阅历的影响与制约,包括人生经历、学识、思想意识、信仰等等。尤其是人生的经历以及由此而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于提升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至为重要,甚至会影响到一个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在古代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鲁迅透过阮籍、嵇康等士人的出世与玩世,看到的是魏晋士人深刻入世的痛苦与悲哀,从陶渊明超然的田园诗中感受到的是他不超然,这种深入的感悟能力以及透辟的分析能力,毫无疑问与鲁迅作为现代革命先锋的人生阅历密切相关。又如现代着名的学者李长之,从小就形成了独立的性格,他在《社会与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浓的兴趣和独立的性格,永远是我之所以为我了。”

再加之他在清华大学学习哲学时,又接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狄尔泰哲学影响,这种学习的阅历,使他在李白的诗歌中,不仅看到了李白作为常人所应具有的欲望,而且在其《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还对其超常的痛苦作了深刻的揭示。谈到阅历对文学研究中感悟的影响,还要提到两位特殊的《红楼梦》研究者:一是写了《红楼梦人物论》的王昆仑先生,一是写了《红楼梦启示录》、《王蒙话说红楼梦》和《王蒙评点红楼梦》的王蒙先生。说其特殊,乃是因为他们都做过高官,但也就是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政治经验,使他们对《红楼梦》有了独特的感悟理解。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理解作品,再用作品的人生经验来验证补充自己的人生经验,写出了不同于普通学者的研究着作。在我国当代李白研究的专家中,已故的裴斐先生是一位既有突出成就、又极有个性的学者。当古代文学宏观研究中颇为流行情理中和之说、学者们纷纷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以中庸为主的文化时,他却鼓吹方的品格和狂狷精神,强调文人的人格应该是方的而非圆的,认为我国古典文学精华所在决非中和即中庸,而是与之相反的狂狷,对李白反中庸的狂狷性格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当众多学者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风是豪放飘逸时,他又指出,李白并非一味的飘逸,一味的豪放,他的性格和诗风是豪与悲。“其豪纵奔逸总是同深沉的悲感分不开,或豪中见悲,或悲中见豪,典型的李白个性总是包含着豪与悲两方面。豪,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悲,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矛盾、双重痛苦。”

裴斐先生对古代文化和李白的独特认识,在我看来,即受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的右派的不幸遭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是也锤炼了他坚毅的人格,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从而也使他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中,从一个大家都不会注意或者忽略的视角,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悟,从李白的飘逸中读出悲与豪。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一辈子钻到故纸堆里,不问世事,也不懂世事,未必能够作出大学问,成为真学者。关注现实,洞明世事,与读书互为表里,无疑能够有效地增强其文学感悟力。提高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除了强化读书和丰富阅历外,还有必要建议学者尝试文学创作,以提高文学修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亲自尝试文学创作,才会真正体会创作的甘苦,把握文学创作的真谛。因此曹植《与杨德祖书》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认为只有批评者自己是优秀的作家,才有资格去评论他人的作品。古代诗文评不曾独立,所以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作家即批评家,曹植此说自有道理在。现在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独立的专业,研究者虽然没有创作经历,亦可以凭借良好的学术训练,深入作品,开展研究。尽管如此,从提高文学感悟力的角度来看,曹植的这句话却也道出了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出现了许多作家学者或学者作家,尤其是五四时期,作家学者往往不分,一些颇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同时也是着名的作家,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钱钟书、林庚等等都是。这也证明,丰富的创作经验确实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有助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因此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者写一点文学作品,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一定会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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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研究;学术;诗歌;中国;陶渊明;艺术;文化;文学史;学者

奥门新萄京8455: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学术特征。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古代文学知识转变途径

能否享受文学生活是衡量人生活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小到个人,大到民族,都是如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懂得享受文学生活的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文化,传达着民族的心声,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为建设好这个家园出力。这一道理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懂。但是如何出力,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过。我想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人提供新鲜而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用理工科学者的话就是“注意知识的转化”。知识是生活前提,没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就没有某一方面的生活。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人致力于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教科书上的知识。结果是,古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进入教育系统和公众传播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却陈陈相因,甚至存在许多不准确之处。首先说不新鲜。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特殊意识形态作用下,古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阐释模式,以人民性为内容标准,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艺术标准来评价所有的作家作品。“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不可移易的经典描述。那个时代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种特殊的阐释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已被彻底抛弃,但是在众多中小学教科书中,在中国中小学教师的传授中,李白仍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仍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次说不确切。笔者几年前偶尔翻女儿新发的初中语文课本,是苏教版的,课文选有柳宗元的《黔之驴》,心里很高兴。

