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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看好的台湾大学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课

时间:2019-07-20 00:45来源:奥门新萄京8455
摘要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

摘要: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 ...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去世,享年77岁。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信息,校方和家人遵从章培恒教授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复旦大学官网昨天以全黑形式,纪念这位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生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新著》和《洪升年谱》等。

  中新社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邹瑞玥)著名文史学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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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师生追忆章培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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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著《洪升年谱》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独创性。

最看好的台湾大学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课非看不可的10本书,斯人已去。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极大轰动,创造了当年销售七万套、累积销售20多万套的辉煌业绩。这部享誉全国的文学史著作是合作者在章培恒先生文学史观点的引领下,主要由合作者撰写的,骆玉明教授负责最终统稿。而章先生则撰写了一篇长序,阐述他“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观点。该书出版后,章先生感觉到自己的文学史观在全书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遂决定重新编写。十一年间,两位主编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和新的研究成果,推出《中国文学史新著》。与1996版相比,章先生承担了《新著》大部分的撰写工作,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贯穿全书。在近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大学以及我校的知名学者盛赞《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文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巨著”。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突破陈见束缚,掘发新异创见,是学术研究的最宝贵之处。章培恒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其治学深受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三位著名学者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非常注重独立思索的精神,从不人云亦云。而这些学术新见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都是经过严密科学的论证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历来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忽略了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新著》中,章培恒先生打破了以往的陈旧分期模式,特别注重以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联系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同时也揭示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书中,多处论述到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例如,他比较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和俞平伯的《花匠》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分析出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有相通的地方,在论及六朝文学时,他还以朱自清的散文来印证五四美文受到六朝美文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中对美的体验古往今来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而在章先生看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也是有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以往的文学史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然而在文学史上,许多的问题,依靠阶级斗争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性的意识、自我的意识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五四以后这个现象非常突出,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种意识已经存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变得明晰起来。皓首穷经为求真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我校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浙江大学教授廖可斌等多位专家都认为,章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部“有思想的文学史”,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而这个“思想”、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章先生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无限热爱的基础之上的。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是章培恒先生多年的老朋友。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范伯群教授,说最近经常失眠,睡不好觉,范教授赶忙问原因,章先生有些感慨地说:考虑中国文学史的体系啊!可以说,学术研究已经与章先生的生命融为一体。对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章先生更是精益求精,不肯有丝毫的马虎。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王水照教授,向他借阅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关于唐诗考论的书,为的是搞清楚李白的《静夜思》中究竟是“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看月光”,究竟是“举头望明月”还是“举头望山月”。原来,森濑寿三对李白的《静夜思》一书有非常清楚的考证,章先生在论及此诗时想找到原始出处,以呈现原书面貌。实际上,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章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了许多翔实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注释,在书的最后校对环节,在医院里亲自校对引用文献,以确保引用资料的确准。在当今有些浮躁的学术界,章先生这种求真、求实、亲力亲为的探究精神是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而《新著》也体现了章先生对人生和社会的真实感悟。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章先生是喜欢鲁迅的,章先生一生受鲁迅思想影响蛮深的,这里面包含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理解。”“整部书体现了章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种看法,而且体现了章先生的人生阅历、人生态度、文化理想和现实关怀。”“像章先生那样做主编”当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话:“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主编,主编,主而不编”。反映了人们对“顾问书”、“主编书”的不满和嘲讽。而《中国文学史新著》却是一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虽然形式上《新著》是由章先生领衔主编的,但撰写过程中,章培恒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撰写的宗旨,更主要的是在随后的统稿工作中,章先生本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现170余万字中,经过他修改或重写的大约120万字,其余部分也经过他修改,恰如骆玉明教授所言,“07版文学史是章先生直接主持的,无论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我们自己写的,所有的文稿他都重新处理过了。”可以说,增订本中许多章节的论述都融入了章先生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处处都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和笔触。专家们说,“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并重”、“注重古今演变”这三条思想贯穿了《新著》的字里行间,这无疑是章先生“既主也编”的结果。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病中完成的。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体现了章培恒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独创性。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美丽女老师的课上似乎总隐隐藏着一个暗示:纠偏。这在“中国文学史”的导论课上,已昭昭可辨。作为所有中文系课程设置中绕不过去的必修课,台大选用这么年轻的女教师来教文学史,这本身就是对“重写”、“重读”文学史的践行吧——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狭义的“重写文学史”其实是回应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让女性的声音可以获得出口。比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只提到了五位女性作家,并且全部在宋代以前。仅此一点,就可看出“重读”、“重写”之必需了。