我在1984年考研时就是靠这篇初中时背的课文而答上“默写唐宋八大家一篇古文”一道大题的。可再看一下课文所归入单元,就高兴不起来了。单元名称竟然是“动物世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语文读本3》对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赴河陇》、《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作背景交代是“:唐代开国以后,西域边关战事不断……”这一描述对第二首诗比较合适,对第一首就不是那么合适了。“河陇”虽然在西部,但毕竟不能和“西域”混为一谈。再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语文3》中对“秋兴”的解释:“就是借秋天的景色感物抒怀之意。”解释未必错,但很不贴切。“秋兴”是因秋景引发的诗思,强调秋景的兴发感动,而非先有诗兴再借秋景以抒怀。造成上述知识陈旧和错误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很少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现有的编写者多是学习现代汉语的、现当代文学的和语文教学法的。由于知识结构所限,或是没有能力到众多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中找寻新知,或是不愿去寻找新知,有的甚至对教材中选不选古文都产生了质疑。一位曾主持中学教材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就公开表示没有必要把古文选入中学课本。理由是课本使用者是现代人,用的是白话文,何必要学古文?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心编写的,由开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读本》,共有六本,就一篇古文也没选。细碎的学科设置造成学者通识贫乏固然是形成上述局面的一个原因,但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知识普及和转化方面意识不强,努力不够,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非常重视创造新知,却不太重视将新知转化为常识。而常识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大多数人对众多领域的了解仅限于常识。

如果你和一个不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讲:宋以后也有好诗,甚至不比唐诗差,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实费多少口舌,讲多少道理,都不如编一本《宋诗三百首》,或《元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清诗三百首》。如果选出来的诗真比《唐诗三百首》中的作品好,甚至超过那三百多篇唐诗,就会大大改变人们对这些朝代诗歌的印象。在很多人那里,五万首唐诗就是三百首唐诗,二十五万首宋诗就是三百首宋诗。文学史从来都是选家的文学史。但近些年来学者很少把精力花在选注选讲上。人们完全可以再选出一本与《唐诗三百首》不重复的水平丝毫不降低的《新编唐诗三百首》,但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大众了解唐诗还在使用清人的选本。既然大众所需古代文学知识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知识选择好,更新好,传播好,就十分重要了。当你知道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生都需要了解这些知识时,当你知道需要这些知识的读者数以亿计时,难道你还能说这是不值得花费精力的小事吗?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发起一个“重读名篇,清理常识”活动,以几十年研究古代文学积攒起来的功力,把常见的名作重新读过,把积非成是的说法翻过来,把最新获得的知识加进来,把精彩动人的地方讲出来。常见的东西不见得没有问题。刘禹锡《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一首是否表现男女调情的欢歌?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否表现了一个女子苦闷的情思?李商隐《登乐游原》是否在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都有问题。刘禹锡善唱《竹枝词》,白居易《忆梦得》诗题下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欢快的情歌如何能唱入令人愁绝的曲调?“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定是在使用南朝乐府的双关手法吗?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明明是写一个新嫁娘晨起刻意打扮,怎么就成了表现闺中女子的愁绪呢?更何况这首词是被人以“中吕宫”的欢快曲调演唱的。李商隐《登乐游原》写诗人因心绪不佳而登乐游原,登上后欣赏夕阳美景留恋不舍,怎么就成了感叹唐帝国将要灭亡呢?要注意把那些得到学人公认的成果转化成知识。例如关于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韦应物家族墓志的发现,我们就知道了韦应物的字是什么了。类似这样,孟浩然的字是什么?《菩萨蛮》是不是李白所作?学术界都有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应该成为可以传播的常识。要注意把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经验传达出来,以提高民族的语文能力。例如发掘唐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写景,如何抒情,如何叙事,如何议论,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如何使学生学会读诗,把诗歌的好处读出来,进而能以恰当的语言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如何使唐诗的名言警句成为今天生活的话语,为我们今天人们的生活增加艺术的品味等等,都是需要学人花大力气琢磨的。由于考试的需要,中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参的编写者一贯的想法是力图使语文变成一门他们所认为的科学,要在具有高度个性化和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类似于数学公式的东西来,结果眼睛只盯在字、词、句、篇上,至于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审美韵味则说不好,也压根儿不想说。完整的艺术品被拆碎得不成片段,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变成了兴味索然的东西。