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章培恒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上世纪70年代,章培恒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个案研究,被认为对于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及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及《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章培恒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

在常规对于文学史读物的推荐环节,欧老师虽开出了如下书单,却言之在先曰:“转益多师是汝师”——我开给你们的书单,并不代表其中任何一本都是真理,相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只是你们要多多读不同的著作,才是为学之道。

最看好的台湾大学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课非看不可的10本书,斯人已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是章培恒教授的好友,他在前天傍晚得知章先生快不行了,连夜从北京赶到上海,到华山医院时已经是凌晨,“那时他还有最后一丝气息,章先生也想最后能见到我一面,所以努力撑到了最后。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很瘦,胡子很长。” 安平秋说,“我和章先生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又欣赏。同时,他又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这10多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确诊了癌症,所以他的离开还是不令人意外,但又不是滋味。”

  章培恒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完)

昨天凌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先生辞别人世。

  •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 2.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 3.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 4.王国璎:《中国文学史》
  •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 6.宇文所安等:《剑桥中国文学史》

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但就算在医院中,还在为《中国文学史》做修订工作,并陆续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

著名文学史家《中国文学史》作者章培恒去世提出文学进步与人性发展同步

“生前,章先生喜欢的是鲁迅、李白那种有血性的性情中人,最反感的是世俗的繁文缛节。对自己的学生,先生花费了百般的心血,希望他们能做成功自己想做的研究,而对自己,章先生一直是用最有天赋的才能,做最扎实的研究”,这是他留给弟子们的印象。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列出那么多名字几乎一样的书,有什么意义呢?且让欧老师来告诉你,她建议你怎么读。而在讨论怎么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听听欧老师对于这个书单的框架标准——文学史观。(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对于章培恒先生的治学,安平秋说,章培恒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注重实证研究,“这可能与他师承蒋天枢先生有关。用实证精神做学问,他的代表作包括《洪升年谱》和《献疑集》。”章培恒自己也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工夫。”

中新网-新民晚报 2011年06月07日 17:26

病榻上重修《中国文学史》

一部文学史的成书逻辑或最大的价值,其实并非作家作品,而是挑选及解释历时性及共时性作家作品的标准,以及串联它们的方法,也即,文学史观。以上书单中的大部分书,都秉承着一个著名的文学史观,也是影响我们近百年来对于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判断的一大史观,即胡适先生在其《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脱胎于演化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简单说,在这一史观的眼光下,文学是朝着某个固定的目标前进的,即现代一定比古代更进步。所以白话文一定优于文言文。不仅如此,历代的问题变迁也皆是为了“进步”而改变。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从小不经大脑便张口即来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历朝问题代表作,也不过是被胡适先生洗脑的结果啊。

章培恒的文学史研究从1957年撰写《洪升年谱》开始,当时他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章培恒在撰写过程中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章培恒先赴洪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经过5年终于在 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对洪升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尽管《洪升年谱》早在1962年就已完成,但这部书稿的出版要到17年后,《洪升年谱》在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学中文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学史》,这本书第一次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事实是什么呢?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他从1984年起做章培恒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然后在复旦任教,其间一直跟随着章培恒。陈广宏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章培恒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他酝酿很多年的研究项目。章先生和另一位年轻老师承担“中世”部分项目。“中国文学思想史不是批评史,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文学观念、文学认识,以此来勾勒文学思想的发展。章先生承担的那部分已经完成,正在专家那里审查。除了《中国文学史》,他的重要研究还包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研究方向。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所以把文学史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认为分开研究会有各自局限,所以需要打通古今,整体眼光看文学的根源。”