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教会人们应该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研究者要积极宣传新的知识,自觉维护已有的常识,积极参与到各层次的教材和普及读物的编写当中,通过各种手段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施加影响。例如袁行霈主编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里的古文选取眼光就明显高于以往同类教材。《文学遗产》应该开辟专栏,发动学者监督大中小学教材中古代文学知识的使用情况,发挥权威刊物的批评和引导作用。批评可以避免知识上以讹传讹,引导可以使师生在教和学中有所归依。古代文学研究者要进一步改进古代文学知识的宣讲方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很吸引人,但讲古代文学时多爱讲故事,成了另一种“说书”,没有达到宣讲的最高境界。宗教界人士特别注意宣讲,历史上曾留下“石点头”、“天花乱坠”的故事。星云大师一场演讲下来,很多人立刻跟着出家。这种能触动人心的宣讲经验值得借鉴。应该把众多优秀作家作品的真精神讲出来,讲得令人心驰神往。古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出现一批这样的宣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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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写点文字,表达对袁行霈先生的感念和敬意。可要说的太多,提起笔来一时不知从何讲起。

二战以后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可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我曾在1984年本科毕业留校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先生研修古代文学。第一次见到袁先生是在他新开的“唐宋词研究”课堂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研究古代文学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还研究,那有什么意思?看似不经意,却道出了先生学品与人品兼修的治学原则。

1、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五十年代28种,六十年代48种,七十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 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1]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任昌淳《唐诗精解》,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杜诗谚解抄》,李元燮《唐诗》,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辛夕汀《唐诗》,金学主《诗经》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金钟培《清真词订释》,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柳晟俊《王维诗考》,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近体诗形式考》,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韩国词文学研究》、《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张基槿的《李白诗传》、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奠基和导向作用。

先生视古人为同道,做学问不是向别人炫耀,而是为了增进个人学养。恰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记得先生的授课地点位于五四操场边上的101阶梯教室。那时,先生住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27栋204“一担挑”两居室,我租住在西门外西苑操场2号一户农民家的四合院里,相距不远。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朴汉永,十九岁出家,是位诗僧,《石林随笔》由法宝院1962年印行。诗话中记载了作者对严羽《沧浪诗话》以及袁枚《随园诗话》、洪北江《诗话》《阮堂诗话》等清诗话的品评,对清初诗人评价,诗话中记录的韩国李朝时代汉学家金正喜在中国与乾嘉学者阮元翁方纲交往情况,以及其《阮堂诗话》对清初王士祯、朱彝尊、钱谦益、吴伟业等诗人诗派的评价,不仅在中韩学术交流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而且见解也独到,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批评史时参考。[2]李家源,历任韩国成均馆大学何延世大学教授,其《玉溜山庄诗话》为韩国诗话的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全书10多万字,分为“绪言”、“本论上”、“本论下”、“结语”四个部分,像一部专著,书中以讨论韩国汉诗为主,对中国诗话、中韩文学关系亦有研讨,体现韩国新诗话特色,也是中韩学者对“诗话”的定义、范畴产生歧义的动因之一。书后有中国学者蔡茂松所写的“跋”,认为此书“集海东诗话之大成,精取广列,用判雅正”,并预言“此书不久即可广传于我中华文士”,亦可视为中韩学术交流史上一例。[3]