  (记者 夏琦)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今晨零时22分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他与骆玉明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和日译本第一卷今年4月刚刚出版。

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陈正宏教授说:“章先生曾经说过,社会真正进步的话,文学史就不用写了,在他眼里,文学史是有改造社会的功能,而不是宣传或者教化。”章培恒先生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

举个例子:在“线性进化”的文学史观下,胡适竭力称赞韩愈“作诗如作文”的态度,同时批评杜甫的《秋兴八首》为诗谜。但朱光潜先生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 胡适的后的意见”中曾引宋代严羽评价宋诗的话说: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味如嚼蜡。被胡适赞扬的“作诗如作文”的作诗之法,其实就是宋诗之道。在文学史而言,韩愈是唐转宋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诗运衰落的一大关键。

病中修《中国文学史新著》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告诉记者,章培恒先生1999年被查出患前列腺癌后,一直在治疗,虽然成功控制了多年,但近期状况恶化。3个星期前他再次住进华山医院。前天上午章先生意识清醒时重申了遗嘱,强调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一旦病危不要过度治疗。昨天下午章先生进入弥留状态,至凌晨去世。据悉,学生、同事们在古籍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自发设了灵堂以供悼念。陈思和说,章先生从未停下研究工作,除了极其认真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外,在复旦大学学报上,他还与陈思和共同主办了一个栏目,在今年第三期还发表他与学生共同撰写的论文《<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他和骆玉明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第一次把文学史按照人性的发展进行分段,而不再是按照帝王朝代来分段。他曾经说过“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告诉宋代的文学家说,我们认为你们这一时代最大的成就是宋词,他们一定不会同意。如果你去告诉苏轼,我们对你的定位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一定不会答应,他会恨你。对他们来说,诗言志,而词只不过是诗余罢了,是平时发发牢骚抒抒情来的,他们最重要最严肃的内容,依然在诗里;又比如,如果你告诉曹雪芹,他是明清小说的第一人,他也一定不会高兴,因为这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代表作啊。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多少年来,有重要之作也许就这样被忽视和掩埋。

在安平秋眼里,章培恒这位同行和长辈,同样做古典文献研究,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开阔的眼界和思路,“他在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十分注重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就算做古典文献研究也有创新,最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文学史》。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但他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不同,最后的思路也不同。”1990年代以来,章培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2006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其中《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章培恒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院士待遇的杰出教授,生前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他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除发表论文外,他的作品还有《献疑集》《灾枣集》《洪昇年谱》等,并曾主持《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分科等项目。

但是章先生本人却并不满意,他觉得这套书光谈人性,却忽视了跟文学密切相关的人的情感。因此打算以情感为主线,重新写一本新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在写《中国文学史(新著)》时,章先生已经罹患癌症了,用陈思和教授的话说:“他想让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他重修《中国文学史》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病房里进行的,有时边打点滴边与责任编辑讨论如何修改。凭借顽强的毅力,他终于完成了全书的修订,其间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论文。

言归正传,那么以上的书单要怎么读呢?当然是取其精华,毕竟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架上,这几位足够学问足够分量来撰写文学史。比如刘大杰先生,文字酣畅淋漓,诠释与考证都具有真知灼见,尤其是文学史观未受政治影响的“文革”之前的原本。而叶庆炳先生的文学史,则是台大课程的教材,其优势在于尽量客观地综合各家意见,不带太多个人主张,但是隐隐之中依然还是可以看出叶先生也是以五四“线性进步历史意识”为建构的。

著文学史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如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章培恒曾回忆说,《中国文学史》创作和全面重思中国文学史问题开始于1989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章培恒曾回忆说。