幸运的是,几乎每次下课,我都能陪先生一边往回走一边交谈,途经未名湖边的小路,绕过红楼,到北大西门外分手。从落叶缤纷的深秋到微雪初霁的冬天,一路走来。每当夕阳西下,拉长了我们师生身影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2、1981年到1992年。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4]。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为119种,为前三十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如汉代文学从前三十年的19篇拓展为36篇,明代由前三十年的9篇增至36篇,清代由前三十年的10篇增至62篇。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5]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以宋代文学为例,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中国语文学》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刊出两期特辑: “苏轼特辑”和“宋代文学特辑”。在“宋代文学特辑”涉及宋代和中国古代文学和音律研究的论文有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文艺学研究的3篇,接受史方面1篇,普及介绍1篇,另有4篇语言音韵方面的论文,讨论宋代官撰韵书的得失和《广韵》谐声偏旁的古音来源,讨论还是相当深入的。“苏轼特辑”涉及苏轼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思想研究和文艺学研究5篇,接受史1篇,书法绘画研究2篇,资料索隐1篇,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况且,出某一作家和断代文学的研究专辑,这本身就是研究层次拓深的表现。

30多年过去了,但与先生的交往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我赞同有学者以“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来概括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但还可以再简练些。在我看来,先生的学品与人品一言以蔽之:“清”而已矣。先生把其自选集命名为《清思录》,可谓夫子自道。我以为“清逸、清拔、清远、清淳”是先生的治学特色,也是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治学风格与人格修养那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如果结合中国古典学术的当代转型来考察,更能一睹先生的治学风范及其在当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中国诗论》,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宋龙淮《秦观词研究》,柳钟睦《苏轼词研究等。

/ 清 逸 /

3、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6]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四十年的总和。[奥门新萄京8455,7]

在“艺术失语”下创建诗学话语

1992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从“十年禁锢”挣脱出来的中国学术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开始回归学术本位,尊重学术规律已成为学界广泛的共识,并涌现出以《管锥编》为代表的开一代学风的巅峰之作。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在2003年8月,在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上,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他认为:从人文文化传统的观点看,顺天依地的中国农耕文化与克服自然的欧洲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中国诗发源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与修己治人的人文文化精神结合,主导东亚特有的人文文化传统” 。[8]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9]

袁先生此时正值盛年,面对来之不易的学术环境,经过冷静的思考,选择了一向被人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研究重点。

鉴于这种科学理性的认识,韩国学者很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的一些研究汉学和中国文学的主要学会如中语中文学会、韩国中国学会、岭南中国学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也都有专文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以笔者近年来参加的研讨会为例: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延世大学召开“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论文为《近五十年来台湾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评述》,上海戏剧学院陈多《新中国五十年间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动态》,台湾成功大学陈万益《台湾文学史撰述的成就与检讨》,北京大学张少康《五十年来海峡两岸文心雕龙研究的成就》,南京大学莫砺锋《中国宋诗研究之动向与成就》,笔者的《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等。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在汉阳大学召开“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韩国东国大学吴台锡论文为《中国诗在韩国的研究方法论》,柳晟俊《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之概况》,台湾东华大学谢明勋《台湾地区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韩国檀国大学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宋诗研究历程及前瞻》等。2005年9月,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在威德大学召开“岭南中国语文学会2005年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湖州师范学院俞允海论文为《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韩国岭南大学金周淳《韩国陶渊明研究》,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宋人小说研究》等。撰文总结、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这也成为当前韩国学者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1992年以来,韩国学者仅在中国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就有:柳晟俊《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韩国国内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韩国唐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朴宰雨《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情况介绍或资料罗列,而是表现了作者学术史的眼光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首先,选择诗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是文学回归艺术本位的时代要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十年浩劫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研究处于失语状态。袁先生从事诗歌艺术研究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义。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参加整理的高丽大学徐敬浩教授还编撰了一部《国内中国语文学论著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收彔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七百五十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发布。

其次,选择诗歌艺术研究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古人谈诗说艺,即兴感悟,点到为止,缺乏系统的分析。今人论诗在畅言和寡言之间,难言和尽言之间,欲打出一条诗艺的通道且保持诗的灵性与慧悟,绝非易事。先生选择的正是这种艰难。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则定期刊出《近刊学术资料目录》。“目录”分为韩国国内和国外两大类,最近三年内发表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目录。其分类方法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分类法同,以便跨国查阅检索。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编辑部还刊出大陆、台湾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名单大学,分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研究机关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和联系方便。