陈正宏教授说:“章先生早年是从事鲁迅研究的,后来转向古代文学研究,所以他才能将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打通了来研究。”事实上,他非常关注中国古今文学的演变,他一贯认为,如今研究界内,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研究方法是很有问题的,有些问题需要打通,才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解答。正是由于章先生,现在中文系有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古今文学研究。

台静农先生的史作,则是其上课讲义之整理。台先生对弹词、吴歌西曲等民间文学有特别造诣,但是当然,他本人依然是五四文人。王国璎先生的特点,则在于用文类流变来勾勒文学史的表达,并吸收历代评论而融会贯通。而近年来颇受学界褒扬的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欧老师的特别推荐中。章、骆一书,以一种独特的演化观——虽然也是演化观——解读文学史,但与胡适不同,或者说高于胡适之说之处在于,他们所主张的“演化”,是凸显自我觉醒的进步史观,及历史进步的目标,是个人的自我觉醒。关于这一点,在此书洋洋60页的“导论”中,已明确表达,非常建议大家有空一读这篇精彩的论述,大概可称为当代之“人的文学”。(注:此处为广告,笔者加塞私货,不是欧老师建议。)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当时学术界用“石破惊天”来评价该著作,但章培恒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论述,但他认为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所以很快他就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出版后这两卷就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学教材。但就在要创作第三卷的时候,1999年他被查出罹患癌症,该卷的创作也因此耽搁下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责编韩结根回忆,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在工作,最后的统稿工作也在他住院期间完成。2005年,章培恒病情开始好转,终于完成了第三卷,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全部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北上南下”完成《洪昇年谱》

最后,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去年以来被热议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自然位居欧老师special list。此史的珍贵之处在于,尽量不受所谓先行的史观主宰,而使用接受美学的方式,透过历代读者的角度来重写——后人如何运用前人作品的成果,再产生他们时代的文学成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回到当时,看他们怎么想,而非我们现在怎么想。另外,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用文化研究的知识结构参与,以给予文学更准确的定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1975年进入复旦大学,并认识章培恒教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两人开始合作《中国文学史》创作。骆玉明说,写《中国文学史》最早是为了写一本大学自学考试教材,做一本普及性的教材,“最初我提出,仅仅写普及性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要做就写一本有特色的。”但这个计划在1980年代末耽搁下来,直到1992年之后才重新写这本文学史,1996年出版,“第二版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重新修改,是一个新版本,从这本文学史可显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他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并把古代和现代文学完整看待。”

骆玉明教授说:“章先生是在文史研究领域最有天赋的人,但在研究时,却用了最愚笨的办法。”因为他更重视实证,从不会偷工减料或者想当然。

既然说到他山之石,那么不如八卦国外更早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现知最早的英文所著之中国文学史,为英国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于1901年所撰,早于中国人林传甲于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所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尽管《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合著,但在17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120万字是由章培恒独撰或合撰定稿,其余部分也经由他修改。

章先生从事关于文学史的实证研究是从1957年撰写《洪昇年谱》开始的,这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年轻时的章先生偶然对清代戏曲家洪昇产生了兴趣,但是查阅资料却发现,关于洪昇生平事迹的资料极少。章先生于是决心以洪昇为研究对象,厘清其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以上,其实是欧老师“中国文学史”课程导论部分的后半段,在前半段中,欧老师已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要处理的问题”等等,先行探讨了文学史的前提。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理解欧老师授文学史之逻辑与方式——不分析文本,不探讨思想,也不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因为这些都不是文学史的任务。分析文本的是文学批评,探讨思想的是思想史,归纳普遍规律的,则是文学理论。关于这些科目,有相应课程具体阐释,当然,欧老师友情列出私人书单,仅供参考:

为此,他先赴洪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掌握了洪昇佚作等新材料;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昇作品集……先后查阅了四百多种文集及相关资料。经过大量的史料工作,五历寒暑,章培恒先生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 7.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在六种文学发生学原理中,有一种叫做“自我表现说”,厨川此书,吸收了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理论,提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译者为鲁迅,译出后,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 8.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奥威尔在此文中归纳了写作者的行为动机:纯粹的自大,对美学有所要求,历史的冲动,政治的固定等。)
  • 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 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 1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著名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文系又一必读书目。)

这部书稿尘封了17年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其“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继《洪昇年谱》之后,章先生还做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实证性研究,出版了诸多重要著作,其中《献疑集》荣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把学生追问得满身大汗的严师

章先生对学生的严格几乎是尽人皆知。“每次我们上课或者是和先生讨论问题,常常会被先生追问得满头大汗,连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章培恒先生的弟子,现在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郑利华教授回忆起求学章先生的经历,仍然满是敬畏之情:“我们和他讨论问题时,不能随便说‘我觉得……’,一切的观点都必须有根有据。”

章先生的弟子卢先生2000年开始跟随章先生攻读博士,他回忆师徒的首次见面:“他劈头盖脸就问,你既然研究文学,能不能说一下什么是文学?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我试着说了一下经典教材上的答案,看他不满意,又开始换说法,一共换了四五个答案。不想,章先生的表情越来越严峻,他打断我说,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想知道你对自己将要研究的东西的看法。但你现在东拉西扯,逻辑混乱,全无主见,满足于各种理论的生吞活剥,这样做学问,怎么能成功?我当时就被说得冷汗直冒。”

曾经是章先生的弟子,现在是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的陈正宏说:“现在流行‘让学生做项目,老师拿经费’,这在章先生那里不可能发生。”因为每个课题,章先生基本上都会自己思考一遍,甚至做一遍,然后再让学生做,随后章先生再修改或是和学生讨论,因为他希望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即便是做国家重大课题《全明诗》搜集编注时,章先生也是如此。

章先生的学生入门第一件事是读线装《史记》原著,为《史记》断句,标注符号。与学生研讨中,他会翻到一章让学生读,如果读不对就一直读下去,读到对为止。还有一门必修课是读马克思《神圣家族》,陈正宏教授说:“章先生是老党员,特别推崇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充满了逻辑性,尤以《神圣家族》最好,因此他的学生都必须读这本书,从中领略逻辑之美。” (记者:姜澎)

学生眼中可爱的怪老头

章先生在工作中很严厉,但在生活中对学生却很关心。在古籍所,他几乎每年都会给学生上大课,像他这样的大牌教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很喜欢请学生吃饭,和学生交流,也爱和学生谈论所经历过的趣闻轶事;学生喝酒时,他就拿个瓶盖装一点点酒放在面前,说:“年轻时爱喝酒,现在身体不好了,只能在酒虫动了的时候,闻一闻。”

学生都知道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每次他请学术名家来作报告时,总是听着听着就闭上眼睛,许久不动,完全睡着了的样子。“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时,我们都大为惊讶,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可以睡觉呢!”结果发现,每次这些大佬们作完报告,章先生都会概述其演讲内容,而且逻辑清晰、重点突出。

章先生最喜欢李白的作品,喜欢李白作品中那种有血性的性情。而他自己年过70,那种刚烈的性格一点也没有变,对看不惯的事总直言不讳,不过有时候批评完了,如果太严厉了,也会很懊恼地说:“哎,我就是这样太任性了,太任性了。”

有一次,他在一次会议上谈起《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忍不住说:“现在那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出来的论文简直没几篇可以看!”说起现在的大学,他也多次批评:“现在有的大学老师,如果无法回答学生的提问,好一点的,就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不好的老师就跟你胡扯一气,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跟着胡扯。”他的批评有时甚至让人下不了台,也因此遭受非议。但这就是章先生,世俗的繁文缛节在他的眼中,是避之惟恐不及的。