第三,如何揭示诗歌的艺术奥秘?早在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倡导“横通”“纵通”的研究方法。横通,是将文学与哲学、政治、宗教、绘画、音乐等学科打通,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纵通,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要有纵向的把握,对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二者结合,仿佛由横轴、纵轴组成的坐标,对古代诗歌艺术进行精准的把握,即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以打开诗歌艺术的奥秘。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第四,建构中国特有的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先生曾说,做学问如下围棋,虽然是举棋落子一步一步走,但胸中须有满盘全局的观念。博采精鉴也罢,深味妙悟也罢,横通纵通也罢,归根结底,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基础上通观周览,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诗歌艺术创作与鉴赏规律的批评话语。

比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先生一方面从微观入手,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苏轼、周邦彦、陆游诗歌的艺术构成、文学渊源以及诗人人格对其风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着眼,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诗歌意象、意象群及意象组合方式,诗歌意境的构成、特征、深化、开拓和创新。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总结韩国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时即把“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形式日趋完备,研究方向已形成多样化”作为主要成果来肯定。[10]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也认为韩国的“中国诗研究,特别在研究观点、视野、对象、研究方式上,包括学科间研究,有走向多样化的努力”。作者肯定这种努力,他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还需要受容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思维跟中国文人的直观综合的思维是有所相通的,学科之间的研究也可能提供我们更多思维的机会。因此对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1]

1987年结集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体现出鲜明的袁氏风格。先生提出诗歌从语言到意象、由意象到意境、由意境到风格到人格的系统分析方法,既传承了古代诗话的鲜活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情趣,又将古代诗论感悟式的评点发展为系统的艺术分析的方法,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奠定了先生的学术地位。

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比较研究方面: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元钟礼《杨万里与袁枚对性灵美感的比较》等。着眼于生平文学考论的如:李甲男《后西游记考》,安炳国《骆宾王生卒年小考》,宾美贞《中国始祖神话试探》等。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方面如:柳钟睦《联章词的发生与发展》,金鲜《词体疏密试论》,南镇哲《唐代论说文体讽喻文考察》,李京奎《词律研究》等。学术史、接受史方面如:金周淳《金元时代的陶渊明研究》,金鲜《传统词学观点之总结与后续发展》,李章佑《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吴台锡《中国诗在韩国的方法论》等。地域文学研究如车美京《戏曲舞台的色彩与中国人的色彩观念》,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时段研究方面:柳晟俊的专著《初唐诗与盛唐诗研究》, 柳钟睦《密州、徐州时期的东坡词》《第二次杭州时期的东坡词》,李钟振《苏轼黄州时期词》等。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如:黄永姬《张炎的隐逸心态与对神仙世界的寄托》,柳晟俊《王梵志家庭伦理意识考》。原型批评方面如:郑在书《为违反的神话论:关于第三神话学的建立》,结构主义分析如宋伦美《玄怪录叙述结构的顺序性分析》等。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建立系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得益于自身的才情和悟性。他幼承家学,渊源有自来,翰墨书香,耳濡目染。考取北京大学后,受业于著名诗人、学者林庚教授等名家门下,学业精进。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 “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12]

先生对文学艺术有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精准的把握力,这是源于长期浸润文学艺术所形成的慧悟。钱锺书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先生是学者,也是文人,他以文人之灵机慧悟洞彻古人之说,他的古代诗歌论著及后来的《论诗绝句一百首》的创作,赋古典以新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清逸之气,随意挥洒,左右逢源,如惊蛰过后的万物萌动,如秋水长天上的鹜霞齐飞,含英咀华,清灵秀逸,舒卷自如。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葛晓音先生说,听袁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在我看来,读先生的文章又何尝不是艺术享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如此,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程千帆先生誉为“提要钩玄,敲骨得髓之作”的《中国文学概论》又何尝不如此?

出于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1、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不再像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李仁老的《破闲集》那样,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也不像高丽朝杰出的诗人李奎报的创作谈《白云小说》,集中表达对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仰慕,而专论韩国作家作品。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话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13]。但从其诗歌理论和品评标准来看,强调“先气节而后文藻”,谓“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换骨法”、“翻案法”,化腐朽为神奇之法,实际上仍是在祖述宋代尤其是“江西派” 的诗歌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李朝文人金习时创作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的形式、体制乃至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皆是模仿中国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但却道道地地是个朝鲜故事:内容上以古代朝鲜的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古代朝鲜的自然风光、民俗民情为背景,表达一个民族的欢乐和悲哀,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为朝鲜民族小说起了很好的示导作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的朝鲜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挞川梦游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皆以此为典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韩国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觉醒。十九世纪中叶,朝鲜文学的主流意识已十分强烈并积极争取自己的地位,汶上散人作《东厢记》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是朝鲜第一个“国剧”,从名称来看,就是要与中国的《西厢记》相对。作者不仅在情节上有意追求比《西厢记》更为曲折,特别是剧中描写的婚礼风俗不再是《礼记·婚礼》的汉家式样而完全是朝鲜式的,一些韩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意识强调这一点,如金台俊在《朝鲜小说史》中说:“这部作品,由于美丽的爱情故事和文人的巧妙表现,提高了剧的内容,其结果,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越发被这部作品所吸引。特别是作品描写的婚礼风俗完全是朝鲜式的,不能不说,有人要激烈的拒绝仅把它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看法”。

至于当代,由于地域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切割、独立和取代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更加强烈。近年来,韩国国内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建都已六百年定名为汉城的国都已改为韩语发音SEOUL的新汉字“首尔”,韩国的“汉医”亦已更名为“韩医”,有的学者还主张一并将流经汉城的“汉江”改名为“韩江”。最近,韩国的史学界又正在为把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中国史学家大打笔墨官司的事件。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他的亲自干预下,代表着韩国古文明的庆州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保护,特别是新罗金氏始祖金阙智的鸡林遗址,为繁荣新罗文化和统一三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善德女王陵墓以及她所在的佛国寺景区,供奉着统一三国的新罗太宗武烈王、文武王和金庾信将军灵位的统一殿等皆大加修缮、广为宣传。为了让这些文物显得崇高庄严,不至于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韩国文化部还规定,庆州的现代建筑物楼高不准超过五层。金大中的这些措施决定于他的文化定位和国家理想:1998年,当时还任总统的金大中在谈到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时说:“从历史上说,我国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形成并发展了我国的固有文化”。[14]吸收-养成-切割-独立:金大中的这一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韩国学者的共识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之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15]。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16]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明治以后日本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汉学从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汉学、国学、洋学三学并立的地位。到后来干脆将“汉学”改为“东洋学”,以便将日本人写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彻底切割开来。明治时期的汉学家太宰春台和本居宣长等人,强调的则是日本文学的民族特性,将日本文学与“汉学”剥离开来,如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就非常强调“日本歌学在摄取那一时代的中国诗学,化为自己血肉”的过程中,“日本人并没有抹煞自己的本质而汲汲于学习他人”。他举日本第一部歌谣集柿本人麻吕等人的《万叶集》为例,指出虽受中国《文选》辞赋的影响,但并不像中国辞赋流于为铺陈而铺陈,为文饰而文饰。欧美也是如此: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神州集》,无论是创作理论、创作素材还是写作技巧都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休·肯纳说:“与其说《神州集》是中国产品,倒不如说是美国产品更令人注目”。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甚至认为《神州集》的风格“与中国灵感并无多大关系,它是庞德先生自身风格的发展”。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但最终却归于沉寂,也是一例。

对于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本位主义,无论是其形成的历史还是当前的现状,我们都要有清醒和理智的认识: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前段时间在中国热播的《明成皇后》说的就是1873年 高宗亲政后一段对周边国家的抗争史和依赖史:先是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入朝镇压兵变,让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在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闵妃后,高宗又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宣布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称皇帝,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2、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