在古籍所里流传着很多的经典段子,有传说他每年过年都要东藏西躲,找个清静之地写东西,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应付那些前来拜年的人。即便是生病时,他也不愿意很多人来看望他,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他的学生说:“现在流行给导师送礼,在章先生的门下,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年春节临近,他的三个已经工作了的学生看到章先生的毛背心旧了,就合买了一件新的毛背心。但章先生坚决不收,说:“我怎么可以收学生的东西。”后来,学生在放假前一天,偷偷把毛衣放到他的办公室里,没想到第二年开春上课,章先生见到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学生把背心退掉。

在古籍所的这些年,章先生都是以所为家,以学问为家,学生就如同他的孩子。他平时很少回家,家里电话多半没人接,甚至连大年三十都在所里工作。“真正做到以学问为自己的栖息之所,这不是人人都能够达到的境界。”

雨夜里,穿着白袜跟在老师身后去了

记忆中的章先生说话呱啦松脆,语速快而犀利,他对鲁迅的感情,还常常使人感到他是“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这一切也许与他是绍兴人有关,喜欢喝酒,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自从他不断地生病住院,身边的学生和朋友们都自觉寂寞不少,好在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已告出版。

主编,主编,切勿主而不编

“章培恒先生十多年前被查出患前列腺癌后,几进几出医院。3个星期前他再次住进华山医院。5日上午,章先生意识清醒时重申了遗嘱,强调不开追悼会,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6日下午章先生进入弥留状态,至7日凌晨去世。”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回忆了章培恒先生最后的一段日子,章培恒重病期间从未停止工作,除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外,他与陈思和在《复旦学报》上,就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和古今文学流变等问题,以专栏形式展开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讨论,今年第三期还发表章先生与学生共同撰写的论文《<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当前,社会上流行着“主编,主编,主而不编”的顺口溜。但章先生治学编书,却始终秉持着对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有丝毫马虎的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回忆了章培恒教授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的一个细节。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王水照教授,向他借阅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关于唐诗考论的书,为的是搞清楚李白的《静夜思》中究竟是“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看月光”,究竟是“举头望明月”还是“举头望山月”。原来,森濑寿三对李白的《静夜思》一诗有非常清楚的考证,章先生在论及此诗时不忘找到原始出处。

敢于坚持与流行观点大相径庭的主见章培恒学术贡献奖的价值,还鲜明地体现在对影响甚大的流行观点的纠偏上。20多年前他撰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据说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有人泼他冷水说,“你说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姚雪垠可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地位很高,而金庸的小说可不入流!”但章培恒坚持认为:“一个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娱人可以有不同的层次,觉得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

章培恒对昆曲的传承也有着与流行观点大相径庭的主见。当下,昆曲创新改革之风甚健,一些创新实验剧目遍地开花。对此,章培恒颇不以为然。据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回忆,她曾与章培恒就昆曲的创新问题进行过一次深入的长谈。章培恒先生坚持认为包括昆曲在内的一些古代文化是不能随便改的,“因为,昆曲是靠人传的,你东改西改,改到后来昆曲真正的传统就没有了……汤显祖明清两代就出了这么一个,现代人的教养跟汤显祖那时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填得出比他们漂亮的词?”

直言不讳,不喜欢繁文缛节

章培恒一生景仰鲁迅先生,有人甚至觉得他的性格也颇有些类似于鲁迅,爱憎分明,直言不讳。文革时,他因执拗的脾气而受牵连,但直到他去世,刚烈的性格一直没有变。

章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喜欢繁文缛节,但他对待自己的恩师却是另外一种做法。中文系已故教授许道明先生在回忆章培恒和他的恩师蒋天枢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蒋天枢先生的高足章培恒教授算来已是当今沪上学术大腕了。一天,章先生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间完事后,他照例陪送老师回家。途中来了一场大雨,车到宿舍大门,遍地清湿,而蒋先生脚上套的却是家常的布鞋。学生背老师,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议,自然被蒋先生坚拒。那年章先生的年岁好像也已直逼花甲,安全第一嘛,弄不好两个老头,一老一小跌成一团,终究不是好玩的。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松爽地进了大门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黑夜里穿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的身后。”这种老派师生间的关系,在现在确乎已经失传了。 (记者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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