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陆与韩国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但韩国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已开始开始,其主要影响源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在学术队伍构成上,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韩国学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国词学研究为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韩国共培养这方面的硕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汉城大学或岭南大学完成学位,其余11位学位均在台湾完成学位,占总数的64%;从1982年到1998年共培养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台湾完成学位,占53%。在诗文和小说方面也接近于这个比例。从当前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现状来看:五十至七十岁的“长辈”绝大多数曾求学于台湾高校,成为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罗联添、邱燮友等台湾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弟子,这批台湾学者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构成了今天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韩国中国戏曲学会会长金学主,中国语文学会理事长李章佑,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馆长徐成道等皆于五、六十年代前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或中央政治大学,车柱环、李炳汉、李锡浩、许世旭、全寅初、崔溶澈、 柳晟俊、李宇正、高八美、 徐敬浩 、俞炳礼、咸恩仙、全英兰、崔桓、李金奎、安炳国则在七、八十年代在台湾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当前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所担任要职,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更年轻的一代车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东、李锡镇、朴永焕等目前也陆续成为学术带头人,是当前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这种学术传承自然会深深影响着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学方向上,韩国学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种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著作版本的包揽式研究,如《孟浩然诗研究》、《杜牧诗研究》、《王维诗研究》等,而这正是台湾学者的专擅。以韩国学者词学方面的学位论文为例:1965年到1993年近三十年间,韩国硕博士论文中关于词学研究的共32篇,其中属全方位考察即以《XX研究》或《XX试论》为题者为24篇,占75%,这24篇学位论文中有15篇是在台湾高校完成,指导教师为台湾学者,占这类学位论文的62%,如: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任日镐《宋代女词人及词作研究》,俞炳礼《白居易诗研究》,朴钟劼《王安石词研究》,宋龙淮《子野词研究》等。

在研究方法上则倒过来,多微观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如郑在书《李商隐咏物诗中的人生感慨——从咏花诗谈起》,尹顺《山鬼中的巫仪考察》,崔真娥《驱傩行中的傩戏》,金寅浩《文学中“归”研究》,宋龙淮的《晏殊感时词小考》等。这是台湾学者喜用的研究方法,如中央政治大学罗宗涛教授的《四杰三李之梦》、《唐代女诗人作品中的花》、《唐人咏云诗试探》、《李白诗中月亮之考察》等皆是如此,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弟子。

3、民间研究机构的普及和运作上的专业、灵活

韩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由民间推动,由学者自由组合,非常众多和普及,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但是这类学会就有二十多个,按人口或研究队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更不用说俄罗斯和欧美。其中最主要的:①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成立于1971年,是韩国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成员包括韩国国内各所大学系部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近三百人。会址在汉城,现任会长是延世大学中文系全寅初教授。该学会的会刊是《中语中文学》,至2005年已出版32期。②“韩国中国学会”,创立于1962年4月,由汉阳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0多所韩国著名大学200多位学者组成,会址亦在汉城,目前的会长是汉阳大学的孙叡彻教授,其宗旨是“研究和介绍中国的学术与文化”[17],会内设有“文学”、“语学”、“史学”和“哲学”四个研究部,并出版有会刊《中国学报》,基本上每年一期,到2005年已四十九辑。另外从1998年起,每年还出版一期《国际中国学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了九辑。③岭南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会址在庆北,成员以韩国中部的一些大学如岭南大学、大邱大学、庆州大学、威德大学等大学为主,亦有近二百名会员,现任理事长是岭南大学李章佑教授,会长是高丽大学的崔溶彻教授,其会刊《中国语文学》为半年刊,至2005年已出版46辑。其文学研究更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并出版了一些古代作家的研究专集。其余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还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学术刊物《中国文学》;韩国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会,《中国学研究》;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论译丛刊》;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语文学志》;东方汉文学会,《伏贤汉文学》、《东方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韩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韩国敦煌学学会,《敦煌学研究》;韩国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戏曲》;中国小说研究会,《中国小说论丛》;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中国小说研究会报》;釜山·庆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志》;忠清中国学会,《中国学论丛》;延世大学中语中文学会,《文镜》;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理论与实践学会,《理论与实践》。韩国还有一个专门由华裔学者组成的“韩华学会” ,也是定期召开年会,并有会刊《韩华学报》。这些学会也有相当的规模,如韩国敦煌学学会,主要任务是开展国际交流和联合现场调查,有成员60多人,目前相当活跃;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成员中有教授、副教授60多人,新闻界和在国家高级研究机构任职的研究人员30多人,另外还有300多名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学术交流和友好活动,加强同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相互了解、开展有益于韩中人民友谊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除此之外一些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所,如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主要集中 “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建国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其宗旨是“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诸领域以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有研究人员70多人;中央大学“中国研究所”,其宗旨之一就是“通过学术界的深层次研究,预测中国的文化进程”,现有研究人员60多名。这些学会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成员由选举产生,并由所组成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学术带头人轮流担任,参加会内学术活动为自费,并交纳会费供学会活动和出版学术刊物。领导人在任期内则积极向政府和财团申请、募集经费,并同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大学、研究机构广泛联络,共同召开学术会议和交换访问学者,很是活跃,如韩华学会的副会长、《韩华学报》主编许庚寅教授就向韩国工商界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申请了 “中国地域文学”研究经费,然后同广州中山大学合作进行“岭南文学”研究,亦同我联系过,要进行“新安文学”研究。

4、注意中韩文学以及学者、论著之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古、现代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

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会产生一些有歧义的问题,韩国学者很注意对此进行集中探讨和比较,尤其是韩中作家作品以及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韩国学者一种很好的研究风尚和学术传承,早在韩国诗话开山之作——高丽朝高宗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韩国杰出的诗人李奎报在其创作谈《白云小说》中谈到自己对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作认识上的转变:早年“读梅圣俞诗,实行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其中还谈到他与高秀英对韩国诗人李山甫《览汉诗史》的不同评价。[18]。对“诗话”这一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评论方式,其定义如何界定?它应包括那些范畴?中、韩、日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为此,韩国忠南大学在1999年7月召开“东方诗话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专门针对“诗话”的概念、范畴和定义展开研讨比较。会上中、韩、日学者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对“诗话”研究的深入和真理的接近无疑是有益的。主持这次大会的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著有《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专事三国诗话在诗学理论、诗学批评和诗歌欣赏的同异进行比较。他穷毕生之力编纂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中也录存了大量论述中国诗歌以及中韩两国诗人诗作比较这类资料。另外,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往往都很具体、专门,强调两者之间的探讨、比较,不作“唐诗”、“宋词”、“元人杂剧”这类泛泛之论,如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发表会,主题就是“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会上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三大类,对两岸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专门探讨比较韩、日、欧美以及海峡两岸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得失。韩国的国学资料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主要比较中、韩、日等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并列举若干个案进行分析,这套丛书题为《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3辑。前面提及的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皆刊于其中。在研究论文方面,这类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来就致力于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有《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论文,最近又有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问世。在这本新注重中,作者着力于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影响研究,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另外,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很重视古、现代文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韩国的中国文学教学不像中国大陆这样专业,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都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互不关涉,倒是有点类似台湾,许多学者都是兼跨古、现代文学,甚至语言学。如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启哲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朴宰雨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八十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九十年代以后更将其主要精力转到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沟通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是注重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很好途径;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当代人文关怀,以提供经验或揭示规律等方式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选择。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不会与当代社会疏离,才不会被边缘化,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韩国的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注释:

[1]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研究概况图表》,《韩国学术资料》,人文社会科学编第2辑,大韩民国学术院,2001。下同

[2]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7,348页。

[3]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7,352页。

[4]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14辑,1988.7。

[6]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语中文学》第35辑附录,2004年6月。

[7]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8。

[8]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8。

[9] 《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10] 《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2。

[11] 《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12] 《韩国唐诗研究新动向》华南师大学报2005·1。

[13] 崔国华《东人诗话》“后序”,见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18页。

[14] 朝鲜日报1998年4月17日消息: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申乐钧向金大中总统报告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

[15] 《韩国唐诗研究新动向》华南师大学报2005·1

[16] 冯敏、金基庠《汉学研究在韩国》,当代韩国,1998年夏季号。

[17] 韩国中国学会《国际中国学研究》第6辑,《韩国中国学会会则》。

[18] 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卷一。

编辑:古典文学 本文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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